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有沒有知識分子的道德底線?
2018年5月11日，因得知電影《手機2》正在拍攝，崔永元在微博上重提因電影《手機》而與導演馮小剛、編劇劉震雲等人的恩怨。據崔永元在5月30日接受採訪時表示，2003年的電影《手機》狠狠地侮辱了他。他表示現實生活中是因為他患了抑鬱症所以《實話實說》才換了和晶來主持，而電影裡就描寫成了因為葛優跟范冰冰有了曖昧關係，所以把這個位置讓給了她。而且這種暗示導致有些媒體代入現實，給崔永元的家庭以及同事帶來了傷害。崔永元表示《手機》上映以後，馮小剛從來沒有給他道過歉，只是解釋說他們想跟崔永元開個玩笑。而劉震雲道歉過三次，但是崔永元並不滿意。
5月24日，崔永元發表微博炮轟范冰冰於多年前獲得“國家精神造就獎”，當日晚間，范冰冰發微博表示拍攝《手機2》很開心而進一步激怒崔永元。崔公布了若乾電影演出合同影射娛樂圈明星通過簽訂“陰陽合同”方式暗中逃稅，但其中一份合同由於疏漏沒有蓋住范冰冰名字而引發大量關注，其後范冰冰工作室回應說公布涉密合同是違法行為。對於此事，中國國家稅務總局已介入調查。另外，無錫市濱湖區地稅局目前也已經介入調查取證，相關情況將有待發。據稱，因為崔永元爆料范冰冰，華誼兄弟、唐德影視等中國國內影視相關股票6月4日全線大跌，據估算市值蒸發近100億元，其中《手機2》直接相關方華誼兄弟開盤時已接近跌停。
崔永元此輪炮轟影視圈當紅導演編劇和演員，不管是爆料鐘鳴鼎食的窮奢極欲，還是揭露糜爛的個人私生活，其個人微博話里話外透露着一個“爛”字。而奢侈和糜爛或許本來就是演藝圈的宿命，這都不以外界的意志為轉移。
而不管是否挾嫌報復，崔永元不惜得罪當紅演藝圈名人的舉動，還是要冒很大風險的，要知道這一眾名人不同所謂“吃瓜群眾”。
甘冒風險之外，崔永元“炮轟”事件還反映出，他是否作為公共知識分子和發聲者? 在中國大陸貧富分化愈來愈嚴重和不平等現象日漸抬頭，大眾對既得利益集團和既得利益體制的深惡痛絕崔永元作為公共知識分子贏得大量粉絲?
在公共知識分子道路上，崔永元留下了自己的名言：“你們想要崔永元跪下求你們、服你們，門兒都沒有。我這輩子要跟你們血戰到底。” 真的嗎?
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索維爾的《知識分子與社會》（中譯本：張亞月、梁興國譯，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 ISBN ：9787508639178）一書闡述了知識分子“聖化構想”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可能是因為那些信奉“聖化構想”知識分子們的一廂情願。他們我行我素，甚至早已自我聖化，以至於將這種聖化體驗視如珍寶，唯恐失之不再。正像艾略特所言：“這個世界已經發生的壞事中有一半是那些感覺到自身重要性的人所做。他們並不是有意去做壞事——壞事本身並不吸引他們。他們看不到所做之事的壞處，或者雖然看到卻為其辯護，因為他們完全被吸引到為追求自我感覺良好而進行的無窮鬥爭中去了。”(第88頁)
“辭令技巧”的特徵主要表現為某些知識分子自命不凡，以無所不知而自居。在索維爾看來，“知識分子極為熱衷於強調這樣一點：他們所擁有的這種特殊知識，相對於其他人所擁有的尋常知識來說極為重要”(第18頁)。“這些知識分子的致命失誤就在於他們假定：其在某個特定領域內的優秀能力能夠普遍化為各方面的優秀智慧或美德……在知識分子職業和知識準則之間作一個鮮明界定有着充分的必要性；因為知識分子職業中的有些人能夠而且也的確會違反知識準則，特別是當他們承擔起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時，在他們作出關於社會的聲明時，以及他們在對政府的公共政策發表評論時。”(第12頁)以理念為終端產品的知識分子對“理性”的追求無可厚非，但過分的強調必將走向極端。事實上，“知識分子的‘理性’狂熱經常以經驗為代價，因為這種狂熱常使他們在那些自己僅有很少的知識和經驗、甚至全無知識和經驗的事情上具有輕率的自信”(第29頁)。一句話，“知識淵博的知識分子們的最大問題就是他們並不具有哪怕差強人意的充足知識去做他們打算去做的事情”(第149頁)。
索維爾將知識分子的上述道德缺陷行為理論化地概括為：“流行於當代知識分子中的構想，其核心信念就是：社會中存在着由現有機制製造出來的‘問題’，而知識分子能夠研究出針對那些問題的‘解決方法’。這既是一個社會構想，又是一個對社會中的知識分子角色的構想。簡單來說，知識分子不單單自視為精英，知識分子還將自身視為聖人般的精英，即自視為負有這種使命的人——要去領導社會其他人，以這種或那種方式邁向更美好的生活。”(第76頁)睿智、中肯的索維爾並未停留在理論剖析上，還給知識分子克服這一職業缺陷開出了可行的“藥方”。他指出：“不管一個特定的構想會有多麼激動人心或引人入勝，但最終都必須生活在現實世界中。在真實性已經被篩選掉以符合某種構想之意義時，這些已被過濾的信息便會錯誤地引導人們制定不可饒恕的錯誤決策。而對於這種決策的後果，我們都必須去適應，因為它將不會適應我們。”(第156頁)
更有甚者，一些知識分子還墮落成了極權獨裁者的同謀和幫凶。索維爾寫道：“在這方面，20世紀知識分子的記錄尤其令人震驚。在20世紀，幾乎沒有一個濫殺無辜的獨裁者缺乏知識分子的支持；這些獨裁者不僅擁有自己國家內部的知識分子支持者，而且也擁有自己國家外部的民主國家的知識分子支持者；因為在那些民主國家裡，人們可以自由表達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