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慘遭滅門的中國石油之父

文/葉蓁 

死於文革迫害的“海歸”博士蕭光琰。（網路圖片）

上個世紀50年代，留洋的中國學生颳起一股歸國潮，一千多名理工科高材生紛紛返回大陸故土。他們為中國科技做出貢獻，本應受到尊重，卻在中共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中屢次被打倒在地，喪失了尊嚴、自由甚至生命。 

他們有的懷着學成歸來、衣錦還鄉的憧憬，有的懷着落葉歸根、思鄉情切的眷戀，但更多人懷着振興中華民族的理想，毅然放棄海外優渥穩定的環境，欲將一身所學報效國家。只是他們面對的故土，已經變成中共依靠謊言和暴力統治的黨國。等待他們的，必然是鳥盡弓藏的命運。

大名鼎鼎的蕭光琰，被稱為“中國石油之父”，因承受不住文革的殘酷迫害，含冤服毒而逝；3天后，妻兒也隨他而去。他的境遇，幾乎是這群海歸精英中最慘烈的一位。 

一心報國 難辨中共用心 

生長於日本，成材於美國，蕭光琰是一位少年得志的科學奇才。他9歲便通曉中日英三語，12歲入讀日本頂尖私立中學，19歲未讀高中便考入美國坡蒙那大學，22歲畢業並進入芝加哥大學化學系，25歲拿到物理化學博士學位，27歲被破格提拔為研究員，進入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並連續四年獲得美國石油行業的最高榮譽“石油金質獎章”。 

在美國，他與美籍華人甄素輝結為夫妻，生活和美。然而到1949年，蕭光琰29歲時，他加入中共統戰組織——“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從此生活軌跡被改變了。中共在建政初期，人才緊缺，便利用海外華人的愛國之情，動員他們“回國大顯身手”。蕭光琰從未到過中國，但總想為自己的國家做些什麼。受到了中共誘騙，他認為這是為國效力的機會，決心返回完全陌生的家園。 

甄素輝曾苦心勸阻：“我連中文也不會講，回中國幹什麼呢？現在是共產黨當政，我們沒有為共產黨做過貢獻，誰歡迎我們回去？”但他卻把中共當作親人，認為幫助中共就是幫助國家，因而不顧妻子的反對堅持回國。 

出發前，蕭光琰聯繫中共教育部，詢問中國石油工業需要什麼材料，他願意收集起來帶回去。得到答覆後，他不惜花費數千美元，購置一批覆印設備，與妻子沒日沒夜地尋找、複印、整理國家需要的“科技情報”。1950年底，這對夫妻帶着世界最先進的石油技術，來到舉目無親的中國。 

經過鑑定，蕭光琰冒險帶回的材料非常珍貴，一下子彌補了中國石油技術的空白。他很快被分配到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每個月領120元工資，擠公交車上下班。蕭光琰卻以苦為樂：他終於可以為國家做貢獻了。 

海歸“異類”屢創科研奇蹟 

回國初期，中共給予他一定的優待，但蕭光琰一家生活在一黨專政的國家，仍然感到諸多不適。在北京暫住時，夫妻倆看到天安門的毛澤東畫像與“萬歲”標語，是在美國見不到的“奇景”。到大連安居後，甄素輝想買幅裝飾畫，在商店裡只能找到毛澤東畫像。工作之餘，蕭光琰喜歡打網球、跳舞，穿戴、飲食都非常講究，這讓受黨文化毒害的同事、朋友非常不理解。

最要緊的是，蕭光琰把美國嚴謹高效的工作模式搬進實驗室，制定一系列“清規戒律”。他還經常不留情面地指出同事在工作上的疏漏，為此幾乎得罪了所有人。在民主國家裡習以為常的文明生活與工作態度，讓蕭光琰成了研究所里的“異類”。 

好在他是個典型的技術人才，只要有一個穩定的環境讓他鑽研石油技術，就可以踏實地生活下去。因而，他在中國工作十幾年，頻頻取得重大的科研成果。 

在確定提鍊石油的催化劑時，他堅持使用催化效率高、回收率高的鉑重整技術，一度成為中共宣傳的五項最重要的科技突破之一。從回國到60年代初，他先後發表29篇學術論文，其研究課題對石油工業起到根本性的推動作用。1961年，他開發出生物催化劑，領先西方國家40年。1964年，他又憑一己之力，耗時4個月研製出超高轉化率的催化劑，為石油製取攻克技術難題。 

誰能想到，這樣一位為石油領域做出傑出貢獻的科學家，竟在四年後含冤死於中共之手？其實，早在他回國9個月時，他便受到中共打壓，拉開了悲劇命運的序曲。 

蕭光琰（後排左一）加入中國科學院石油研究所學術委員會。（網路圖片）

遭遇人生第一次打擊 

1950年，朝鮮發動對南韓的侵略戰爭，企圖藉助蘇聯與中共的力量，擴大共產勢力，這就是中共宣傳的“抗美援朝”戰爭。次年，毛澤東為戰爭造勢，在國內發動相應的“思想改造”運動。具有留美背景的蕭光琰第一次成為被中共批判的對象。 

起初，人們不敢和蕭光琰說話，緊接着，有人在會議上公開把他列為“重點批判對象”，給他扣上“賣國”“崇洋媚外”“十足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作風”等罪名。他被質問的最多的是：“你在美國生活條件那麼好，為什麼選擇回中國？”蕭光琰無法理解這些毫無根據的責問，氣得摔眼鏡抗議，給領導寫信“討說法”，換來的是人們更多的質疑。 

他的朋友、研究所黨委書記白介夫，曾道破運動的玄機：作為社會良心的知識精英崇尚思想自由，一直被中共視為潛在威脅。在奪取政權後，中共便發動思想運動，逼迫大批“科學家、藝術家、文學家站出來‘脫褲子割尾巴’”，以確立其領導地位。但是蕭光琰不懂政治內幕，憑正義的直覺為自己的名譽抗爭。當發現有冤無處訴時，他為此失望焦躁，徹夜難眠。有傳言說他出現自虐行為，用頭撞暖氣片發泄心中抑鬱。 

運動結束後，蕭光琰變得沉默寡言。單位的中共官員們達到了整人的目的，於是變換一副臉孔，給他做“思想工作”並道歉。蕭光琰果然以為之前的磨難是場誤會，沉浸在重獲中共信任的喜悅中。這時，他的女兒降生，給小家庭帶來陽光和歡樂，讓蕭光琰重拾在中國生活的信心。

平靜的生活沒過多久，1957年，中共又搞起了整風運動，引誘不明真相的知識分子提意見，以達到羅織罪名的目的。單純的蕭光琰再次落入中共圈套，以為終於有了說話的機會。他拿着中共鼓勵“大鳴大放”的文章找領導談話，說他以前受到的批判是錯誤的。 

還不到半年，政治風向立轉，中共在全國發起抓右派的行動，蕭光琰的研究所也召開黨委會，確定右派名單。有了上次被打擊的教訓，蕭光琰又變得謹言慎行、小心翼翼，以躲過變換無常的政治風波。所幸他沒被劃為右派，但在接下來的運動中，他一直承受着無休止的侮辱與迫害，直至去世。 

運動下的悽惶歲月 

1958年，蕭光琰捲入了“拔白旗”運動。“大躍進”後，中共把具有所謂“資產階級學術觀點”的人士劃為“白旗”，加以批判、鬥爭。蕭光琰由於“資產階級式”的生活與工作方式，長期受他人非議，不可避免地再次成為打擊對象。一時間，研究所的大字報鋪天蓋地，批判他有“學閥作風”，“拿着高額工資，幾年來沒有任何成果”，“接受捐書的錢是資產階級思想的集中體現”。 

蕭光琰在苦悶與徬徨中迎來新年，參加單位的新年晚會。其中，一個名為《洋博士現形記》的活報劇帶給他始料未及的傷害。劇中人按照他的特點化妝成小丑，用誇張和侮辱性的台詞、動作，對他進行嘲諷。聽着周圍人的哄堂大笑，蕭光琰只感到羞憤且無地自容。他曾傷心地說：“我這樣的人，如果人格被傷了，改造就慢了。” 

之後的很長時間，蕭光琰精神消沉萎靡，無法工作。60年代初，中共暫緩對知識分子的批判，對“反右”、“拔白旗”中的過火做法進行“糾偏”。蕭光琰又像孩子一樣振奮起來，並表示“再不頹廢了，要拼命干”。就在他刻苦鑽研、準備為石油領域拼命奉獻時，十年“文革”如疾風驟雨般從天而降，最終帶給他滅門之災。 

文革一開始，蕭光琰就被批為“臭老九”，14歲的女兒被定為“黑五類學生”，從此生活變得一團糟。為了讓他隨時接受“群眾”監督，領導安排幾戶陌生人住進他家，占用臥室以外的其它空間，與蕭家夫婦共用廚房和廁所——他們幾乎毫無隱私可言。 

夫妻倆為人彬彬有禮，即使面對這幫闖入者仍保持風度。他們從不與那幾家人搶爐灶做飯，總是等到最後，以致於常常錯過吃飯時間。有時候餓了，蕭光琰只能喝水、吃餅乾充飢。但屋裡的“鄰居”們總是帶着歧視的眼光，刻意與他們保持距離，表示與他們“劃清界限”。 

蕭光琰還天真地幻想，這場運動遲早會結束，便一直默默隱忍着，和妻子、女兒互相扶持、鼓勵着熬過了兩年。1968年，文革轉向“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工宣隊”進駐研究所。這時，就連一向不通政治的蕭光琰也預感到局勢的惡化。 

白介夫的孩子與蕭光琰女兒（前）的合影。（網路圖片）

骨肉分離 相會九泉 

10月5日，工宣隊裡的20名彪形大漢，全副武裝衝進蕭光琰家，查抄、搶掠，拿走一切值錢的家當，甚至把甄父留給女兒的家傳戒指也搶走了。這群暴徒還綁架了病中的蕭光琰，與其他“牛鬼蛇神”一同關進牛棚；甄素輝被強行調去農場參加“勞動改造”。溫馨的三口之家，一瞬間支離破碎。 

離開相依為命的家人，蕭光琰也失去最後的精神支柱，眼下的日子愈發難過。工宣隊為了工作成績，污衊他是美國特務；為了挖出有力的“罪證”，他們每天對他拳打腳踢，甚至用特製的刑具“三角帶”猛力抽打。蕭光琰痛苦地高聲慘叫，招致工宣隊的無情譏諷與辱罵。一個隊員還根據當地人“白”“博”諧音的方言特點，給他起了侮辱人格的綽號“白屎”，以諷刺他的博士身份。 

接着是沒完沒了的嚴酷“審訊”，被迫“徹底交代問題”。他們問他：“你在美國掙那麼多錢，生活那麼好，為什麼回到中國？”“你能把美國的資料弄到中國來，一定也能把中國的資料弄到美國去，你為美帝國主義搞了多少情報？”因為寫不出具有轟動性的材料，他只得一遍遍地自我檢討，前前後後竟然寫出二十幾份材料。 

12月6日，蕭光琰經歷了一次可怕的鞭打，變得精神恍惚，一連四天喃喃自語：“共產黨的政策是會給出路的……”10日晚，又經歷了一次嚴酷的皮鞭審訊，他終於不願再忍受非人的折磨，偷偷服下大量安眠藥。11日早，工宣隊派人喝令蕭光琰起床時，發現48歲的他已停止呼吸。 

自殺消息一出，工宣隊也深感不安，立即搜查每個收押者，防止他們繼續“畏罪自殺”。同時，他們為壯大聲勢，硬是宣布蕭光琰的死，是“階級敵人走投無路的選擇”，並貼出“特大喜訊”，高呼“乘勝前進，深挖一切階級敵人”的論調。 

工宣隊又把甄素輝叫到研究所宣布：“反革命特務分子蕭光琰畏罪自殺。”得知丈夫的死訊，她表現得異常平靜。甄素輝看着丈夫的遺體，請求放兩天假，回家照顧許久不見的女兒。兩天后，鄰居們在臥室發現，甄素輝母女躺在床上蒙着被子，緊緊相擁像是酣然沉睡。原來，她們和蕭光琰用了同樣的方式結束生命，離開這個被中共玷污的國家。 

曾經，蕭家的才子滿懷熱情回到祖國，14年後，他帶着一身傷痛絕望辭世。他的故友白介夫用沉痛的筆調深情說：“歷盡淒風苦雨之後，他的一家竟選擇了這樣的方法駛進人生避風的港灣，這成為我心中永遠的痛。” 

國人之痛，非獨蕭光琰一人。“海外歸來的是特務”，是文革期間對歸國科學家殺傷力最大的誣陷。根據僅存的資料記載，50年代從美國返回大陸的科學家中，自殺的還有清華大學的周華章、北京大學的董鐵寶、中科院力學所的林鴻蓀等7人，身陷囹圄者不計其數。還有更多人，沒能留下任何記錄，真相永遠隱匿在官方有意捏造的歷史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