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ongjing Liu | 劉仲敬

Historian | 《遠東的線索》、《經與史》作者

Mar 6  Medium

貝多芬的花里胡哨，確實很有丹東的氣息，同時讓馬克思和蕭伯納喜歡的對象，其中必然存在某些畸形和雜技式搖搖欲墜的元素。巴赫有斯賓諾莎的粗糙，亨德爾有費爾法克斯的沉重和熱忱，都是堅實超過精緻和美麗的元素。

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聯繫，所謂見微知著。貝多芬正如蕭伯納所說，是造就法蘭西大革命的精神風暴的一個浪頭。窩老人家還可以補充一下，他的花騷和丹東的華麗，大衛和新古典主義的濃墨重彩，在羅西尼的玲瓏和特利亞儂文化的洛可可氣質面前，扮演了同一個階級角色。那就是村姑的金煉，闊律師的假髮，缺乏自信的布爾喬亞，在貴族的巨大陰影下，企圖用誇張的手法保護自己。或者說像豐臣秀吉的黃金茶室，你看不見的幕後自有後陽成天皇的幽玄。

蕭邦、李斯特和德沃夏克是音樂家嗎？格林兄弟和安徒生童話是文學嗎？民俗學語言學和人類學是科學嗎？答案當然是，他們當然都是民族發明學的一部分，在赫爾德和德國先驗主義產生以前，是沒有資格以嚴肅音樂、嚴肅文學和科學自居的。《阿依達》駛向神聖的尼羅河畔，《草葉集》向印度航行呀，都是殖民主義文化的一部分，並不遜于吉普林的曼德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