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述说的是邓小平理论饱含真理，毛泽东思想充满了常识，然后简单述说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后面还会详细分析上帝之鞭的问题，以及说说道家的一些基本常识。

第一篇：邓小平理论饱含真理

真理比常识更具有普适性，说“邓小平理论饱含真理，毛泽东思想充满了常识”，不是说邓小平的能力比毛泽东强。恰恰相反，是毛主席的能力比小平同志强，邓小平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所以看得更高、更远。这个问题我说了不算，是邓小平自己说的。在《邓小平文选》里面，邓小平说有些同志把我的名字排到毛主席前面，这是不科学的，邓小平没有认为自己的能力和功绩排在毛泽东之上。

媒体指出，“不要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要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其实就是不能用毛泽东否定邓小平，也不能用邓小平否定毛泽东。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程。

中华民族的血管里，流淌着共产党、毛泽东的血液，任何的一味的肯定和否定，或者歌颂和谩骂，都解决不了问题。当然，也许有人会说，中华民族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国民党、蒋介石的血液。行，也对。所以，作为后人，我们应该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着眼未来的态度，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去制造问题。在和平时期，大家都做建设者，而不是做破坏者。

网上有陈云评价毛泽东的话，慨括起来就是：建党有份，建国有功，治国有过，文革有罪。作为共产党人评价自己的政治领袖，这个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毛泽东治国有过，陈云就没有过吗？我这么问，不是说陈云说了自己没有过，相反，邓小平代表包括陈云在内的共产党人，坦率的承认了，大跃进的错误，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错，邓小平等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有错。

其实毛泽东只是制定了大跃进的路线方针，具体的执行者是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他们的过不见得就比毛泽东小。在这里无意去讨论谁的过更大的问题，倒是有必要追溯一下，大跃进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要从头说起，一层一层的揭开谜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马上就是1950年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在百废待兴的时候，全国人民勒紧裤带，一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一边抗美援朝。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署，战争结束。朝鲜战争中，志愿军为中华民族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共产党和毛泽东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高涨，日本从此正式称呼我们为“中国”，不再称“支那”，广大海外留学人员海外华侨纷纷要求回国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

从1953年到1956年，在全党全国人民的热情参与下，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目标，全国上下都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这时候，毛泽东觉得有必要让大家来总结一下，梳理一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准备。

1956年毛泽东明确地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方针提出来，让大家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建设提意见和建议，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共产党和毛泽东满心欢喜的等着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来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同时也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然后大家再一起精诚合作，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新的高潮。但是随着大家意见和建议的深入，开始出现了一股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甚至试图颠覆社会主义的潮流，这引起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领导层的不满和警觉。之后，风向大变，说好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变成了“引蛇出洞”，这就是反右运动的由来。

反右斗争拉开了中华民族其后20余年悲壮历程的序幕，此后整个国家就在斗争的泥潭中摸索和折腾，直到邓小平上台，开启改革开放的事业。平心而论，毛泽东反右斗争扩大化固然有过，但是知识分子就没有过吗？知识分子的过就比毛泽东小吗？后来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的事业，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想也是吸取了历史的教训，为的是避免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之间一些不必要的矛盾。知识分子的问题，是本篇要着重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反右斗争后，共产党、毛泽东把整个知识阶层和民主党派边缘化，单独由共产党一党承担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此时的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都已经摩拳擦掌，只等毛主席一声令下，马上就要开始“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超英赶美”，以此证明反右斗争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这就是大跃进的历史背景。

我们事后诸葛亮，当初把大跃进、反右斗争扩大化的过都记在毛泽东头上，是非常片面的；同样的道理，把朝鲜战争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功都记在毛泽东头上，也是极其片面的。但是这就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习惯。

大跃进以后，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等人纷纷反省当时左的错误，只有毛泽东一意孤行，仍然要执行左的路线，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将所有的功和过都由毛泽东一个人承担，天塌下来毛主席一个人撑着，不关其他人的事，这不科学，也导致了后来更大的失误。

而邓小平正是从毛泽东的探索和折腾中，找到了一条更合理的道路，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大跃进，邓小平有过，但是邓小平没有继续错下去，不二过。按照孔圣人的评判标准，“不二过”的人就是圣人。至于邓小平是不是圣人，我们以后再看，但是说他是一个刘邦式的政治领袖，雄才大略，应该没有争议，后面会说到。

当然，如果早期让邓小平来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他不免也会犯毛泽东那样的错误，所以邓小平不愿意过分的批评毛泽东，“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所以说邓小平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1-1）

接下来把党内的问题先搁置一下，讨论一下知识分子的问题。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出现了管仲、范蠡、蔺相如、张良、诸葛亮、谢安、李泌、寇准、刘伯温、姚广孝、于谦、王阳明、孙承宗、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蒋百里、杨永泰、周恩来等扭转乾坤的历史巨人，这些知识分子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又工于心计、忍辱负重，他们是知识分子中的楷模。我能一口气列出这一长串的名字，并不是说这样的顶级知识分子很多，正好相反，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很少的，只是因为他们功勋卓著，所以青史留名，被后人广为传颂。

知识分子中，更多的是王安石、文天祥、海瑞、康有为、胡耀邦、赵紫阳这样天真的政治家和二愣子，清高，认死理，不一定懂得变通。知识，属于“智”的层面，是常识性的概念，而要解决问题，往往需要有“慧”的层面上的认知。慧，不是能教得会，学得会的。“慧”字上面两个“丰”，就是极大的丰富；中间一个扫把的“扫”一边，是会拐弯的意思；下面一个“心”字，在汉字里，“心”通“神”，比较玄。看看《道德经》说了什么：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损；上士闻道，勤能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

知识分子中，也有庞涓、贾似道、徐有贞、严嵩这样的败类。这些人的比率也是不高的。

历史上，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评价，也是褒贬都有，大体上是褒多于贬。这样的言论很多：知识就是力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犹药也读书可以治愚；百无一用是书生，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知识越多越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