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家父子與我的一次採訪

魏亞南寫於2017年12月10日北京

我與薄熙來在他學生時代。1981年11月19日，我參加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稀土資源與技術開發工作會議，會議最後一天下午，全體與會人員到北京展覽館參觀全國稀土產品展覽，出席會議的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也來到了稀土產品展覽現場，閉幕當天我采寫了一則會議消息和一篇題為《副總理驗鍋》的通訊報道。

回報社寫完稿件，晚飯後夜班上班交稿，不料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問題。由於我剛參加人民日報工作不久，沒有采寫中央領導的經驗，像這樣涉及副總理以上級別的領導人的稿件，沒有請本人審閱簽名同意，是不能見報的。而夜班負責處理稿件的總編室主任發現問題告訴我時，白天的活動現場早已人去會撤，這麼晚了再找參會的國務院副總理給我審閱補簽稿件，幾乎是難以想象的。如果因為我的這一疏漏發不了稿，就意味着這一重要而有意義的新聞報道面臨落空；果然如此，也是作為剛從事新聞工作的我的一次重大失職。夜班編輯部領導讓我想想看有沒有什麼補救辦法。

怎麼辦呢？突然，我想到了薄一波的兒子薄熙來，他是我們下一屆英語寫作班的研究生同學，這會兒還在校學習呢。“近水樓台先得月”，何不找找他，看看能不能請他帶我去家裡，讓他爸爸審審稿子呢？

於是，筆者帶着試試看的心理，來到報社院內毗鄰編輯部大樓的10號樓——我剛剛畢業離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系——研究生學習生活的所在，找到了正在三樓自習室溫習功課的薄熙來同學。我與他雖說算不得熟稔，但因為在一個樓里共同學習了兩年，朝夕相處互相是認識的。聽我說明了情況，薄熙來二話沒說，起身收拾桌面上的書本，放入課桌，便隨我一同來到報社夜班編輯部。

編輯部領導聽說有了解決辦法，高興地馬上給我開了出車條，讓車隊派車帶我去副總理家送審。我請薄熙來坐到前面帶路，車子直奔中南海而去。有薄熙來引路並當通行證，我第一次順利地進得昔日“皇家禁院”、如今中國的神經中樞。

在中南海院內的道上拐了幾個彎，來到了東華廳古香古色的薄家門前停車。進入院內，古老的建築映入眼帘，室內卻是裝飾一新的現代化設施。

薄熙來帶我進屋，聽說老爸在吃飯，徑直來到他家的飯廳，忙碌了一天的薄老剛剛吃過晚飯，還沒有離開飯桌呢。只聽薄向老爸介紹道：“這是我人民日報的同學，白天採訪你出席的會議和活動，寫了稿子，人民日報要發表，需要你給審閱同意才行。我帶他來，爸，你給看一下吧。”

聽明白來意之後，薄老馬上撂下手裡的碗筷，離開飯桌，領我們進了書房。薄老接過我遞上的稿子，戴上老花鏡，從筆筒里取出一支綠色中華鉛筆，一絲不苟地在我已發排打印的稿子上動筆修改起來。

薄熙來給我倒了一杯水，在一旁陪坐了一會兒，接着同我打個招呼去了別的房間。我近距離打量着眼前這位鬚髮眉毛皆已花白的老人，聯想起他歷經滄桑的過往，尤其是文革期間的苦難遭遇。記得我的一位同學說，大概是1978年，曾見到出獄後的薄一波，捲縮在國務院一招的走廊里，求見中組部長胡耀邦為他平反的情景。

此一時彼一時，眼前的薄老已經完全換了一個人，又貴為國務院副總理了。他的兒子薄熙來也隨着老爸地位的變遷而改變，走出監獄，上了大學，又念了研究生。

不大一會兒，薄老摘下老花鏡，把改好的稿子交給我。我看了一遍改稿，感到改得非常精當，只是上面沒有他的意見和簽名，唯恐回去仍然交不了差，就又請他簽署意見並簽名。

薄老按着記者的要求，重又拿起鉛筆在送審樣上寫下“同意發稿”幾個字，簽上了名字和日期，然後笑呵呵地問道：“還要我做什麼？”

筆者趕忙連聲稱謝。這時薄熙來進來問我：“可以了嗎？”我說：“沒問題了！”於是薄熙來簡單與爸爸說了幾句什麼，便帶我告別出門，同車一起返回報社。

托薄熙來同學的福，什麼也沒有耽擱，稿件上版，原稿存檔。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登會議消息，《市場報》發表《副總理驗鍋》通訊，都是在報紙頭版刊登的。《市場報》發表的這篇《副總理驗鍋》的通訊（見附件，略），受到人民日報副總編安崗的特別青睞與推薦，當年被評為“文革”後首屆“全國好新聞”通訊一等獎作品（現在這一獎項已改成“范長江新聞獎”）。

事後，我把這一好消息告訴了薄熙來，讓他也轉告他的老爸，表示謝意，並說：“這獎也有你們父子的一份兒！”薄熙來會心地笑了。這是我與薄熙來的第一次交集。

沒有人一出生就是英雄，也沒有人一入世就是魔鬼。不管現在他變成了怎樣的一個人，那時的研究生同學薄熙來是質樸的，熱心的，平易近人的。至今我清晰地記得，研究生期間的薄熙來，高高的個子，一身樸實無華的衣着，課堂內外刻苦致學，同堂認真聽講，成績優異；每餐排隊打飯，與同學吃在一起，聊在一桌，沒有任何特別。至今走在報社院裡，還能回想起那時大家同去食堂就餐，往返路上薄與同學們並肩一道，有說有笑。

總的印象，同學時的薄熙來不顯山不露水，只是略微有些憂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