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06 RFA
余杰新书《卑贱的中国人》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
--圣经
我到台湾访问时，杂文家柏杨已经去世，我无缘与他见面并向他表示感谢——他的作品是我少年时代精神啓蒙的引信。
若要列举中学时代对我的价值观的形成最具影响力的书，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必定是不能漏掉的一本。在八十年代末喧嚣与骚动的中国，那本印刷和装帧极为粗糙、或许是盗版的《丑陋的中国人》，跟苏晓康的《河殇》、何博传的《山坳上的中国》、刘晓波的《审美与人的自由》、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等书一起，并排放在我的枕边，时时加以翻閲。这些书点燃了我对自由和正义的渴望。柏杨说：「中国人，是一个迷失在浓厚酱缸裡的族群，需要警醒。」他描述的中国人的种种丑陋面，都在我身边真切发生。「丑陋的中国人」是二十世纪末的“知识人”在沉痛反省之后，向自己民族所发出的一记刺耳警钟。
在没有网路的时代，我历尽艰辛，找到所有柏杨在中国出版的著作。如果少年时代没有读过柏杨那嬉笑怒骂、汪洋咨肆的杂文，我或许不会那么早从中共的爱国主义洗脑教育中挣脱出来。前辈作家王鼎钧评论说，柏杨本是小说家，首创以长篇小说的手笔写杂文，塑造中心人物，组织边缘情结，使“乱臣贼子惧”而有娱乐效果。从十五岁起，我从刻意模仿柏杨的杂文写法，迈出了文字生涯的第一步。
没有在柏杨生前与之见面，是我的一大遗憾。如何弥补未能与柏杨“同游”的遗憾呢？我去了台南的柏杨文学馆，也去了绿岛人权园区中当年的监舍“绿洲山庄”。我步入柏杨坐过的那间牢房，炎热的六月，火烧岛真如火烧。我在绿岛人权纪念碑上看到了柏杨手书的那句痛彻肺腑的话：“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她们被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
于我而言，向柏杨致敬，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做：写一本跟《丑陋的中国人》相媲美、 甚至超过它的书。从下笔第一篇文章，到结束最后一篇文章，中间横亘著十九年时间，这本书，就是《卑贱的中国人》。
中国人，你为何“自愿为奴”？
一九八四年，柏杨受邀访问美国，在爱荷华大学演讲〈丑陋的中国人〉，批判中国人的「葬、乱、吵」、「窝裡斗」以及「不能团结」等，归结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 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癒」。访美的最后一站是纽约，当他再一次把中国传统文化形容为“酱缸”时，一名听众提出不同看法：“世界各国到处都有唐人街，中国人应该感到骄傲！”柏杨回答说：“唐人街不但不是中国人的骄傲，而是中国人的羞耻，看它的葬、乱、吵，和中国人对自己中国人的迫害与压榨，实在是应该自顾形惭。”次年八月，《丑陋的中国人》由台北林白出版社出版，一时洛阳纸贵。紧接著，大陆版、韩文版、日文版、英文版纷纷问世。此后十多年，关于此书风波不断，柏杨由此成为华人世界第一代“公共知识份子”。
“丑陋的中国人”这一富于刺激性的说法，在海峡两岸和海外华人社会同步引发自五四时期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之后又一轮民族性反省的高潮。八十年代后期，这本书在中国引起的轰动比在台湾还要大，那时正是中国思想解放的黄金时代，柏杨这位外来者不经意间成了点火者。在我的中学时期，柏杨是中国读书人心目中的“文化英雄”，“有井水处必有柏杨”，连中学语文老师都拿柏杨的文章来当范文。
柏杨行文江河万里、 逸兴揣飞，《丑陋的中国人》不是严谨的学术论著，柏杨本人并未对“丑陋”作出具体的定义。学者姚立民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病症——酱缸》一文中，梳理出“酱缸文化”的若干表现：对权势的崇拜狂；自私与不合作；淡漠、冷酷、猜忌、残忍；文字欺诈；对僵尸的迷恋和肤浅虚骄等方面。其实，在我看来，中国人的“劣根性”，已非“丑陋”一词所能形容，更准确的概括应当是“卑贱”。如果说柏杨在国民党统治的台湾看到了“丑陋”，那么我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则看到了“卑贱”——跟“卑”有关的词语有卑劣、卑鄙、卑微、卑下等，但都没有“卑贱”的含义那么丰富和深刻，它背后有一种自我作践并自我炫燿的“自愿爲奴”心态。
生活在十六世纪、三十三岁即英年早逝的法国学者波埃西，在学生时代完成的习作《论自愿爲奴》，意想不到地成为最早讨论权力如何异化人性的杰作。在这本书中，作者只想弄明白这个问题：为什麽会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城镇、那么多民族，有时候竟能够忍受一个独夫暴君的为所欲为？亿万民众，何以低著脑袋，戴著枷锁，奴隶般地屈从？他的结论是：是人民自我奴化，自割脖子。“他们可以选择做臣民，也可以选择做自由人；他们可以拒绝自由，戴上枷锁，认同其不幸，或者继续其不幸。”波埃西进而揭示了暴政的构成及其运行的奥秘：独裁者高高在上，他手下有五六个心腹，这些人手下还有五六百个下属，然后有五六千个爪牙，一直往下形成一张巨网，所有人都被网罗在其中。
每个国家，都会有“自愿为奴”的群体或时代。但惟有在中国，“自愿爲奴”者的比例接近百分之百，暴政延续的时间也最长——许多曾遭中国嘲笑的、茹毛饮血的“落后国家”，如今都已争取到民主自由，只有中国仍被冰冻在前现代的“秦制”之中。“自愿为奴”者的最大的人格特徵和精神症候就是“卑贱”，从义和团到红卫兵再到“小粉红”，从冯玉祥到周恩来再到温家宝，此类自以为聪明的奴才，满坑满谷、 数不胜数。我想，或许我可以写一本《卑贱的中国人》？
真正完成《卑贱的中国人》这本书，非得要等我逃离中国之后。或许，只有身处异国他乡，才能具备观察和批判中国人“卑贱”特质的距离感，不再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换言之，惟有逃离酱缸，才能发现酱缸中蛆虫般的人生是何等不幸。
蛆虫们从不仰望星空。先后两任中共 外交部长，都以“卑贱”爲美、以“卑贱”爲荣。唐家璇说：“如果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光荣正确，那为什么十四亿生命愿意投胎到中国来？”李肇星说：“你是一个中国公民，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光荣的？”无疑，这类人物就是我在书中要猛烈批判的对象。
中土已无“知识人”，举世同唱“和谐歌”
“卑贱”人格由太监文化、优孟文化和流氓文化三者合力形 塑而成。我在此处所谓的“卑贱”，不是指社会身份和经济地位上的卑贱，而是指精神和人格层面的卑贱。底层社会和边缘游民当然有卑贱的一面：我不会像动辄“自我感动”的左派人士那样，用“政治正确”的原料塑造“穷人高尚”的谎言；反之，我从加尔文神学的精髓“人的全然败坏”出发，发现穷人与富豪和权贵一样，都是全然败坏的罪人。穷不会让穷人变得更善良、更纯洁。电影《盲井》中的故事不断地在现实生活中上演：有农民工花钱买来智障少年，假装是自己的弟弟，将其带入矿井深处谋杀，然后向矿主讹诈赔偿费。这已然发展爲一条生财之道。矿工之“心黑”，与煤老板之“心黑”相比，似乎毫不逊色，人心之“黑”比煤炭的颜色更“黑”。
在本书中，我的重点不是讨论底层社会“黑恶化”的趋势，作家廖亦武在其《底层访谈录》中早已提供了无数鲜活的素材；我将着力于梳理中国“知识人”精神与人格沉沦的脉络。顾炎武说，士之无耻，可谓国耻。晚明时士大夫的心灵溃败，跟今日中国“知识人”的卖身求荣何其相似！今天的中国，如同欧威尔 笔下的“动物农庄”，如同老舍笔下的“猫城”，如同宋泽莱笔下的“血色蝙蝠降临的城市”，是非、善恶、正邪，完全颠倒。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人，活得无比艰难；卑贱者偏偏如鱼得水、 飞黄腾达。
史学大师余英时提出 “知识人”这一概念，“知识人”是文明的守护者，是卑贱者的天敌。余英时倡导将“知识分子”一律换为“知识人”，“过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坏分子，什么都在里头。我要恢复人的尊严”。由此，他提出了对“知识人”的全新定义：“中国知识人在自己的专业之外，还必须发挥公共知识人的批判精神，不为‘势’或‘钱’所屈服。”以此衡量，当下之中国，谁符合“知识人”之 标凖？
当今中国，窃取“知识人”之 冠冕的，偏偏是那些卑贱者。倡导“新权威主义”的学者萧功秦，先捧薄熙来的臭脚，然后向习近平三跪九叩，梦寐以求“被御用”而不得，宛如失恋者一般哀怨；号称“中国站起来了”的作家摩罗，早已忘记自己曾以“耻辱者”自居，摇身一变成为向希特勒举手致敬的纳粹分子，得到官家赏赐的研究员职称；《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苦口婆心地劝诫人民要理解和容忍腐败这一“普遍现象”，自己却因公款旅游而遭到主管单位《人民日报》通报批评，并在民间自发评比的“人渣榜”上名列榜首；百岁老人杨绦去世，她留下的文章可以熬成一大锅让文青们食指大动的“心灵鸡汤”，长寿是中国人最高的信仰，谁敢对长寿者不敬呢？这些人不符合余英时所说的“知识人”这个概念——他们有知识、有文化，却没有脊梁和良心。
在臭气熏天的酱缸中，岂有冰清玉洁的身体与闪闪发光的灵魂？那些以“知识人”自居的“大师”，个个与独裁者“精神同构”。首先，他们都是“大中华胶”，一说起“祖国统一”，便两眼放光、 全身颤抖。中研院院士、著名作家、名教授，统统解不开大一统之魔咒，即便实现民主化的台湾，也有陈映真、李敖、朱云汉、彭明辉、林中斌之流，欣欣然加入“中国掘起”之 “大合唱”，偏偏看不到舞台背后普罗大众的斑斑血泪，真是“不向苍生说人话，偏向强权唱颂歌”。其次，他们都有“偶像崇拜”情结，从孔夫子崇拜到毛泽东崇拜，从温家宝崇拜到习近平崇拜……第一个泡沫破灭了，就塑造第二个，乐此不疲、 永不休止。没有偶像，他们就活不下去。 谁要戳破偶像，他们就跟谁过不去——我自然成了他们的眼中钉。第三，他们又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这个心理症状早该改名爲“北京综合征”。被非法软禁并被警察殴打的艺术家艾未未，到了德国之后却大肆讚美中国是法治国家，出国才学会“爱国”；被薄熙来抓捕判刑的记者姜维平，爲参与整肃薄熙来的习近平而大声鼓掌，无视习近平是加强版的薄熙来的事实，进而诽谤狱中的勇士刘晓波。从英雄到小丑的转换，是 何其迅捷！
中国人需要“心理革命”和“治疗文化”
《卑贱的中国人》这本书，只是迈出第一步——揭露事实、指出病症。如何医治、如何 让中国人脱离卑贱的人格和精神状态，我并没有现成药方。
德国心理学家约阿希姆•马茨在东德政权下度过大半生，后来供职于教会救济会，在政府的监视和教会的限制下，艰难地从事心理治疗工作。在蒐集了数千个病例之后，他惊讶地发现，精神疾病的患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全东德人民的生活方式已严重失常，其范围不仅囿于政治和社会领域，也波及到科研、经济、法律、艺术、教育，直至人际交往、日常文化等各个社会层面，更重要的是对个体心理结构也产生了影响。”他又发现，造成民众精神疾病的罪魁祸首，乃是专制体制本身：“长期的纪律教育、宣传蛊惑以及不容任何异见的偏狭做法，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将外在的强制力转化爲内在的压抑。这一体系会长久地向个体施加影响，直至个体在心理机制上最后彻底完成自我奴化的过程，完成自我破坏的转化。”
马茨本人以“内在的流亡者”自居，他对体制有过反抗，付出了女儿失去升学机会的沉重代价。但他坦然承认自己只是作了“有限的反抗”，他愿意深入思索过去惨痛的历史，进一步认识个体的过错和责任，而不是统统推卸到替罪羊们或政府的头上。于是，他写出《情感堵塞：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一书，写作也算是一段自我疗救的过程。
马茨在分析东德官方的宣传术时指出：“党的宣传手段就是表决心献忠诚、粗鄙的政治口号、 荒谬愚蠢的政治运动，还有明目张胆的公开扯谎。所有一切的背后，其实都隐藏著一套心理战术。”这仿佛就是对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最强有力的描述。马茨指出，在党的控制和规训之下，出现了两种人：第一种是受控于这些宣传的人，简单而天真，他们整日疲于奔命，无暇顾及其他，就像动物一样，需按照主人规定的时间表得到驯养。第二种是有些不同意见的人，但在常年累月的宣传中，他们的自主性和活力会被消磨殆尽。还有一些会被政治宣传的粗俗和肤浅激怒的人，他们在理智和情绪上都出现强烈的抗拒和反感。然而，一旦表达出口，马上就会受到惩罚、羞辱和排挤，当压力持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的憎恨和愤怒便会自行慢慢消化，直到最终放弃排斥和压力以获得解脱，或者乾脆与施暴者同流合污。
对此两类人，精明的独裁政权作出了不同的定位与安排。“第一种人已习惯于服从，他们可以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地一直顺应地生存下去。第二种人经历磨难和摧残，可以说更具备接班人的条件，他们在事业上发展的领域宽广无比，无论是在党政国家机关、 国家安全部门，还是军队和经济文化高层。”如果说第一种人的特徵是愚蠢，那么第二种人的特徵就是卑贱。愚蠢者是独裁帝国的群众基础，卑贱者却能跃升至统治阶层。在中国，曾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朱鎔基，需要何其隐忍，才能重新获得党的信任，熬成国务院总理？而长期被中国主流学术界排斥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屠呦呦，在诺姲浣钡淅裆暇尤豢诟行幻蠖训朗浅鲇谀持止忠斓氖芘翱裥奶棵髅饕殉蔂懨拦恕⒃诿拦强馊沃暗幕嵫д呃畛桑从植灰赔帕Φ貭懼泄脖缁ぃ⒂蒙拾哽档难醢爸嚼窗馔拧鞍苄酢薄Ｔ诖耍蚁戎赋鏊堑谋凹徊降男睦矸治觯写芄睦硌а盗返暮罄凑咄瓿伞�
跟民主德国政权相比，中共政权更加残暴、下流和粗陋——共产主义的“东方化”，出现了中国、北韩、红色高棉这样的怪胎。未来的中国，需要有一本中文的《情感堵塞》，需要经历一场“心理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治疗文化”。因为，与制度转型相配合的，是心理和精神转型。一个公平与正义的国家，不可能靠一群卑贱者来建设完成。“卑贱”的人格和精神，构成了专制肆虐的土壤；若不破除“卑贱”的人格和精神，自由与秩序永远不会从天而降。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网编：瑞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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