“祖國母親”與“爹親娘親不如共產黨親”

“祖國母親”具體可感，這一隱喻因而被廣泛傳播和接受。但從歷史來看，這種人格化的、女性化的“祖國母親”隱喻，其出現的時間並不悠久，最多只能追溯到近代。實際上，在漢語中，現代意義上的“祖國”這個詞語是在二十世紀初才出現的。在之前的漢語文獻中，“祖國”只代指“ 祖先以來所居之地”。據考證，中國人稱呼自己的國家為“祖國”應該是從清末的一批留日華人開始的。鄒容1903年初在日本所作的《革命軍》中多次使用“祖國”一詞。秋瑾也有“頭顱肯使閒中老，祖國寧甘劫後灰”的詩句（《柬某君》）。梁啓超則在新舊兩種意義上使用“祖國”一詞，在1902年所著的《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中，梁啓超稱“吾祖國前途有一大問題”。在1905年的《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中，梁啓超也使用了“祖國”一詞。實際上， “祖國”一詞在二十世紀之後的中國才逐漸成為現代國民國家的代稱，這當中應該經過了日語的中介。

 “祖國母親”的隱喻通過文學和藝術傳播渠道，形成了一個以“祖國母親”為核心意象的抒情話語網絡，其影響也從文學領域擴散至政治社會領域。1949年以後，隨着新中國的建立， “祖國母親”的隱喻得到進一步的強化，直到今天，它已然是我們語彙中的一種“超穩定結構”。

布萊克（Black）認為，一個隱喻包含兩個主體：即喻體和本體，或稱為目標域（target domain）和始源域（source domain）。隱喻意義的產生是本體和喻體之間交互作用的結果，這一交互通過映射（map onto）的方式進行。“映射”可以通過“是”或“像”等語法和修辭手段喚起 “本體”和“喻體”之間的相似性。“祖國母親”實際上包含了“祖國是母親”和“祖國像母親”兩種意象關聯。這兩種關聯就建立在對本體和喻體的“相似性”的喚起、建構和強化上。

作為喻體，“母親”有多種形象和內涵，她既是偉大的，堅強的，有時又是柔弱的、悲傷的。歷史地來看，“祖國母親”的隱喻在所包含的形象與角色與“母親”的內涵十分相似。

1949年以後，中國迎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政權，“祖國母親”的受難形象開始被新的形象所代替。“苦難的母親”的喻體轉變成為“新生的母親”、“強大的母親”喻體。如冰心在《祖國母親的心》一文中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的河山被開發了，和煦的東風吹拂着，遍地進散着新土的芬芳，嶄新的社會主義建設，正在飛躍發展，我們多麼需要更多的勞動雙手呵！”

共產黨認準了這一點，凡是需要全中國人服從的大事件，都是以“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方式緊急動員民眾。 “爹親娘親不如共產黨親” ，行動的指南是“黨指向哪裡，就打到哪裡”。政府救災，人民說的是“感謝黨和政府” ，先謝“黨” ，後謝“政府”軍隊的口號是“黨指揮槍”。

《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創作於1966年，由劫夫作曲。

1966年3月，河北邢臺發生地震，劫夫在報上得知消息後，主動申請到災區，期間共創作了19首歌曲，其中一首便是根據邢臺民謠譜寫的《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該曲在文革前期得到了廣泛地傳唱。不過，1971年因曲作者劫夫涉嫌與“林彪反革命集團”有牽連，其歌曲被停播、停唱。

1971年10月20日，紅歌《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作者劫夫和妻子張洛因涉嫌與林彪集團有牽連，被關進了“學習班”，實行隔離審查，同時劫夫的歌曲被停播、停唱。在“學習班”，劫夫待了五年，1976年12月17日突發心臟病去世。1981年，劫夫的歌曲才被解禁。

李劫夫是誰？由於年代，也許，你已不知道他是誰。

但，你應該聽過《我們走在大路上》這首歌，或許還知道《革命人永遠是年輕》那支歌；並且，幾乎可以肯定，你在戴紅領巾的那陣，必然唱過“牛兒還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卻不知道哪兒去了……”而，這首被傳唱了大半個世紀、並至今不衰的哀婉動人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其作曲者，就是劫夫——李劫夫。

至於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大批膾炙人口流唱甚廣的歌曲，如《我們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遠是年輕》、《一代一代往下傳》、《蝶戀花》、《沁園春·雪》、《哈瓦拉的孩子》等，也都是李劫夫的傑作。

劫夫是一個非常勤奮的音樂創作家。從他在抗日根據地開始創作歌曲時起，一生中，他一個人竟寫就兩千多首歌；其中，有相當部分，被人傳唱不衰。

“文革”中，劫夫的創作，更是進入一個特別的時代：因那個時代的需要，他為毛澤東公開發表的所有詩詞，都譜了曲，讓毛澤東的詩詞，成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還為那些散不成詞、律不成韻的《毛澤東語錄》，寫下了大量的所謂“語錄歌”，並被廣為傳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