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无论医患，反抗看起来那么绝望，即使暴力之后的第二天又回复老样（不公不正仍然存在），于是，被剥削的医患索性就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沉浸在被利益物质异化的幻境中，一边嘲笑别人，一边被别人笑。武汉市第四医院可能存在某些专家，但他们缺乏超越狭隘的集团利益和帮派偏见的能力和责任，他们还无法算得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如果武汉市第四医院院长书记等人不能超越了他们所处群体或与工作相联系的利益（也许就是私利），既无法改善潜在的“人类兽性”，又无法培养医患的理性能力，那么就是不作为，乱作为，甚至滥权。即使武汉市第四医院存在具备专业素养且热衷于评议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他们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会被迅速警觉。他们的处境十分被动。另一方面，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不惮以清洗平民（某些弱势的患者和医务人员）为代价维护特权阶级。在他们眼里，伤害几个人是一个数字，伤害十几个人也只是个数字。所以会出现一次次的悲剧，而这些所谓智者当局者迷。一个医院，如果知识分子集体狂热或集体沉默，这个医院就会生病甚至溃烂。他们的确无法扭转武汉市第四医院颓废的态势，但他们的介入与否，将影响舆论场是变得更良性还是更糟糕。正如某医务人员所说，“即使无力阻止她变坏，也需要有人去学飞蛾扑火，去效螳臂当车。我们或许改变不了结果，但至少我们可以像那泣血的杜鹃一般，喊出自己的声音。让是非不被完全混淆，让善恶不被彻底颠倒。为这个世界，留一线公道在人心。”的确，人是注定要死亡的，肯定如此，无论医患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即使遭到毁灭，也要在与死亡的抗拒之中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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