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川普的意外當選，不僅讓眾多“磚家”大跌眼鏡，也促使人們探尋原因。有人說是因為鐵鏽帶，有人說是因為福音派，有人說是因為FBI（對希拉里的調查），有人說是因為希拉里，有人說是因為普京，現在有人說是因為CA（劍橋分析），還有人說是因為上述因素之和。

與此同時，很多人將眼光轉向一位學者，巴德學院的米德教授Walter Russell Mead。他是極少數在大選前認為川普很可能當選的學者之一，不是因為民調，而是因為“沉默的大多數”相信川普是戰後第一位“他們的人”。

很多政治家、“磚家”乃至投資分析家開始惡補米德，試圖從米德的文章讀懂川普，以調整自己的從政策略、“事後諸葛亮”乃至調整投資方向。

作為厭川一族，牧人最近讀了米德的一些文章和專訪，感到有必要將他的學術觀點介紹過來，讓諸位了解川普當選背後的原因以及何種因素影響他的執政方略。

第一篇介紹歷史和背景。

2001年，米德出版了《Special Providence 天佑：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 。專家對此書的評價雖然很高，但是讀者群並不廣泛；直到2016年年初，川普和桑德斯在兩黨預選中聲望越來越高，才有少量學者去研究背後的根源。

說到美國的外交政策，多數學者用鷹派、鴿派或者理想主義、現實主義來對美國政治家分類。而米德另闢蹊徑，從美國歷史的角度去分析不同派別的來龍去脈；以後可以看出，這些外交派別背後都有強大的民意驅動。

這裡簡要介紹一下米德的這本書，大部分內容來自Confluence投資公司首席策略師奧戈萊迪的《美國外交政策的原型 The Archetyp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實際上早在2003年，在伯克利對米德的採訪中，他已經概括了其主要觀點（見《Four Themes in U.S. Foreign Policy 》）。

The Hamiltonians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1755  – 1804)是美國建國初期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第一任財政部長，美國財政事業的奠基人。漢密爾頓特別重視貿易，促成了“保護主義貿易”到“自由貿易”的演化。

簡單地說，漢密爾頓派支持大企業和政府結盟並希望外交政策有助於大企業。漢密爾頓派希望促進商貿及美國企業在世界的排名。多數分析師將漢密爾頓派列為現實主義者，不過這種分類可能過於簡化。現實主義者通常指那些忽略人性弱點的政策制定者，他們的決定是基於冰冷的邏輯而不考慮情感因素。但是由於地緣政治的原因，漢密爾頓派跟歐洲的類似政策制定者不一樣；換句話說，美國跟世界的相對隔離讓漢密爾頓派認為政策或貿易不是零和遊戲。譬如，歐洲人認為德國地位的改善意味着法國地位的下降；但是漢密爾頓派不這麼看，因為自由交換是雙方受益的，所以在世界範圍內促進經濟開發和成長對所有人，不僅僅是美國人，有益。

其它國家卻不這樣看，某個國家支持某項工業對這個國家的經濟有利，從而導致其軍事力量超過對手。美國的看法是另一個國家的經濟成長對世界經濟有利，有助於美國向這個國家賣更多的產品或者為美國生產產品。

為促進環球經貿，漢密爾頓派支持航行自由，對歐洲國家在其它地區的殖民地持負面看法，因為這樣限制美國人在殖民地的貿易。二戰之前，漢密爾頓派並不支持自由貿易，他們支持關稅和重商主義；但是二戰之後，當自由貿易成為贏得冷戰的政治工具及美國是世界經濟的火車頭的時候，漢密爾頓派轉而擁戴自由貿易。

總體來說，漢密爾頓派認為戰爭不利於企業，不過如果衝突有助於美國打開市場和經濟擴張，他們也會支持。比如，冷戰就是一種完美的衝突-既很少打仗而軍事採購又促進工業發展。鑑於美國把自己定位在進口是終極手段，美國企業將低成本供應鏈擴展至整個自由世界。

總之，漢密爾頓派認為商貿和經濟發展是美國外交的主要目標。儘量避免戰爭，但是為了維護航行自由、保證原材料供應或保護美國投資，該打的仗也要打。有必要指出，漢密爾頓派相信外交是為了讓美國企業而不一定是其它行業受益：如果自由貿易對企業有利但損害工人利益，漢密爾頓派多半支持自由貿易。

The Wilsonians 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國第28任總統。威爾遜主張：第一、在世界政治中，民主國家能夠成為美國更好的、更可靠的夥伴；第二、在國外支持民主不僅是美國的道義責任，而且也是為了保障世界和平的一種實際需要；第三，防止戰爭、消除戰爭根源，支持和平運動、裁減軍備、削減防務預算。

威爾遜派是美國外交的理想主義者。出於新教的傳教士傳統，威爾遜派堅持美國有義務將美式民主和價值觀傳播給世界，他們的目標是在法治的前提下讓世界成為一個和平的星球。

威爾遜派以近乎宗教的眼光看待美國價值並且相信他們應該通過傳播這一價值來開化世界。他們相信外交是一種道德責任，戰爭是為了實現民主以及保護平民免於暴力和種族清洗。義務常常要求軍事肌肉。出自傳教士精神，威爾遜派致力於在外國領土改變平民的命運（improve the lot of common people 宗教短語），譬如在國外設立和平隊Peace Corps（和平隊為JFK 1961年設立）。美國歷史上，威爾遜派常與新教主流派協調，拯救靈魂與世俗福音手挽手。威爾遜派相信民主化和傳播法治精神會讓世界更好，他們知道阻力的存在但是更相信美國價值的力量 ，在外交政策中捍衛美國價值是保護美國利益的最佳方針-“doing well by doing good”。

The Jeffersonians 托瑪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 1743 – 1826） 美國第三任總統（1801~1809），《獨立宣言》的起草者。傑斐遜的外交原則是“孤立主義”，對內是自由主義，主張以法律限制政府對權力的運用，保障自由貿易，保證美國的民主制度，限制政府權力、削減軍隊的數量，對外儘量避免捲入紛爭，以最小的風險和成本參與世界事務。

類似於威爾遜派，傑斐遜派也相信美國價值的特殊性。但是，因為美國價值如此珍貴，傑斐遜派認為應該避免和其它國家交流以保護美國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傑斐遜派是尋求孤立的自由主義者。他們既對漢密爾頓派跟煩人的外國政府交易不感冒、也不會像威爾遜派一樣用軍力去傳播美國民主的“福音”。

傑斐遜派同意威爾遜派，如果美國價值被廣泛接受，世界會更好；但是他們根本不相信貪腐的外國人會接受美國價值，所以外交上以保護美國價值不被腐化為主。

傑斐遜派希望美國是資本主義的和民主的，他們擔心漢密爾頓派會優待前者而忽視後者。傑斐遜派相信，如果資本主義威脅到民主，那麼寧肯降低資本主義的效率。威爾遜派和漢密爾頓派都相信強大的中央政府，而傑斐遜派則認為政府是必要的惡魔，所以越虛弱越分散、政府對社會的傷害越小。

總的來說，傑斐遜派希望的是最“不介入”的外交政策，他們基本上反對所有的戰爭，拒絕“世界警察”，也不支持美國在世界上成為“超級大國”。傑斐遜派擔心這樣做會影響美國的公民自由，因而傾向於小政府、保護美國公民權利和民主、不要在海外專注商貿和傳播民主。

其它國家可以看到威爾遜派和漢密爾頓派的影子，傑斐遜派和傑克遜派卻是美國特有的。在傑斐遜派和傑克遜派里，外國人更加不理解後者。

傑克遜派相信外交政策最主要的目標是美國人的人身安全和經濟安康，因而他們反對漢密爾頓派過於倚重大企業不注重美國工人的方針，更厭惡威爾遜派為道德正義而打仗。“如果一個獨裁者迫害他自己的人，為什麼要讓美國人犧牲呢？那是他們自己的問題”。

傑克遜派跟傑斐遜派最接近。他們都反對大政府、支持廣泛的民主，不同之處在於對國家榮譽的態度。對傑克遜派來說，在美國的自由和安全受到威脅時退縮是可恥的。

傑克遜派通常反對戰爭，但是一旦戰爭是必要的，他們絕不姑息（show no quarter），只有敵人無條件投降的時候戰爭才算結束。有限度的戰爭毫無用處，如果政府決定開戰，敵人必須被消滅。

外國人理解不了傑克遜派的毀滅性。外國政府常用同樣的眼光看待傑斐遜派和傑克遜派，兩者均厭戰寧肯不打仗。但是，外國政府常常在傑克遜派不完勝不罷休這一點上失察。正因為全力以赴，傑克遜派不輕易開戰；一旦決定了，他們的敵人會發現對面是令人敬畏的對手。

我認為，沒有傑克遜派的承諾，美國不能開戰。二戰以後的每一場戰爭都是因為“預防”下一個希特勒，傑克遜派不理解超級大國這種所謂的“有限戰爭”；如果“贏”意味着徹底摧毀，一個超級大國不需要打每一場戰爭。對傑克遜派來說，在敵人消失之前撤退是對烈士的玷污。

四類原型中傑克遜派可能是最不被理解的一類，某種程度上是因為這一派鮮有理論家，而其它三派都有其意識形態原型。漢密爾頓派來自不列顛保守派，威爾遜派來自新教傳教精神，傑斐遜派來自自由主義。傑克遜派卻是來自美國草根運動。種族上，傑克遜派來自蘇格蘭-愛爾蘭新教徒，他們最初在卡羅萊納和弗吉尼亞定居，之後向西擴散到西弗吉尼亞、肯塔基、伊利諾伊和印第安納。他們自視為一個階層，對政府的希望不是意識形態上的，而是支持這一階層的目標 — 譬如，他們不反對政府花錢，但是錢應該花在他們需要的地方。在現代社會，他們擁戴幫助退休中產的社安Social Security，但是反對那種撒錢給閒散貧困階層的社會福利。本性上，鄉村音樂永恆的主題 — 以美國為榮、享受簡單的生活、遵紀守法 — 是傑克遜派的最好描述。

總結起來，傑克遜派可能是最獨特最難分類的一派。媒體對這一派介紹最少而國家有危險時又最需要這一派。因為傑克遜派看重利益而不是意識形態，區分這一群人最為困難，所以政治學家常常忽略他們。

那麼川普的選民屬於哪一派，以及什麼理念在驅使川普的政綱？請看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