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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民主时代的受害者——遇罗克
送交者: 李亚军 2018年08月21日01:21:37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遇罗克,1942年生于北京东城。父亲是水利工程师,曾留日学习,回国后从事工商业。1957年被打成“右派”。母亲是北京市工商联委员员、全国妇代会代表,也因“右派”辩护,成为“右派分子。”1961年遇罗克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25中学高中,但二次因家庭出身问题,被大学拒收。1961年春节,到大兴县红星公社农场去落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期间创作许多文艺作品。除几篇作品得以发表外,大部分作品都以作者“出身有问题”被退稿。后来,这些作品成为他“反革命罪状”的一部分。

    1964年,遇罗克回到城里,先做了两年的临时工小学教师,后被分配到北京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

   “文革”期间,他于1966年7月写作《出身论》,驳斥了当时甚嚣嚣张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刊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为当时的主流意识所不容,1967年4月17日,当时的“中央文革”表了态,说《出身论》是反动的。

    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被公安部门残酷杀害。从逮捕到杀害,他们对遇罗克进行了八十多次的“预审”,想从他口中找到所谓“恶毒攻击”以及“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实,以作为杀害这个无辜青年的口实。但是他们没有捞到半点证据,最后竟以“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等莫须有罪名判处遇罗克死刑。

    遇罗克从小是个很优秀的孩子,是弟弟妹妹们崇拜的对象。“他自己会编木偶戏、皮影戏,或者照小人书编个小话剧,然后让我们仨来演。”遇罗文回忆,有时遇罗克还用一张16开的白纸,用钢笔和铅笔又写又画,给他们编小报。遇罗克的象棋也下得好,曾获得1956年北京少年组亚军,甚至后来还有不看棋盘同时下两盘棋的本领。遇罗文、遇罗勉至今提起哥哥还是钦佩不已的口吻:“他聪明好学,一直很受宠,从小学到中学都属于响应号召,积极向上的好孩子。”

  父亲遇崇基是东北人,后来以“满洲国”第三名的身份考上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公费留学生,在日本,他用“罗茜”的笔名写了一本《日文报纸译读法》,很受欢迎。他给几个孩子起名也都用了“罗”字,而不是家谱上规定的广字。“我有一次问过他,他说‘羅’拆开是‘四’、‘维’两字,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遇罗勉说。母亲王秋琳是北京人,家境优裕,曾自费到东京女子高等商科学校读书。后来,父亲遇崇基北京开办了“大业营造厂”,母亲王秋琳和同伴合开了一个“理研铁工厂”。

  对遇家人来说,1952年是后来一连串动荡乃至劫难的开始。那一年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中,遇崇基因为被怀疑偷漏税几十亿元而被逮捕。“几个月后,事情不了了之,父亲被放回来了,但是他的厂子受到很大影响。”为了躲避伤心地,遇家花3000元买了东四牌楼519号一个四合院,举家迁到那里。遇罗克后来在《我的童年》作文里,详细写了这座院子的花花草草,写到临别时,他抱着一棵枣树哭了。这篇文章成了全校的范文,是他最早的得意之作。在弟弟遇罗文的记忆中,“这是他唯一一次在文章里承认自己哭了,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落泪”。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遇崇基因为一句“人与人,冷冰冰”,被打成“极右”的“右派”,送去劳动教养。“因为父亲有自己的想法,显得不随和,所以每次运动都躲不过去。”遇罗文回忆,“大哥非常尊敬父亲,父亲的遭遇对他触动很大。”不仅如此,“母亲仅仅在民主党派会议上稍微表示了同情章乃器,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

  虽然“出身问题”的荒谬在“文革”时达到极致,但在“文革”之前,它已经是盛行的一个政治标准。“同学们因为出身不同,被分成三六九等,我是属于最底层的。”遇罗勉说,“家里出一个‘右派’已经抬不起头来了,何况我的父母两人都是,其中一个还被劳教。”那时流行的一句政治口号是:出身不好的人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要和家庭划清界限。“心灵上遭受的痛苦和折磨非常之深。”遇罗勉如今回忆起来,仍有些痛苦。

1970年1月6日,遇罗克被一辆囚车带进了牢房。遇罗文说,遇罗克一共被提审80多次,有时搞疲劳战术,日日夜夜轮番审问。“但他从来没有检举过别人,没有承认过自己有罪,没有说过违背良心的话。”当得知弟弟遇罗文也被关进监狱时,他更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并且对预审员说:“是我牵连了弟弟,我的事他不知道。”以此来尽可能地使遇罗文得到解脱。

  遇罗文说,难友中一位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他问遇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罗克很镇静地回答:“值得。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终日在高干子弟中间,这所大学上腻了,看不上了,还可以上另一所。你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我被抓了,也许结果不堪设想,但为出身问题付出这么大代价的,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果说这是呐喊,也是受压迫的人喊出的最强音了。”

    临刑前,遇罗克把自己平时换洗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其中有一件崭新的白背心,他没有穿过。遇罗文说,自从1957年父母被打成“右派”以后,父亲被劳动教养,没有工资收入,母亲被撤了职,只有70多块钱的工资。一家7口,就靠这70多块钱生活。从那以后,遇罗克从来没有穿过好衣裳。他参加工作以后,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帮着养家,自己只留3块钱,而这3块常常被用来买书。“他在狱中穿的旧背心实在太破了,就写纸条让家里人买一件新背心。等母亲把新背心送来时,他已被判处死刑。他觉得,没有必要穿新背心了,新背心还是留给弟弟们吧……”遇罗克就这样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走上了刑场。

  遇罗文说,遇罗克临刑前写了几首诗,托付给难友,请他们有幸出狱时,交给家人。其中有一首诗的最后两句是:“清明未必生壮鬼,乾坤持重我头轻。”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大哥最后死在哪里,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因为父亲是学工科出身的,“对问题从来不含糊,爱深究”,在思维方式上,遇罗文和遇罗勉都认为,大哥像极了父亲,“逻辑性强,严谨”。而在性格上,“遇罗克和遇罗锦的性格像母亲,他们小时候就很爱表达”,遇罗勉评价。他说喜欢《牛虻》一类作品的大哥,有种英雄主义情结,“为了正义与真理,他会觉得个人的牺牲是不足惜的”。

    遇罗克的母亲出身富裕人家,爱美,姥姥告诉遇罗勉,当年日本人轰炸济南时,别人都裹着细软逃命,母亲却带了几本相册跑。那些曾记录了一个家境优越的少女无忧青春的相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

    《出身论》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家里6个人,有4个被关进监狱。而原来娇生惯养的母亲却坚强地承担起一个家的责任,而且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勇敢与坚韧。1978年冬,王秋琳带着儿子的材料,找到《光明日报》记者苏双碧,为遇罗克的平反问题而奔走。

    虽然没有在报纸上刊登有关遇罗克的文章,但是,社会上已开始到处传颂遇罗克的事迹了。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

    遇罗勉说,哥哥去世后,家里再也没人正式提起过他,无论是他的生日还是忌日,大家都心存默契地回避,“毕竟是一个太大的伤口”。不过,遇罗文说,如果有人做了什么大家不满意的事情,一句“这样做太对不起大哥”,就意味着最严厉的指责了。母亲也从来不在他们面前提及大哥,她内心的痛苦是她死后孩子才从她的日记里知道的。“母亲每天上下班经过‘工体’,都要把头扭过去,不去看那个地方,因为哥哥是在那里被宣判死刑的。”王秋琳是1984年去世的,那一年的日记就写到5月1日——那一天,是遇罗克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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