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号一：这些决定是怎么做出的？

院内外急救也有专科之分，否则单独开设急诊医学专业不是证明国家某些领导都是脑残？内外妇儿五官科等都有急诊，怎么就喜欢偏爱内科系统呢？妇儿五官科等科室缺人，内科系统就不缺人吗（前段时间医院领导还认为医务人员是医院最大的成本负担，医院职工都在说那些价格虚高的基建和设备怎么追究呢，到底领导是医院的包袱还是群众是医院的包袱）？这不是给权力寻租创条件会吗？哪些人去哪些人不去的标准是什么？像丁祥武等早年的曲折和进入权力初期的困窘使他们急于寻求补偿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去120急救站？比丁祥武能力差的其他临床科室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去120急救站？那些退而不休如今更表现为对权力的迷恋和资源的贪婪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去120急救站？

决策的主体是谁？？？？？决策的程序是什么样的？？？？？出了问题责任谁来负？？？？？医院的决策者不怕伤天害理（不作为和乱作为），是因为他们预料到了，在威力巨大的武汉市第四医院机器威慑下，内科系统等“低端人口”是没有能力反抗的。粗暴治理武汉市第四医院虽然并非自今日始（即使少一两个人也不妨碍利益小团体继续作恶），但此次医院某领导的行动是一次明显升级，让更多人看到了决策者的昏聩和胆大妄为，正在给所有人带来巨大风险。近十年愈演愈烈的分赃管理，不断积累着医院经济（负债累累）和社会（毒化人心）的风险，已经到了危机随时可能全面爆发的临界点，连医院内的患者和外来人员都在纷纷议论医院的富粨及真相。

问号二：突然爆发的执行力是哪里来的？

这种事情，都如狂风扫落叶一样，气势磅礴，摧枯拉朽。在这当中，仿佛蕴含着一股极大的力量，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执行力吧。然而，这股强大的执行力是很令人好奇的，它是哪里来的呢？

因为对现实不太陌生的人都知道，这些年院长，书记的心态都是谨小慎微，生怕动则得咎，能不做的事情就不做，能不惹的麻烦就不惹。换句话说，是不作为。至多做做没什么用处但你也说不出什么的事情，比如医院打着美国（也是经常给中国添乱的国家）的旗号做些什么事呢。但这一次不同，你感觉到不但是指挥奴才做了，而且是疯了一样地乱作为。这力量来自哪里呢？更重要的是，这当中的逻辑是什么？驱动力是什么？这力量将来再次迸发出来会怎么样呢？

武汉市第四医院某领导粗暴治理虽然雷厉风行、立竿见影。但这种逻辑从根本上要依靠权威主义来实现，无形中是对权威主义的强化，也是对医院正常规则的僭越和伤害。尽管这本身也形成另一种独特的“潜规则”，但这种“潜规则”的长期存在是对医院法制化进程的拖延（医院的普法教育也是形式主义）。某领导粗暴治理不能向持续有效性的常规治理进行范式转换，从而增加“行政之恶”的风险。一是上级权威出现价值偏颇，做出错误或不适当指令时;二是当行动者对上级指令理解偏颇时;三是当行动者不能内化整合的憎恨和侵略性被放大并与道德错位相结合时。这三种情形使“行政之恶”风险增加，加剧了医院管理法律和制度的缺位。

问号三：为什么个人崇拜，专权，滥权这些病毒能够在上面提到的那些人中相互传播呢？

武汉市第四医院是在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经历有效的启蒙，封建的那套东西还在，再加上医院的制度建设缺乏法治，没有建立一套制衡监督体系，使得管理者的权力不受约束。为实现某个所谓宏大事业的需要，利用其掌握的强大的资源，有意识地推动医院的个人崇拜氛围，塑造一个强势管理者的形象，让群众认识到，只有院长或书记，或者像丁祥武等人才能解决迫在眉睫的各种医院问题。它的实质是一种特权意识，是无信仰、无操守、无底线的实用主义哲学，是腐化自由世界的精神鸦片，是魔鬼撒旦溃烂的毒瘤，它的扩散将腐蚀人们的灵魂，释放人性的罪恶，它对自由世界的伤害和侵蚀远远超过经济上的贪敷。

上有专权滥权之人，下有奴卑愚钝之民，千年封建意识，死而不僵，惟努力与之斗争，用文明理性的思想力量将其赶回到历史的坟墓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