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商周之变中被抹杀的东西是什么？它是不是手淫思维？

传统保持者大概不知道的一个事实：他们极力想发扬光大、并推广及世界的中国文化，其源头是周文王、周武王和其兄弟周公旦所创始。他们在武王克商之后，手中掌握了权力，也扭转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所谓儒家文化，不过是孔子又进一步阐释了周氏三公的思想。周人克商，发明了“旻天至上、以德服人、德政治民、礼乐天下”统治思想。在这种带有人文色彩统治思想下发育的中国文化，也仍然脱离不开生物学研究的成果：“社会建构由小及大的规律、意识形态的虚拟特点、从叨食顺序至阶层文化的演变，动物仪式到人类仪式文化的演进”这几个现代科学的发现。我们从新列出以上四点，再仔细思考其内容，这对我们以后就论及这些话题，特有帮助：

·         社会建构由小及大的规律：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个从小型社会到大型社会建构的实验史、纠错史。

·         意识形态的虚拟特点：国家、民族、公司、金钱这些都不过是想象出来的概念。因为你信我信他也信因而成为了虚构出来的现实。意识形态其实也是若此，都是虚构出来而成为真实的东西。一旦人们不再相信比如货币的价值，那么这个体系马上就面临崩溃的命运。

·         从动物的叨食顺序至人类阶梯文化的演变：pecking order是人与动物共享的行为本能；而把叨食顺序发展为具有社会阶梯和阶级的意识乃是人类独有的文化特性。

·         动物仪式到人类仪式文化的演进：从动物交配前的求偶仪式到社会关系中叨食顺序的仪式行为，只有人类把这种仪式复杂化且赋予某种意义，使人类的仪式具有复杂的社会意义。

道德和良心是人类的小型社会建构需要的方法或者手段；是所有社会性动物都具备的一种本能。它在从猿到人的发展演化中出现并扮演了重要角色。道德和良心随着动物社会属性演化的强烈程度而趋于强烈；这也就成为比如狼群对其群内成员相互利他的一种社会粘合剂。但是人类有了农业，社会规模趋向日益扩大，个体或某些小团体的行为信息阻塞或缺乏流动造成仅仅依赖道德本能就不能满足社会变为大型的需要。社会建构由小及大的规律，就成为意识形态演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青铜时代的意识形态，在希腊神话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相信神话也相信神话所折射出来的意识形态。被安排的命运时刻左右着你现实的遭遇就是其中一种。无论是殷商时代还是希腊的迈锡尼时代，人们都不甚了解这被安排的命运是谁在负责[1]！ 即使是神也无法阻挡自己的命运和最后的归宿。到了孔子与柏拉图的轴心时代，希腊人依赖工匠精神，在神话里体味到了命运被安排的“逻辑”；因而希腊人开始创有了逻辑观念并发明了逻辑学。而商周之变，中国人被后稷周发明的一套文化观念，斩断了商代的殷商人的“宿命”观念。直接冠以殷商人所没有的“天”的概念，出现“天命靡常”、和“易”的观念。《周易》的“变”或演化观念弥足珍贵，但周易不解释为何有“易”的逻辑，就像不解释为何“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一样。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是被理解为理所当然的，《易经》的卦象变化也就是理所当然。

殷商人的“天”就是我们看到的物理的天，它只表示大的意思，如“天邑商”就是“大邑商”。而周人的“天”却带有至高无上的殷商人所没有的“至上神”的观念。这种“天”的观念延续至今天的中国文化依然存在；偶尔也会有人说“人的命，天注定”。这里的“天”已经跟殷商人的“天”是不同的概念了。而殷商人同希腊神话时代一样的“天”的观念，只在今天的中国留下了些许的用途。如“今天下雨了！”这样的简单表述。殷商人的宿命观念像迈锡尼人一样朦胧模糊，也都是到了轴心时代才有“天”的至上神观念来注定宿命的观念。

我们遵从郭沫若先生的建议[2]，凡是商代的文献有把至上神叫做天的，都是不可信的材料。他特别点出《诗经·商颂》和《尚书·商书》。这样我们就知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西周的宋国人学着周人的观念而做的文献。这个现象我们要特别注意，是本小节论述的主题，千万不能把周人的观念或文献也说成是商代的观念或者习俗。因为殷商与周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虽有渗透，虽有雷同，但互相差异极大，是本质的差别。如汉代人所讲“殷因于夏，尚质；周因于殷，尚文”（《后汉书·杜周传》）。郭沫若先生认为商代末期也出现了周人的“天”的至上神概念，本人并不认同。因为后期这个“天”的概念，都是在周代的器物上出现的

[1]  社会生物学兴起之后的今天，我们才明白是我们身体里的基因安排操纵了我们的命运；而环境做为对基因开启关闭的控制当然也影响和左右着我们的命运，形成不可预测的混沌结果。

[2] 《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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