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2-23

资料图片：“我也是”运动成为2018年2月美国纽约时装周的一个主题 （美联社）

一年一度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又要到了，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今天我们开始播出妇幼论坛三八国际妇女节特别节目，分为上下两集。这一期播出的上集，将关注中国女性遭受性骚扰却被政府审查噤声，以及最近美国发生的反对性骚扰的#MeToo“我也是”运动对中国女权运动的影响。

今年一月份，妇幼论坛曾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女博士罗茜茜在微博上实名举报该校副教授陈小武持续性骚扰多名女学生作了报道。北航官方后来发表处理通报，宣布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属实，陈小武被开除。

这是继去年美国好莱坞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多名女星的新闻曝光后，中国首宗引发广泛响应的#MeToo“我也是”行动。北航事件之后，又有其它高校大学生公开举报遭到教师性骚扰的事件，部分高校的学生还发布联名信，呼吁尽快建立性骚扰防御机制。置身于这场反性骚扰运动的中国女权活动人士，把自己称为“打破沉默者”，她们在网上发请愿书，呼吁调查性骚扰。

但是，尽管受到美国“我也是”反性骚扰运动的影响，有更多的中国女性开始站出来讲出“我也是”，但在中国，女性反性骚扰的道路仍然漫长而艰辛。与美国风起云涌的# MeToo“我也是”运动相比，要在中国组织一场影响深远的“我也是”运动，困难重重，因为中国女性不仅要面对男性主导的文化，还要面对执政的共产党本身。

美国纽约时报驻京记者赫海威最近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政府显然担心社会动荡，他们正在试图阻碍这项运动，禁止人们在社交媒体上使用诸如“反性骚扰”这样的词语，还删除了呼吁更多保护女性的网上请愿书。官员们警告一些活动人士不要公开发声，并暗示如果她们坚持那样做的话，她们可能会被视为与外国势力勾结的叛国者。

纽约时报的报道援引24岁的广州女权人士张累累的话说，“这么多真诚又恳切的声音被噤言，”她在大学生中帮助分发了数十份请愿书。

纽约时报的报道称，这项运动正在考验中国政府的容忍度。中国政府不许国内发生公民主导的运动，在促进妇女权益方面记录不佳，而且控制着所有的新闻媒体。虽然美国媒体的调查性报道点燃了美国的“我也是”运动，但在中国，女性只能在网上直接讲述她们的故事。

在北京的原中国妇女报总编辑谢丽华女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性骚扰在中国，其实是对妇女整体利益的忽视，她说：“现在中国妇女的诉求和侵害等权益问题，总体上被忽略。（政府）眼光不在这儿，都觉得这个事不是大问题。我认为，性骚扰倒也不是敏感问题，但却如同对待过去的家庭暴力一样，认为是小俩口打架不记仇，还有什么清官难断家务事之类的，都是对妇女面临问题的忽略。政府就不觉得性骚扰是对妇女侵害的大问题，顶多是大家议论议论。举个例子，原来中国公益律师，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郭建梅她们做职场性骚扰的案例，就特别难做下去。不是说敏感，而是不把妇女的事当作一个事。我觉得，普遍来说，就是把妇女的脚都裹起来，人们觉得社会就认可这种事。又比如过去的一夫多妻，也不觉得是个什么大事情，再演变到婚内的暴力甚至强奸，特别忽略妇女权益。对妇女的性骚扰，大家都觉得是个丑事，女孩子受到性骚扰也觉得自己没脸见人，无法启齿，说出来后反而人家说你不正经，觉得你有问题，别人才来骚扰你。”

谢丽华女士说，她小时候上学时，同学们都会去挤公共汽车，尤其夏天的时候，性骚扰现象在公交车上非常普遍：“在公共汽车拥挤的时候，男人就对女孩子进行那些非常恶劣的行动。我有一个同学，从外面回来后，裙子后面就湿了一片。这样的事发生了，女孩子还不敢说，而且也不好意思说。即使和家长说了，家长也只能说，离他们远一点，而不把这种事当作权益受侵害而讲出去。所以性骚扰在中国可能很普遍，中国如果有一个‘我也是’这样的运动的话，可以说女孩子从小一直长到大，被性骚扰的比例真是相当高。”

谢丽华女士说，有一次和朋友们聚在一起，大家就讲到自己作为一个女孩子从小被忽略，以及受到不公平待遇和不平等的现象，她说：“几乎每个人都能讲出这种故事来，包括性别歧视，在自己作为一个女人身上的体现。但是，有了觉悟的时候你觉得是个故事，还能够去讲；没有这个觉悟的时候，可能就怀疑是不是人人都这样？就像在家里遭受了家庭暴力之后回到娘家，娘家也只能说，唉，认命吧，没有哪家不这样，哪儿有勺子不碰锅沿的呀，对性骚扰的看法也是一样。”

谢丽华女士表示，甚至包括她们这些妇女界的人士，对家庭暴力的认识，也还是在90年代北京世妇会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被提出来。她说：“我们妇女界那时都不觉得是家庭暴力，好像觉得特别严重的才是家庭暴力。国外对家庭暴力的定义包括语言的暴力，冷暴力和婚内强奸等等，但在中国，连女性都会觉得这有点小题大做，算不上什么大事。现在能够把性骚扰问题提出来，很有意思。”

谢丽华女士指出，让人深思的是，对妇女的性骚扰和家庭暴力而在中国引发相关运动，或者开始受到人们重视，都是由美国人率先曝光的。她举例说：“当年教英语的老师李扬和许多中国男人一样，也是家庭暴力的施暴者，但因为妻子是美国人而被率先曝光。前一段北航原女博士罗茜茜，她也是到了美国以后，才实名举报在国内遭受导师性骚扰。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人，能够勇敢站出来说，这是挺难的。因为罗茜茜站出来了，其他人也站出来跟着说，但能够暴露名字的却很少，特别是已经工作、成了家的妇女，就更不愿意说了，说也只能隐姓埋名。我不知道这个过程能有多长，家庭暴力从开始说到立法，差不多有近20年了。前一段湖北的一个妇女在医院里被丈夫当众踢打，下跪而引起公愤。这种事过去可能都没有人管，觉得是人家的事。现在人们拍成视频，许多人声援这个女子，后来这个女子有勇气提出离婚，妇联和司法机关也介入。”

谢丽华女士认为，中国有句俗话叫家丑不可外扬，这其中有小家的，有单位的，再上升为国家的，都认为这样的事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不愿意家丑外扬，这是性骚扰问题遭到忽视的关键。

在谢丽华女士看来，尽管北航罗茜茜的实名举报对高校性骚扰的曝光有很大影响，但对文艺界不会有大的触动，因为文艺界有其自己的潜规则。她说: “文艺界不叫性骚扰，而叫潜规则。就是有规则，也有潜规则，都几乎成了正常现象。这次在高校里反性骚扰，影响大一些，教委还发了对教师资格认定的通知，这对教授和导师们，还是有触动。美国好莱坞的演员们能够把好莱坞著名的大导演拉下马，但在中国要达到这一步，难度还是非常大。我们这里的潜规则还包括女性为了得到一些什么，还是愿意被潜规则，因为不这样做不行，所以大家觉得还是别去搅那个浑水。”谢丽华女士强调说，在中国，你若想成名，一定是会有潜规则跟着你的，大家觉得这样的事情挺普遍，不会觉得是触犯法律的严重问题，这与整个妇女地位有关。”

谢丽华女士说, 现在中国社会矛盾重重，性骚扰问题要是被政府排顺序的话，是排在后边的。比如现在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贫富差距，城乡差别，流动人口，经济上的问题等，被看得更重；而女性遭受家暴，遭受性骚扰以及女童被性侵等问题，都被排在后面。她说，只有把这个事情当成人权问题，才会高度重视起来，但我们现在没有把这个问题当成人权问题。她说：“过去我们中国妇女报有一个女性权益与人权的版面，后来也不让提了。其实性骚扰在中国是很严重的事情，如果不提到人权这么一个高度的话，性骚扰等问题就只能是小问题，或根本不是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提到人权的高度，性骚扰问题才能往前排。”

纽约时报的报道援引30岁的黄雪琴 (Sophia Huang Xueqin) 的话说，“‘我也是’运动为我们所有的人敲响了警钟，”她是中国南方的一名记者，创办了一个举报性骚扰的社交媒体平台。她说，“作为个体，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站出来。但团结起来，我们的力量就大了。”黄雪琴说，她受到一名上司骚扰后，在几年前辞去她在一家全国性新闻机构的工作。她说，许多女性不好意思公开说出自己的遭遇，因为觉得那是丢脸的事情。她说，“感觉就像是我们仍生活在传统的时代，女人应该待在家里相夫教子。”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我也是”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女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生罗茜茜的故事激励了许多人，一些人把她的故事描述为中国反性骚扰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但目前居住在美国的罗茜茜说，为了避免遭到中国政府的抵制，这项运动需要“温和、小心”，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因为“只有这样，中国的反性骚扰运动才能得以生存、发展，”

而女权活动人士认为，改变公众对性骚扰的态度，可能要花几十年的时间。在中国的许多公司里，女性的工资低于男性，女性常被当助手使用。男同事把女同事变为情人、公开评论女同事长相的事儿时有发生。纽约时报援引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心理学教授张妙清的话说，许多女性不举报性骚扰，因为中国文化教她们要尊重等级制度。“中国文化不鼓励人们对上级发表不同意见，”张妙清说，“如果不改变公众的态度，很难有对性别平等的真正支持。”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中国政府似乎已对越来越多的妇女公开指控性骚扰感到不安。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专门研究女权问题的夏明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就此谈了他的看法，他说，中国政府在性骚扰问题上的态度非常有意思。不能说中国政府没有管性骚扰，其实也会管，而且管得出奇地过分，比如说就像严打：“80年代严打是针对脱衣舞，谈恋爱，都可以定为流氓罪，或者伤害妇女罪，有婚前性生活可以定为强奸妇女罪等等，甚至枪毙。可以说，中国政府作了很多不该做的过分的事情。它把这些东西政治化道德化，看成是所谓共产主义国家的道德所不能容忍的，这是中共政权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不喜欢中国妇女自己组织起来发起运动，将女权运动变成社会运动，来自发和能动地推动社会进步，中共对这种公民运动、公民文化和公民社会是恨之入骨的。”

夏明教授说，这也是为什么女权运动五姐妹要在三年前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号召提升人们的女权意识，因为她们已经认识到性骚扰在中国的普遍性和危害。而这也是中共为什么非常反感，一定要打压女权五姐妹的一个根本原因，这是由中共政权的本质所决定。

夏明教授认为，其实中国的政权就是一群男人寡头核心，独裁一切权力，这决定了它不可能容忍女权运动的出现：“然后，中共把女性所有的灾难嫁祸于所谓的流氓地痞混混身上。流氓地痞混混的确可能对妇女造成伤害，但这种伤害，远较在办公室里，大学里，在国家机关里，比如中央政治局委员对央视女主播的伤害，导师对博士生的伤害，红黄蓝幼儿园对幼童的伤害更为严重，这些伤害是真正致命的癌症，会形成整个道德体系的崩溃和价值观的混乱，使小孩子从小就觉得，有权就可以做一切。这是中国的怪现状。”

在许多法律专家看来，中国有关强奸和性骚扰的法律很模糊，而且取证困难，法院常常不做出支持起诉雇主的女性的判决。雇主也很少对投诉进行调查，或采取有意义的惩罚措施,很多受害者选择保持沉默。对此，夏明教授评论说： “的确，性骚扰取证不容易，但如果能创造出一个比较公正的环境，让女性可以公开谈论性骚扰。就可以帮助女性提高她们对性骚扰的敏感度，可以更好地去捍卫自己的权利。这也是美国MeToo运动的核心实质。”

纽约时报的报道透露，中国的审查机构最近删除了一份网上请愿书，请愿书要求北京大学开设有关不当行为的讨论班，成立委员会调查权力滥用的举报。此外，一家主要社交媒体平台也在间断性地屏蔽“我也是中国版”(MeToo China)标签的使用。为避开审查，中国的学生们已在尝试使用不同的短语来谴责性骚扰和性攻击。但纽约时报援引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生肖美丽（音）的话说，该校教授已对一些活动人士发出警告，说她们可能被视为是在帮助“国外敌对势力”。一些倡导者担心，如果这场运动的规模变得更大，可能会受到更多来自政府的反对，就如同2015年的三八节，女权五姐妹因为试图在公交车上散发有关反对性骚扰的传单，而被北京警方拘留，北京的妇女法律援助中心也被关闭。

为了帮助更多的性骚扰受害者，今年2月1日，中国有十个省份的十三名律师成立了反性骚扰志愿律师团，承诺为在校园、职场等遭受性骚扰的受害者提供法律咨询和个案支持，帮助受害者维护权利；为高校及用人单位建立反性骚扰机制提供法律建议，协助举办反性骚扰讲座或培训，普及反性骚扰的知识和法律；设立专门邮箱接受法律咨询，严格为咨询者保密，并在收到咨询后尽快予以回复。

武汉的黄思敏律师是这13位律师之一，我们有幸对她进行了电话采访，她表示：“我们很支持对反性骚扰有一些更加详细的规定，以帮助人们来识别性骚扰，以及推广如何防御性骚扰，也希望大家都能提高男女平等的意识。”

当被问到中国有关性骚扰的法律是否模糊不清？黄思敏律师说： “全社会开始关注性骚扰的话题，现在虽然还没有关于性骚扰的专门法律和规范，但相信以后会逐渐健全起来。随着大家的讨论，也会出现一些提案，但这不是一时半会的事。”

黄律师希望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能够积极参与其中，提高法律意识，提高对性骚扰的识别能力。她说，东方观念比较保守，人们也没有办法公开谈论自己在性方面的遭遇，且通常会被认为是个人隐私，这也是中国妇女权利发展的障碍。她建议：“我们可以通过对一些个案的讨论，包括诉讼，希望能有一些发展和深化。最根本的在于妇女本身认识的提高，如果妇女自己都不知道性骚扰是什么，或者妇女遭受歧视和不平等的对待，是可以用其它借口来解释的，那么相关的反性骚扰的工作就非常难以开展。”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思敏律师表示，开展公众教育比立法更重要：“因为有些性骚扰个案的发生，其实都是在比较隐蔽的状态下，难以公开谈论。很多受害人多年前受到侵害，但从未有机会来倾诉，讨论或者报案求助。”

目前，全球女性反性侵意识进一步觉醒，越来越多性骚扰受害女性开始勇敢说出自己的遭遇。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菲姆齐莱·姆兰博-努卡不久前公开表示，她希望更多有类似经历的女性勇敢站出来，也希望更多男性不再对性骚扰行为“保持沉默”。

这位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还特别提到职场性骚扰问题，认为这一问题需尽快从公司政策及法律层面加以解决。

下次节目我们将播出三八国际妇女节特别节目的下集，就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中国妇女地位排名世界倒数，以及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后女性的地位和权益等诸多问题进行探讨。欢迎您届时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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