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家父子与我的一次采访

魏亚南写于2017年12月10日北京

我与薄熙来在他学生时代。1981年11月19日，我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稀土资源与技术开发工作会议，会议最後一天下午，全体与会人员到北京展览馆参观全国稀土产品展览，出席会议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也来到了稀土产品展览现场，闭幕当天我采写了一则会议消息和一篇题为《副总理验锅》的通讯报道。

回报社写完稿件，晚饭後夜班上班交稿，不料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由于我刚参加人民日报工作不久，没有采写中央领导的经验，像这样涉及副总理以上级别的领导人的稿件，没有请本人审阅签名同意，是不能见报的。而夜班负责处理稿件的总编室主任发现问题告诉我时，白天的活动现场早已人去会撤，这么晚了再找参会的国务院副总理给我审阅补签稿件，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如果因为我的这一疏漏发不了稿，就意味着这一重要而有意义的新闻报道面临落空；果然如此，也是作为刚从事新闻工作的我的一次重大失职。夜班编辑部领导让我想想看有没有什么补救办法。

怎么办呢？突然，我想到了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他是我们下一届英语写作班的研究生同学，这会儿还在校学习呢。“近水楼台先得月”，何不找找他，看看能不能请他带我去家里，让他爸爸审审稿子呢？

于是，笔者带着试试看的心理，来到报社院内毗邻编辑部大楼的10号楼——我刚刚毕业离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研究生学习生活的所在，找到了正在三楼自习室温习功课的薄熙来同学。我与他虽说算不得熟稔，但因为在一个楼里共同学习了两年，朝夕相处互相是认识的。听我说明了情况，薄熙来二话没说，起身收拾桌面上的书本，放入课桌，便随我一同来到报社夜班编辑部。

编辑部领导听说有了解决办法，高兴地马上给我开了出车条，让车队派车带我去副总理家送审。我请薄熙来坐到前面带路，车子直奔中南海而去。有薄熙来引路并当通行证，我第一次顺利地进得昔日“皇家禁院”、如今中国的神经中枢。

在中南海院内的道上拐了几个弯，来到了东华厅古香古色的薄家门前停车。进入院内，古老的建筑映入眼帘，室内却是装饰一新的现代化设施。

薄熙来带我进屋，听说老爸在吃饭，径直来到他家的饭厅，忙碌了一天的薄老刚刚吃过晚饭，还没有离开饭桌呢。只听薄向老爸介绍道：“这是我人民日报的同学，白天采访你出席的会议和活动，写了稿子，人民日报要发表，需要你给审阅同意才行。我带他来，爸，你给看一下吧。”

听明白来意之後，薄老马上撂下手里的碗筷，离开饭桌，领我们进了书房。薄老接过我递上的稿子，戴上老花镜，从笔筒里取出一支绿色中华铅笔，一丝不苟地在我已发排打印的稿子上动笔修改起来。

薄熙来给我倒了一杯水，在一旁陪坐了一会儿，接着同我打个招呼去了别的房间。我近距离打量着眼前这位须发眉毛皆已花白的老人，联想起他历经沧桑的过往，尤其是文革期间的苦难遭遇。记得我的一位同学说，大概是1978年，曾见到出狱後的薄一波，卷缩在国务院一招的走廊里，求见中组部长胡耀邦为他平反的情景。

此一时彼一时，眼前的薄老已经完全换了一个人，又贵为国务院副总理了。他的儿子薄熙来也随着老爸地位的变迁而改变，走出监狱，上了大学，又念了研究生。

不大一会儿，薄老摘下老花镜，把改好的稿子交给我。我看了一遍改稿，感到改得非常精当，只是上面没有他的意见和签名，唯恐回去仍然交不了差，就又请他签署意见并签名。

薄老按着记者的要求，重又拿起铅笔在送审样上写下“同意发稿”几个字，签上了名字和日期，然後笑呵呵地问道：“还要我做什么？”

笔者赶忙连声称谢。这时薄熙来进来问我：“可以了吗？”我说：“没问题了！”于是薄熙来简单与爸爸说了几句什么，便带我告别出门，同车一起返回报社。

托薄熙来同学的福，什么也没有耽搁，稿件上版，原稿存档。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会议消息，《市场报》发表《副总理验锅》通讯，都是在报纸头版刊登的。《市场报》发表的这篇《副总理验锅》的通讯（见附件，略），受到人民日报副总编安岗的特别青睐与推荐，当年被评为“文革”後首届“全国好新闻”通讯一等奖作品（现在这一奖项已改成“范长江新闻奖”）。

事後，我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了薄熙来，让他也转告他的老爸，表示谢意，并说：“这奖也有你们父子的一份儿！”薄熙来会心地笑了。这是我与薄熙来的第一次交集。

没有人一出生就是英雄，也没有人一入世就是魔鬼。不管现在他变成了怎样的一个人，那时的研究生同学薄熙来是质朴的，热心的，平易近人的。至今我清晰地记得，研究生期间的薄熙来，高高的个子，一身朴实无华的衣着，课堂内外刻苦致学，同堂认真听讲，成绩优异；每餐排队打饭，与同学吃在一起，聊在一桌，没有任何特别。至今走在报社院里，还能回想起那时大家同去食堂就餐，往返路上薄与同学们并肩一道，有说有笑。

总的印象，同学时的薄熙来不显山不露水，只是略微有些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