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謂公共理性？

康德在1784年《什麼是啟蒙運動》中率先提出“公共理性”的概念，即在一切事情上人們都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這樣，公共理性就包含兩個方面的涵義：一是人人都會用邏輯思維規則，二是思想表達自由,三是個人的理性要獲得社會的認同成為公約數即公共理性。康德認為，唯有公共理性才能帶來人類的啟蒙。

羅爾斯認為“公共理性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基本特徵。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它依賴於公民個人的理性能力，這主要包括正義感和善觀念的能力。公共理性作為民主制下參與協商的公民所具有的一種理性能力，也具有理性的一般特徵即邏輯思維能力。

公共理性還是公民的一種道德能力。公民不能像處理私人事務那樣，只着眼於自己私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必須從公共利益出發，提出自己認為最合適的方案，如果有別人對此提出質疑，方案的提出者有義務解釋其理由與根據。通過這樣的辯談，每個參與者都表達了自己對此公共問題所涉及到的公共利益的真誠見解，並希望獲得其他人的支持和贊同。

這種依據公共利益提出自己的誠見，並準備傾聽和接受他人的意見，與他人進行公平合作的能力就是公共理性作為一種道德能力的體現，這種美德有助於使有關公共問題的理性討論成為可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羅爾斯指出：“公共理性的價值不僅包含基本的判斷、推論和證據之概念的恰當運用，而且也包含着合乎理性、心態公平的美德。”

一般說來，一個人將自身利益最大化作為一種理性的選擇，並非難事，但一個社會群體要將眾多“理性人”的選擇整合為一種公共意志，則決非易事。要達到這樣一種境界，必須具備若干要素：社會高度開放，公眾意志能自由表達，信息傳播沒有阻礙，公眾選擇權不受任何限制……說白了，成熟的民主制度、成熟的公民是公共理性生成的基礎。

二，中國人缺乏公共理性

邏輯要求，事實（實然）和價值（應然）要分開，黑格爾卻把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混為一談。黑格爾說：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是存在的。明顯地把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等同起來，這是辯證法的死穴。存在與否屬於事實（實然），合理與否屬於價值（應然），兩者不能混同。存在只是一種現象，它本身與合理無關。若以正義的價值觀來區分，有的存在是合理的；有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存在就是合理”就是強盜邏輯。整天把“存在就是合理”掛嘴邊者，要麼是不懂何為正義的腦殘，要麼就是為一切惡行而辯護的混混。

有人說：“存在都是合理的”是指“存在都是合乎理性的”，即“所有的存在都有某種理性因子。”譬如：吃人者經過理性計算在1960年吃掉自己快餓死的孩子，以延續自己的生命。這種理性屬於弱肉強食的強盜理性，只具有個別性，不具有普遍性。強盜盜竊、搶劫、強姦、殺人都是個別性的理性，不可能為對手承認和同意，不具有普遍性，所以不是社會的公共理性。人的行為只有合乎公共理性即為對手承認才是正義合理的，如市場上的交換活動。可見，“存在都是合理的是絕對錯誤的。

許多官員缺乏公共理性。房管部門無視老百姓買不起房子的現實，一味地抬高地價，一再製造所謂的“標王”，導致老百姓怨聲載道。

老百姓也缺乏公共理性。一方面，老百姓對官員利用權力尋租深惡痛絕，另一方面，在遇到關乎自身利益時，總是想方設法地找關係為自己謀取利益，這時候，他們絕不會考慮這樣做損害了他人的利益。

商人的行為更缺乏公共理性，甚至缺德。像三鹿奶粉、地溝油、毒大米、假疫苗等這樣喪盡天良的案例，怎麼會被受害人認同和承認？

三，公共理性通過民主機制生長成熟

民主意味着“同意的權力”，而財產權與同意聯繫在一起。僅僅因為財產私有，徵稅才需要財產所有人的同意。哈耶克認為：世界上不可能制定完善的制度來保護個人權利，但唯有私有制才能給予每個人個性發展的最佳機會。私有財產權意味着個人擁有的選擇自由，而選擇自由正是個人理性生長成熟的最佳土壤。財產權是一個人的自由意志的體現，是他的自由的外在領域；只有體現在財產權中的意志才不會成為主觀的任性，而能夠與理性相一致。任何人在財產的占有、使用和處分關係中，都會理性地進行核算，而不會濫用他的自由以招破產。財產是一種客觀約束標準，這就使得人們智慧有了真正的理性；由這些理性人平等協商出來的法制，才成了社會的公共理性，才能促成良好的社會秩序。

財產權受到蔑視的社會總是排斥人權和理性，個人就將不可能有理性、道德的行為；個人的意志自由也必然趨於任性，法律秩序必受到嚴重破壞，以保障人權為目標的現代法制就不可能建立起來。不允許個人擁有財產的社會，就會造成絕大多數人處於赤貧狀態，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手裡。無產者心中充滿仇恨，極富者充滿恐懼，這樣的社會沒有安定和秩序可言的，也不可能有理性和法治，只能是專斷、人治與黑暗。統治者把財富和資源的分配搞得變化不定，並且使其經常地屈從於政治過程的再評估，從而剝削大眾，使大眾處於赤貧狀態，結果陷入了惡性循環。

英國的歷史告訴我們什麼是成熟的制度、成熟的民眾，什麼是公共理性。丘吉爾在英國危難之時，苦撐5年，終於取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徹底勝利。可打贏了一場戰爭的巨人丘吉爾在國內大選中卻轟然“倒下”，工黨的艾德禮成了二戰後的第一任首相。過了幾年後，丘吉爾“重出江湖”，再一次擔任首相。世人終於弄明白，英國人並非忘恩負義，而是擔心：讓丘吉爾一直幹下去，英國可能會走上個人專制之路。所以1945年英國的選民的行為是一次可貴的理性選擇。丘吉爾當年的“失敗”，恰恰證明了英國選民的成熟。

四．我們未發育出正常理性

“信”可以說是人類社會的基石。人類既是物理（生理）存在，又是心理存在，而人類心理存在的基石，就是這個“信”字。即我們“相信”我們是什麼樣子，我們就會“是”什麼樣子。這是現代心理學的一條定律，既我們並非生存在“真實”的世界之中（所謂“真實”也只是人類的一種心理判斷而已），而是生存在我們“認為”的世界之中。所以，“信”是人類社會的基石。

問題在於“信”的真和假。“真信仰”的關鍵，在於尊重自己真實的感覺。只要我們尊重自己的感受，信仰就產生了，也就起作用了。但不幸的是，我們的歷史在塑造我們時，走的恰恰是相反的路線，即，我們無權尊重自己的感受，只有義務尊重帝王的感受。

因此我們就沒有“真信仰”，也不可能有。就拿“孝道”來說吧。孝道的根本意思，並非供養父母，別讓他們餓死，而是說我們所有的思想、感情和感覺，都要按照父母和祖先定好的模式來。於是孔融那麼小的孩子要“讓梨”，其實，以現代心理學的觀點，孩子發育到某個年齡段時，“自私自利”正是發育正常的表現，而中國的“文化”卻以道德的名義“規範”着孩子，其實質就是讓孩子無視、不尊重自己的感覺，而是跟父母和社會的感覺認同。千萬不要尊重自己的感覺，那是萬惡的――這就是中國傳統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的本質。於是，中華民族培養起來的，都是這種“無我”之人。但人性的力量一直是存在的，我們都可以做到人前冠冕堂皇，但能在人後卻無法真正做到“慎獨”。傳說中的那些“慎獨”的賢者，只是比大家更變態而已。

以這種方法養育、教育出來的人，怎麼可能會有“真信仰”呢？那是絕對不會有的。也正因為這樣的養育和教育方式，我們民族的理性發育也停滯了，因為童年正常需要未獲滿足的孩子，是很難發育出正常理性的。

人的理性是人用頭腦生活，而不是用本能和習慣生活。然而在中國人的生活里有沒有使用頭腦的機會。對孩子來說，父母咋說，你咋辦。對學生來說，老師咋說，你咋辦。對人民來說，領導咋說，你咋辦。你還要理性幹什麼？理性的作用是人面臨着自由獨立的選擇，而我們卻沒有獨立的自由選擇機會，孩子的一切都是父母安排好了，學生的一切都是老師安排好了，人民的一切都是官吏安排好了。人的理性無法發揮作用。一位網友說：“凡是養過孩子的人都知道，小兒在一歲半左右就有了強烈的自主意識，他的生命本能非常渴望自由探索，一旦監護人這也不讓動，那也不讓玩，他就會發脾氣，鬧得無法無天。但是中國父母的做法卻是：用人將他看得死死的，一舉一動都有眼睛盯着；或者把所有有趣的東西束之高閣，叫他夠不着。假如他無意中夠着了破壞了，家長就狠狠地訓他、懲罰他。到他上學時，想像力和好奇心大約還有一半吧，可是老師們用意識形態那一套來束縛他，用標準答案來限制他。久而久之，他便從骨子裡認為：這個社會是鐵板一塊，每個人都是磚頭或螺絲釘，講理性處處吃虧，於是只有兩條路：要麼當官做獅子，要麼為民做螞蟻。螞蟻永遠是多數，還互害吐口水……”所以，我們的理性未發育就被扼殺了。

五，中國人沉醉在欲望的陷阱里，難以理性成熟

宋朝第三位皇帝、真宗趙恆（968年-1022年），他《勸學詩》云：“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無車毋須恨，書中有馬多如簇。娶妻無媒毋須恨，書中有女顏如玉。男兒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讀六經。”

皇帝的目的在於鼓勵讀書人用儒家的六經洗腦，科舉參政治國，使宋長治久安。他是用唯物主義的富貴榮華來引導莘莘學子，學子們在物質的慾海中永遠幼稚，難以成熟。

余世存先生發現，中國的男人，心理成熟的特別緩慢。比如說近人皆知的聖人曾國藩，此人40多歲時，最喜歡的事兒就到處顯擺，給人家講黃段子，尋找存在感。和曾國藩同時代的左宗棠，也是這樣，他40多歲了，天天滿大街踅摸，想找到漂亮女生上床，國家大事根本懶得去想……還有蔣介石，這廝34歲那年的日記，寫的全是今天又去了哪家推倒了幾個妹子，諸如此類。余世存先生哭曰：中國的男人，是有問題的。余世存列舉了《人類簡史》這部書是以色列的一個孩子寫的，這孩子叫尤瓦爾•赫拉利，寫這部書時他剛剛30歲。比較一下吧，中國歷史上那些頂級優秀的人物，如曾國藩左宗棠者流，30歲時還沒學會玩女人，這事他們要學10年才能入門，而人家以色列的孩子，已經成為整個地球景仰的大學者了。余世存嘆曰：咱們家的書店裡，擺放着許多國海外年輕孩子寫的書，本本思想深遂，發人深省。但咱們這邊的書，只有孔子老子的書，翻譯過去人家看，新書拿給人家，人家認為這些書特蠢，特幼稚。其實，德國思想家黑格爾指出：孔子、老子的說教不過是生活常識，思想幼稚，其他民族思想家都比他們強。耶魯大學陳志武教授也坦承，中國在海外的留學生，心智上比國外的同齡孩子，幼稚了三到四歲。

六，祖宗崇拜的幫派立場文化扼殺了公共理性

中國文化是強調“孝親”的立場文化，看任何事情都是從自我（家）利益的立場看問題。幾千年的“以孝治天下”強化了小圈子的功利主義特色，以至於今天的國人句句不離利益。正因為只講立場和利益，就沒有了邏輯和正義，喪失了公共理性。

所以，為了利益就不擇手段，誇大其詞地把自己派別的理性說得神乎其神，恬不知恥地摘桃子。中醫偷摘最大的一個桃子是“中國人繁衍至今是中醫的功勞”，甚至吹噓：“如果無中醫，中國早滅種了”。這就是模仿唐朝韓愈的胡話——“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早滅絕了”。

由於只講利益，必然導致“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認人唯情，見仁見智，眾說紛紜，否定正義標準從而陷入思維混亂、胡攪蠻纏、一團亂麻、莫衷一是的亂糟糟的局面，誰也不服誰。其根本原因是華人不懂得用邏輯規則剔除思維混亂並消除意見分歧；因此，華人唯有祈求靠權威——靠祖宗、靠帝王、靠聖人崇拜來統一思想，來定紛止亂；西方人靠邏輯和上帝博愛來來定紛止亂。

中國文化的要害就是祖先崇拜，它導致了崇古尚古的社會風氣。在諸子百家眼裡；今不如昔。他們言必稱“上古”稱三皇五帝。似乎離開了祖先權威，就做不了文章。老子沒有權威用，就捏造出來一個“古之聖人”，莊子又虛構了一個“仲尼”。這莊子一會兒把“仲尼”當成神靈附身的巫師，借他的口假傳聖旨，一會兒又把 這“仲尼”當成批判奚落的對象，簡直莫名奇妙得厲害。孔子更是絕對離不開周公周文王的，須臾不能離開，要是離開了，馬上就患上了失語症，連話都不會說了。中醫必須靠黃帝來推廣自己的醫術。到了後世，中國讀書人全部智能都用來“代古聖立言”，全中國人兩千多年如一日，日日夜夜靠三五個死人的智慧和話語討生活，實在是可悲之極！

祖宗崇拜是感性經驗的產物，是狹隘的幫派立場和先入為主造成的。由於經驗知識具有模糊性不確定性，就會形成對所有知識的不確定性看法，“治大國如烹小鮮”（治國如烹魚一樣隨意，沒有客觀的確定性標準；道粉解釋為不翻魚，亂翻魚就亂了。其實煎魚的時候就是要及時的翻動，否則就燒焦了。為了好翻必須使魚不粘鍋，這就要多放油，結果導致華人血脂高、高血壓）。

《道德經》宣傳就是“不確定性原理”（簡稱變即樸素辯證法）。“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任何表達出來的概念，都是不確定的。道家的最高境界是“道法自然”、“難得糊塗”、“渾水好摸魚”；它極力混淆禍福、混淆強弱、混淆是非，混淆善惡；最終喪失明確的道德標準、明確的法律，其後果是整個帝國喪失了共同信仰和公共理性。

張岱年發現：中國聖賢根本不屑於推理論證，直接把結論塞給讀者。例如老子、孔子的書就只有結論，沒有論證過程。諸子百家只講禮的等級和壓服，根本不知道世界上還有說服人的邏輯。

有邏輯意味着推崇人的理性分析能力，必然是崇拜真理反對個人崇拜！“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樣的話，只有理性發育成熟希臘人亞里士多德才能說出來，因為他們能夠把“師”和“真理”區分開來，而漢人不能。中國歷史上，除了“黨爭”，就沒見過還有為真理而爭的，至今依然。為什麼？因為我們還不具有為真理而爭的理性能力，“真理”在我們心裡，其實只是暴力、暴利、暴戾、保利的合法外衣，換句話說，是發泄幼稚情緒的合法外衣（即“禮”），跟理性之“理”沒有一點關係。

漢人拜聖思維的結果是：沒有言論自 由，只有“惟上是從”。用孔子的話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假如有爭 議，由誰定是非呢？由聖人和皇帝的話來決定，聖王的話是最後的標準。“義者，宜也”《中庸》。宜什麼？有哪些宜？都不清楚。其實，這絕非“聖人”們的粗心大意，它來自經驗崇拜的“不確定原則”，對“義”的內涵和外延不作限定，就可以任意取捨。只要自己認為適宜就做，就無所畏懼、就為所欲為。這對掌握了話語權的人，真是有百利而無一害；對沒有掌握話語權的人，只能任由別人宰割。古中國沒有確定的準則，君王的意願就成了唯一準則：君王說好就是好，君王說對就是對，君王想咋干就咋干，君王語言就是聖旨。悲哀的是，不同的君王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法則，甚至同一個君王也有兩個截然相反的法則：他今天指鹿為馬，明天指鹿為鹿；他今天一分為二，明天合二為一；他今天量小非君子，明天無毒不丈夫；他今天說梨子是甜的，明天說梨子是酸的。對臣民來說，如何適應帝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辯證法”，成了最要命的技術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