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改革後國務院正部級機構減少8個 副部級機構減少7個國務院機構改革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三中全會精神，落實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要求，改革後，國務院正部級機構減少8個，副部級機構減少7個。
兩會報告提出要“穩步推進大部門制改革”，是上世紀80年代初即已肇始的“精簡機構”改革延續。機構改革涉及利益重組，既關乎職責體系的調整，也牽涉人員官長的去留，中央步步求“穩”，要求穩中求進，所以尤如跑馬拉松改了30多年。
舊制度“官滿為患”
全能型大政府實行“官海管理”，推行“官海戰術”
眾所周知，我國政治、經濟、文教等各方面管理體制，在建國之初幾乎是全盤移植於蘇聯。當時國務院各個部委都聘蘇聯行政“專家”，幫助制定辦事條例成規，部、司、局建制也是模仿蘇聯。因此，可以說中國政府設置，是蘇聯人手把手克隆出來的。
蘇聯政府體制是全能型，在方方面面都大包大攬，上上下下都設管理機關，凡事都設官去管，衣食住行全由國家統籌計劃，管理部門分得很細，政府機構多而龐大。中國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黨、政、群”體系都按蘇聯模式設置，形成條條塊塊科層體系。部門機關多，“坐辦公桌”幹部就多幾十年下來幹部已多如牛毛。
全能型大政府實行“官海管理”，凡事找官，推行“官海戰術”。官海冗雜，人浮於事，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嚴重，耗費巨大，效能低下。政府除服務社會外還須服務於自己，設“機關事務管理局”和管理離退休幹部的“老幹部局”。除法定部門外，還隨時設置臨時機構，抽調或借調幹部做“中心工作”， “維穩辦”、“預防腐敗局”及“計生委”等，這些都是當代中國獨有，而在全世界都沒有的“特色”機構。其總體特點“官滿為患”。
“大部制”改革是行政管理“與國際接軌”
大部制改革，是繼經濟管理與國際接軌之後，政府行政管理也與國際全面接軌
“官滿為患”在中國古代都很少見，而在克隆蘇聯模式的國家卻很普遍。全能型政府掌控着一切，而管理部門也有自身利益，管一攤事肥一幫官員，有權好辦事，無權只能聽由支配，官民兩分的社會階級關係簡單而直接，當官有權意味着占有更多社會資源，於是乎人們削尖腦袋都要往政府部門鑽。
中國要求他國承認自己的市場經濟地位，乃積極主動地推行商務大部制，是在通商事務管理方面與歐美日看齊，以便能“與國際接軌”。
不光是通商事務管理要與國際接軌，政府大部制改革性質，是繼經濟管理與國際接軌之後，在政府行政管理方面，也與國際全面接軌，進一步地革除蘇聯模式弊端。政府行政及政治體制乃至意識形態灌輸等各方面，都要革除“不成功”的蘇聯模式。鄧說：“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大部制是始於1981年“精簡機構”改革的歸宿，30多年來經歷了七八次大的機構調整，國務院機構從上百個精簡為27個，2008年正式提出政府“大部制”。在思想觀念上，引進“小政府、大社會”、“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等新理念。在實際工作中，推行政府職能轉變，簡政放權，清除部門利益，消除政企不分，突出公共服務，以適應市場經濟需要。
改難點在清理冗官
改革還只是涉及“事”，而不涉及“人”
中國政府行政改革力度不小，阻力也很大，歷次機構改革都不同程度陷入“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怪圈，原因都在凝固化的部門利益和冗員難以澄清。
大部制改革國務院27個部再合併幾個，改革還只是涉及“事”，而不涉及“人”。行政改革不裁冗員，對於“官滿為患”中國官場病來說，恐怕很難改有成效。改革開放以來，國務院部級機關減少了2/3，地方各級政府也相應作了精簡。國外凡如此規模改革都必然大批裁員，然而，中國政府的精簡，卻末見大量裁員。
機構精簡了，冗員哪去了呢？問題關鍵在於，中國曆次精簡機構，都是不減和尚只拆廟。有的機關拆並了，人員照用，有些部門改稱“事業單位”，名義上剔出政府系列，其餘一切照舊。工人可以下崗，幹部卻永不下崗，政府不裁官員，處理冗員叫“分流”，即在保證鐵飯碗前提下，另行安排工作。留下隱患很多。上級國務院裁減人員尚可分流到下級省市，而縣市就難辦了。大批大批冗員都是熬到離退休才去職，待遇不減，百般優寵，離退休後還有老幹部局照管，各部門都設老幹部局。幹部特權誰也奈何不得，冗官弊政於是無法革除。
有官辦工會系統，號稱群眾組織，卻由國庫發工資，政府行政系統之外的冗官依然十分龐大。有些縣財政叫“吃飯財政”，因官多全縣稅收也不夠發工資。“官滿為患”的現象雖幾經改革，至今仍未見好轉。
推行“大部制”就是要改變“官海管理”，精兵簡政，使政府廉潔高效。精簡機構同時，必須裁減冗員，改變“官滿為患”局面。中國不裁員的行政改革，雖保全了幹部特權，沒有出現幹部因丟飯碗上街遊行，短時內維護了穩定，卻大大增加了財政負擔，是“花錢買改革”，冗官冗費問題不但始終不能破解，反而積重難返。國家幹部由納稅人供養，應能上能下，精明強幹，不能坐吃薪餉，擁有特權，凡職位可競爭上崗，無職位下崗亦可尋求別的職業，有才能的人也無須將整個生命耗費於宦海。所以，行政改革深入，需要探討出台幹部辭退機制，健全下崗人員社會保障。若因循“維穩”思維，不敢得罪人，精簡只對“事”不對“人”，則行政體制改革就很難有實質性進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