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香港記者協會日前公布新聞自由指數調查結果，公眾評分僅得47.1分，創五年來新低。該協會認為傳媒在批評中央政府或大財團時有顧忌，情況越來越普遍。另一方面，六成五受訪新聞工作者認為傳媒有自我審查；超過七成認為，新聞自由整體較前一年倒退，越來越多遇到上司或管理層因為擔心得罪中央政府而修改報導或否決採訪建議，新聞自由前景傾向悲觀。另有九成受訪者認為中央政府在過去一年多次向香港施壓，要求儘快落實《基本法》23條，將嚴重打擊新聞自由。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接受德國之聲專訪，剖析近年中央政府對香港政策不斷收緊，劃定"一國"、"紅線"等政治界線，再加上《基本法》23條立法的政治壓力步步進逼，衝擊着市民及新聞工作者對新聞自由的信心。

德國之聲：今次新聞自由指數調查結果，公眾評分創五年來新低，你認為背後昰什麼原因呢 ? 記協對這個數字感到意外嗎 ?

楊健興：我們記協對這個結果並不感到意外。事實上，這幾年間，新聞媒體的外在環境，在政治上"一國兩制"下，中央政府對香港整體政策都嚴緊了；許多政治語言丶政治要求丶"底線"、"紅線"丶以及"港獨"問題，都變得相當敏感，令人感到言論自由的空間在不斷收縮；媒體方面，無論在經營環境及採訪的自由度上，很多新聞工作者都感受到有形無形的壓力，整個環境的氣氛都變得差了。

德國之聲：調查結果反映公眾認為傳媒在批評中央政府或大財團時有顧忌，而且情況越來越普遍，請分析一下具體情況。

楊健興：近年中央政府對一些敏感的議題，例如國內維權人士丶異見人士劉曉波、劉霞等事件，以及香港"占中運動"後冒起的一些所謂"港獨"思潮及活動等問題都很敏感，對這些報導及評論都顯得特別着緊。與此同時，香港大部分媒體的老闆和中央政府的關係不俗，他們在內地也有一些投資，因此新聞工作者及公眾都會產生一種想法，傳媒老闆與北京關係這麼密切，而中央政府又這麼緊張香港的的敏感問題，老闆及老總們都會刻意對敏感的內容 "就住"( 留一線 )或相應處理。

具體的例子是去年七一期間，國家主席習近平到訪香港。習主席下午發表了講話，那個時段無線電視台本應播放香港電台製作的電視節目《頭條新聞》，這是一個頗具爭議的尖銳諷刺時事節目，然而卻被無線電視抽起了，改為直播習近平的講活，當時引起社會許多議論，認為無線電視是基於擔心習主席還未離開香港，會被指謫不直播他的講話，反而播一些內容挖苦中國及國家領導人的時事節目。

另一個例子是《南華早報》抽起了一個專欄，內容是有關習主席身邊紅人粟戰書，粟當時還未當上政治局常委，但被視為習主席的"大內總管"。文章談及粟的家庭成員在香港一些活動。較為罕見的是，《南華早報》在網上發了文章，其後卻在兩三小時便把文章抽起，並刊登了一段聲明，指在核實過程有問題，然而專欄作者不認為是這個問題。這個事件亦令公眾感受到，是中央因素導致媒體對一些敏感文章作出罕有而奇怪的處理。

香港記者協會日前公布新聞自由指數調查結果（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左二）

德國之聲：網媒的情況又如何？是否與傳統媒體一樣受到相同壓力?

楊健興：網媒基本上是沒有政治包袱的，但網媒規模較為小，也只靠商業廣告去維持。現在出現了有一個現象，一些大瞻尖銳的文章，在主流傳媒的空間很小，反而在網媒有生存的空間，因它們政治包袱小，然而影響力暫時也只是個別的，社會大眾仍然較為依賴傳統媒體。

德國之聲 : 近日戴耀廷因為提及中國實現民主後，香港可考慮成為"獨立國家"或組成"聯邦政府"的言論，遭到北京以及港府的圍攻，評論普遍認為中央政府要製造寒蟬效應。你同意這個說法嗎?

楊健興：的確是會產生寒蟬效應，因為整個香港，回歸21年來，中央政府明顯對香港港政策收緊了很多，他們視香港有些活動，如涉及"港獨"，會以陰謀論角度來看。戴耀廷的言論為什麼這麼敏感，是因為中央政府認為戴"五獨"合流，即是港獨丶台獨丶強獨等聯合起來，令社會的神經線也拉緊起來。香港本來是一個頗自由的地方，社會有不同言論，媒體出版也多元化；然而，近幾年，不單是媒體，就是出版書籍丶雜誌，包括因為出版了針對習近平的書籍而出事的銅鑼灣書店事件；甚至電影、舞台劇，當涉及一些敏感的地方，如宣傳資料上出現台灣國立大學，也要抽起國立兩個字；而一些電影永遠不可以在商業電影院放映；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令市民感到政治氣氛收緊，傳媒更是在風眼當中。

德國之聲 : 最新的新聞自由指數創五年新低，是否也說明市民及新聞工作者對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信心也跌至低谷？

楊健興：可以這樣說，這段時間，除了一些調查或前線新聞朋友的反映外，事實上大家都感到政治環境頗惡劣，傾向比較悲觀；然而不少新聞工作者仍然抱着熱情，堅守崗位。舉例說我自己接觸的，包括很多年青記者們，仍然很響往從事新聞工作；而香港社會崇尚新聞自由丶言論自由，社會需要獨立聲音丶敢言的傳媒來監察政府及大財團等，才不會出亂子，才能彰顯公平公義，我們感受到社會仍然支持我們傳媒發揮這一個角色。儘管在一個不理想的環境裡，香港新聞工作者仍然堅守崗位，從這一角度來看，便不是很負面，畢竟香港傳媒工作者中仍有一班中流砥柱在堅守着。

德國之聲 : 你認為在社會未有共識前推行23立法，會進一步衝擊新聞自由，為什麼?

楊健興：在這個低沉的環境下，還要推出一條這麼爭議性的立法，它的內容便會變得具體了，關於"港獨"丶巔覆中央等行動及言論，若說連鼓吹也不容許，那麼新聞發布會丶評論是否屬於鼓吹行為 ? 這一連串的問題，在如此緊張氣氛下立法，新聞界是不看好的，相信條例只會更加嚴厲，對新聞自由也是一種衝擊。

德國之聲：你認為香港享有最多新聞自由是什麼時候? 

楊健興：九七前幾年應該是新聞最自由的時期，港督彭定康九二年上任，令香港政府多了問責及透明度，期間香港經濟發展很蓬勃，傳媒經營環境可謂百花齊放、多元化，那時候也是《蘋果日報》出現的年代，對整個傳媒環境也造成很大衝擊。

德國之聲：新聞自由的信心在回歸前後發生了怎樣變化 ?

楊健興：九七回歸前，整個新聞界對一國兩制也抱有疑慮，然後看到中央政府在《基本法》的起草作了很多保證，大家好像又放心了；九七回歸後最初幾年也大致平靜的。然而接着而來，香港發生了許多管治上的問題，社會對政府許多不滿，2003年爆發50萬上街抗議，中央政府開始逐步收緊，然後到"占中"( 占領中環運動 ) 及公民抗命.，觸動了中央政府的神經，於是更加收緊政策，強調"紅線"一定不可以跨越；當這些"紅線"、"底線"丶顧忌等越加討論，社會開始懷疑，"一國兩制"還存在嗎 ? 香港往下來會否越來越像大陸？社會開始又泛現出新的憂慮：往下來"一國兩制"會是怎樣，"一國兩制"下，新聞自由丶言論自由又會是甚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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