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權貴資本主義”一詞，最初是吳敬璉教授於1999年提出的。其後吳教授又數次強調指出：“當前中國面臨最嚴重的危害，是權貴資本主義”。近10餘年來，這個詞早已溢出經濟學界，如秦暉就有文章“當‘中國夢’遭遇‘權貴資本主義’”問世，著名學者吳思也有涉足權貴資本主義的文章。總之，權貴資本主義的提出，在知識界獲得廣泛的喝彩聲，這也是人們對權貴至上制度不滿的一種顯示。更早時候，東南亞一些國家靠血緣、姻親等關係取得經濟與政治資源的社會制度，被稱為“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權貴資本主義”一說雖從“裙帶資本主義”脫胎而來，但我覺得吳敬璉用“權貴”取代“裙帶”，對本國而言似乎更準確。
不過人們卻忘了，所謂“權貴資本主義”，其中首先強調的是 “資本主義”。“權貴”二字只不過是對“資本主義”一詞的有限修飾。我之所以稱有限修飾，原因在於：不論是“權力至上的”抑或“貴族至上的”體制，只能是隸屬於“資本主義”這一範疇之內。換言之，“權貴資本主義”首先強調的是“資本主義”，爾後才是“權貴至上”的。於是引出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是：什麼是資本主義？只有弄清什麼是資本主義，才能在此基礎上認識或評價“權貴資本主義”。如果連資本主義一詞的真正含義未弄懂，聽到對“權貴資本主義”的指責就盲目興奮，覺得經濟學家對權貴階層的指責，讓我們在情緒上得到渲泄的機會，就不加思考地保留並廣泛應用這一詞組，就難免形成以訛傳訛之嫌。
二
什麼是資本主義？
最清晰簡明、毫不含糊的答案是：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
為什麼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資本投向哪裡、用於何處？投入後生產哪些產品？生產多少？達到怎樣的質量標準？這些問題，完全由不得資本家或企業家們自作主張，由不得政府指手畫腳，也不會依賴少數自命不凡的精英們制定計劃作決定。決定這些問題的是市場——是市場的價格信號。當然，市場價格信號也僅僅是市場重要信息，善於捕捉這些信息的卻是資本家、企業家。若進一步追問：決定資本投向何處、用於何方的哪些人是誰？決定無數企業供給哪些產品？供給數量多少？質量應達到何種標準的哪些人又是誰？答曰：是市場上所有自由選擇的消費者！消費者用什麼方法決定資本投入的方向？以及消費者用什麼方法決定企業應供給哪些商品？這個方法就是消費者在市場的投票！當然這不是總統競選時的一人一票，而是任何一個消費者都可多投、也可少投甚至拒投的貨幣票。事實上，貨幣票的投票正是市場自由選擇的真正含義。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企業若得不到消費者足夠的選票，便被淘汰出局，政府不會輸血搶救。資本主義任何一家企業要想致富、要想把蛋糕做大，唯有仔細揣摩廣大消費者的市場需求心理，並不惜一切地投其所好，以便讓市場消費者通過購買行為獲得最大滿足。
所以，市場經濟其實就是資本主義！
然而從19世記起，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不斷遭詆毀和抹黑，幾乎成了罪惡、腐朽、黑暗與垂死的象徵。19世記自稱為人類設計出最理想制度的少數精英們，全然無視資本使用方向只能由消費者說了算的這一基本事實，武斷指責“資本從誕生起，每個毛孔都流着骯髒的血液”。在這些精英看來，資本的本質就是剝削，由此也造成無產階級的絕對貧困，以及民眾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忿恨。中國在文革時期，凡將被打倒的各級官員，一律被稱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彼時國內媒體上亦常可見“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之類的口號。“資本主義”一詞如此廣泛而又不屑被地使用，但如果要求一名掌控意識形態的官員對“資本主義”作出那怕是粗淺的解釋，估計除了公式化地套用“黑暗的”、“腐朽的”、“垂死的”等修飾詞外，餘下的也只能是不知所云了。
上世記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及極權主義試驗的喧囂過程中，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們力挽狂瀾，努力恢復資本主義作為自生自發市場秩序運行的真相。作為奧地利學派一代宗師的米賽斯（Ludwig Von Mises），毋容置疑地在“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之間劃上等號。米賽斯指出：
往昔美好社會的停滯狀態，之所以能轉變成為生機勃勃的資本主義，不是因為自然科學和技術的變化，而是由於採納了自由企業原則。這場始於文藝復興，經過啟蒙運動，而在19世紀自由主義時期達到頂峰的偉大的思想運動，既產生了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也產生了它的政治後果，或者按照馬克思的說法，政治“上層建築”——代議制政府和個人的公民權利：良心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以及一切溝通方式的自由。現代所有精神成就，都是在這種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氛圍中興盛起來的。……（Mises，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在《官僚體制》一書中，米賽斯用同樣明晰的話語表述：“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是一種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社會合作與勞動分工體系”；在《反資本主義的心態》中，米賽斯乾脆將“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交替混用，藉以顯示“資本主義”完全等同於“市場經濟”：
在市場經濟中，人們有機會去追求他們希望在社會的勞動分工結構中所獲得的位置。他們可以自由地選擇他們打算服務於他人的職業。……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挑戰任何他人的既得利益。如果他覺得他有能力比他人以更優、更廉價的方法滿足大眾的需求，他就可以用行動證明自己的效率。……一個人做生意的最後結果如何？完全取決於消費者們對他所供給商品的偏好與選擇行為。
在市場經濟中，決定每個人的位置和收入的社會選擇過程，在持續不斷地擴展着。……每個人的財富都取決於消費大眾對他提供服務的認可，而他本人也是該消費大眾中的一員。……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作出某種奉獻，由此得到他人給予的報酬，即獲得較高的收入。……
     三
現在回到本文開頭的問題上。如果你認可資本主義等於市場經濟的說法，那末吳敬璉教授指陳的“權貴資本主義”，當然也可以稱“權貴市場經濟”。但事實上無論官方文件還是學者們下筆，從未見有“權貴市場經濟”一說。其中原因之一，上世記90年代，官方決定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改革目標以後，在人們的觀念中“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在詞意上已分屬兩股道上的車——互不相關。於是在“市場經濟”開始獲得廣泛青睞的同時，一方面人們並沒有放棄對資本主義的厭惡與懷疑，依然無視大量事實，把經濟危機、失業、貧困、犯罪和其他弊病，都歸咎於資本主義；另一方面是對資本主義橫加指責的權貴們，又懷揣大量資金，義無反顧地移民投奔資本主義。這真是一道奇異的景觀，有識之士也許已發見：接受市場經濟而排斥資本主義，意味着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權貴市場經濟”不被接受的另一原因在於，權貴至上的遊戲規則，也即以權力、身份作為經濟資源與政治資源配置的依據，完全有悖於市場經濟中消費者主權至上的規則。一個人擁有多大的權力或具有怎樣的身份，必有與此匹配的社會等級與地位；權力大小的不同、身份高低的差異，不僅決定社會成員的等級高低，也決定不同等級所能享有的財富分配。這與崇尚消費者主權或主權在民的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中，藉助市場投票決定收益的規則完全格格不入。權貴至上的規則，其實就是藉助權力推行的等級制度。古代蒙古鐵騎入侵南宋後，靠血腥暴力建立的元皇朝，就是明顯例證。元皇朝等級制度十分森嚴，所有社會成員被分成四等（蒙古人成了最上等權貴，南人是最低賤的下等人）十級（其中儒家知識分子處於第九級，排在妓女之下、乞丐之上）。
元皇朝的權貴等級制度必須以暴力為前提，這一點與現代極權主義推行的權貴至上制度完全一致。沒有強權暴力也就沒有權貴們的一切，依賴強權暴力的護航保駕，權貴階層的任何掠奪、攫取都可以合法化。2007年1月8日出版的《財經》雜誌，披露了一名權貴門第的公子（民間稱“太子黨”）輕易掠取巨額財富的案例：
最初，XX從銀行貸款7000萬元，買下山西一煤礦。然後請評估公司將煤礦評估為7.5億元，按此價格把煤礦賣給山東魯能集團，還了7000萬元貸款以後，此人就淨賺6.8億元。用同樣手法又操作幾次，他就賺了33億元。山東魯能集團是大型國有企業，2006年實行轉制，XX和他的朋友，用37.3億元，買下了魯能91.6%的股權，而魯能的實際價值高達1100億元甚至更高。
據朱振和先生在網文“合法腐敗與腐敗的社會化”中的跟蹤披露：一年以後，曾經以37.3億元的價格向XX賣出股權的魯能集團，又以185億元的價格向XX贖回。這一出一進，讓XX輕鬆淨掠取48億元，且無賄賂、詐騙的蛛絲馬跡。這是一個極重要、極難得又極典型的案例，國內媒體僅是偶然一次報導，此後不可能再出現類似文章。在這一案例中，這個XX首先輕易獲得銀行貸款，繼而與山西煤礦、山東魯能集團之間形成轉手交易中實施的瘋狂尋租活動，整個過程流暢而默契，水到聚成無絲毫障礙。顯而易見，XX的得手，絕不是因為他有驚天才能與信息優勢，而是因為他的權貴背景，使他獲得足以呼風換雨的能力。若換另一名普通人，這大概是連做夢也不敢想的事。客觀地講，XX的系列攫取或掠奪行為，只能是權貴階層在尋租場上的遊戲。因為這裡根本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市場過程。涉及上千億元人民幣的尋租活動，絕不可能在市場過程中完成。在真正的市場經濟中，任何人要想獲得相應的貨幣回報，只能取決於消費者對他所提供產品或服務的認可，取決於消費公眾願意向他投入的貨幣票。XX與山東魯能的官商勾結且不論，作為個人從銀行輕易拿下7000萬元貸款，在市場經濟中就不可能辦到。
在真正的市場經濟（資本主義），若發生山東魯能集團那樣的巨額虧損，資本家或董事長早就跳樓自殺了。山東魯能作為大型國企，虧損再大也不必擔心。原因在於，政府為國企虧損買單同樣是合法的。當然，政府本身也不在乎為國企的虧損買單，因為最終的買單人只能是廣大消費者兼納稅人的公眾。換言之，作為權貴的XX，真正的掠奪對象是誰？是公眾！
這一案例其實僅是冰山之一角，朱先生的文章還談到另一權貴劉志軍（前鐵道部長）攫取財富達數百億元，但庭審時顯示來歷不明財產僅幾千萬元。原因就在於權貴合法尋租形成的掠奪已獲默許，不屬腐敗或行賄受賄之列。權貴階層更早的合法掠奪，是價格雙軌制時期的“官倒”；到了90年代前期土地市場形成開始，權貴們在各地方政府的配合下，通過倒賣土地大肆尋租，同樣早已不是秘聞。除土地要素市場，還有資本市場、資源市場或壟斷的產品市場，全是以市場的名義出現，實為權貴階層的尋租場。
權貴至上規則是計劃經濟的遺產，也是與市場經濟水火不相容的規則，所以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權貴市場經濟”。我不是說在真正的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就不存在尋租或詐取之類的犯罪，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在市場經濟內絕不可能有權貴階層的存在。所以市場經濟即便有尋租或腐敗現象，卻不可能合法化、不可能形成氣候並漫延成風。唯有極權主義的計劃經濟制度下，才是權貴者們通吃的遊戲，也是消費公眾不受保護的一種體制。計劃經濟不一定需要少數精英制訂經濟計劃，事實上市場過程中的價格信號瞬息萬變，企圖制訂國民經濟計劃的偉大目標，只能是天方夜談式的神話。計劃的本質是控制，不僅是權貴們對資金與一切資源使用方向的控制與分配，還包括對所有社會成員的行為與思想的深度控制，如同棋手對棋局中一兵一卒的控制那樣。取消了計劃，並不能自動進人市場經濟。只有取消了權貴對廣大消費公眾的控制，讓後者成為市場自由投票的主人，才能獲得市場經濟的准入證。 
      四
世界上不可能存在“權貴市場經濟”。因為權貴階層容不得真正的市場過程，市場也容不得權貴階層及其瘋狂的攫取與控制。可以說，權貴階層的存在，完全是對市場過程的反動。如果我們懂得市場經濟即是資本主義的道理，也就可輕易獲得下面的結論，即：權貴階層容不得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也容不得權貴階層；權貴至上規則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完全是格格不入、水火不相容的關係。由此也可推斷：“權貴資本主義”一詞，完全是自相矛盾的提法，當然也屬子虛烏有的廢話。
吳敬璉教授在國內是如日中天的經濟學名家，凡夫俗子如我輩無意挑戰名家的權威，但聽憑似是而非的“權貴資本主義”一詞不斷以訛傳訛，又如骨鯁在喉，不得不吐。在我看來，中國因信奉權貴至上，也絕不存在權貴資本主義。今天未能進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將來也永遠不會進入，除非藉助憲政制度推倒權貴至上規則。必須懂得，一個社會若不能推倒權貴至上規則，是絕無可能進入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