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我鬥爭不會帶來民主！古希臘人把專制統治和敵我鬥爭排斥在政治之外！他們認為，政治是自由人的合邏輯的互動，而敵我鬥爭及其專制統治只有暴力的野蠻，根本就無邏輯理性，更無公共理性！無公共理性，是不可能建立民主政治的！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就是三權分立相互制衡！東方社會也有三權，但沒有分立；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都在皇帝手裡，這是孟德斯鳩認為最大的暴政！中國的縣太爺既有行政權又有司法斷案權，也沒有權力分立！蘇式政權有了分開的三權，但三權沒有獨立，都依附於襠頭，所以，無民主！西方首先是三權分立，譬如司法權獨立於王權是自古有之！議會立法權也是自古有之，中世紀逐步形成了代議制，最後，國家最高權力由國王（襠）的手裡轉入議會手裡，就是民主了！西方議會、司法的獨立發展都是和邏輯思維、羅伯特議事規則以及宗教獨立勢力的發展分不開的！而中國人對邏輯規則和議事規則一竅不通，對獨立宗教討厭得很，只知道定於一朕，只知道崇拜權力大者而搞聖王崇拜，還處在野蠻的巫術階段！無論你怎麼搞敵我鬥爭，由於沒有邏輯理性和公共理性，國人不懂邏輯不會辯論，只會罵人只會暴力，就永遠無法民主與文明。至於台灣，那是外來文明改造的結果！

一，不是基督教改造，台灣根本不可能民主！

美國正是高舉基督教的博愛旗幟推動世界民主化的。韓國民主化得益於韓國的基督教化，這一結論獲得了舉世公認。台灣民主化有基督教的引領與支持。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在台灣民主化運動中充當了勇士的角色。1970年代，他們發表了《對國事的聲明與建議》（1971年）、《我們的呼籲》（1975年）和《人權宣言》（1977年）三篇正義宣言，似劃破夜空的閃電，震撼了台灣社會、照亮了台灣人心、鼓舞了人們追求正義的信心。而且，台灣長老教會在庇護異見人士、扶助弱勢、開展街頭非暴力抗爭等方面，也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因此，被當局列為“黑五類”之一。這“黑五類”是：議會反對派、基督教長老教會、媒體領袖、維權律師、地方黑派。

在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園”，每周日都有一個教會在此進行戶外敬拜，長年累月、風雨無阻，已成為台北的一大景觀。該教會有牧師、有奉獻，但沒有教堂、沒有辦公室。每個禮拜天，你可以看到一群基督徒扛着用漂流木做的十字架來到公園，他們將十字架架在哪裡，哪裡就是敬拜的場所。該教會網站上宣示“我們的信念與堅持”：學習主耶穌的精神，有痛苦、貧窮、不公義的地方，教會就在那裡。他們透過愛與非暴力的行動，來爭取被壓迫者的尊嚴。該教會就是隸屬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的台北公義行動教會，它正體現了基督教長老教會的精神。台灣長老教會成員成為台灣大多數街頭抗議運動的主體。1979年美麗島事件就是由長老教會策劃的。 民進黨大多是長老教會的會眾，民進黨的黨徽與黨旗都設計了小小的台灣島在大大的十字架下，象徵着民進黨是一個信靠上帝的政黨，祈求台灣在上帝庇護之下。台灣民主轉型成功，李登輝居功至偉，他是長老教會基督徒。國民黨從孫中山，經蔣介石、蔣經國，到李登輝都是基督徒。李登輝提出，一個好的國家領導人，第一是要有信仰；第二是為國着想，不惜放棄權力。民主政治對領導人的要求是：領導人樂於辭職，不應當有過分的權力欲，而只應忠實地為神為民工作；領導人應當具有誠信的素質，使他具有實現選民意志的能力。

台灣政治領域有儒家的影子嗎？沒有，一點也沒有。 儒家從性善論出發，幾千年來都把統治者意淫成聖人，指望統治者有良心以德治國。基督教從性惡論出發，把掌權人都設想成為無賴，通過完善的制度來彌補人性的缺陷。當然，現在某些儒生也知道完善的制度對社會多麼的重要，他們也想嫁接西方憲政。憲政本是建立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罪”這兩條基督教要義之上，而儒生推崇的是儒家的等級秩序與性善論，那還要憲政幹什麼？

東方人殺氣太甚，缺乏寬容博愛的高貴德性。秦國商鞅變法提人頭升官爵，白起坑降卒40萬，項羽火燒阿房宮……漢末的孔子後裔孔融還鼓吹吃人有理！他說：吃陌生人或者吃掉非本族人無罪，由此導致三國南北朝隋唐時期吃人泛濫。被傳統粉歌頌的宋朝還是大規模人吃人的朝代，人肉被叫做“兩腳羊”；到了元朝末年，天下大亂，劉福通的“紅巾軍”充斥着食人獸行，史書裡有大量的記載。例如，《明史卷122：韓林兒傳》記載：“是時承平久，州郡皆無守備，長吏聞賊來，輒棄城遁，以故所至無不摧破。然林兒本起盜賊，無大志，又聽命福通，徒擁虛名。諸將在外者率不遵約束，所過焚劫，至啖老弱為糧。”“紅巾軍”就是朱元璋參加的隊伍，他的淮右（即淮北）之軍更是嗜好食人。他們專門捕人為食，認為人肉是種美食，吃了之後回味無窮，越食越想食，遂把人肉命名為“想肉”，由此人吃人成為惡性循環。有了這種吃人心態和風俗，不依靠基督教來改造，任何正義制度都難以建立的。

二，日本對台灣的影響

胡適的父親親眼目睹了台灣漢人吃人，台灣人還把人肉人油出口到大陸！番膏指的是清朝至日治時期在台灣開墾的漢人把捕獲原住民的人骨所熬製成之藥膏。此風當時在台灣難以禁止。曾任清國戶官胡傳（胡適之父）在《台灣日記與稟啟》中說：“民殺番，即屠而賣其肉，每肉一兩值錢二十文，買者爭先恐後，頃刻而盡。煎熬其骨為膏，謂之‘番膏’，價極貴。”番膏就是熬人骨出來的油脂！漢人相信人油人肉能治病！除了番肉、番膏，還有番鞭、番下水等。以水缸包裝的原住民醃肉，從台灣鹿港出口到廈門，非常搶手。台灣漢人在回憶錄說，小時候體弱多病，其母給他熬製番肉番膏！

台灣在日本人統治時期，不會發生東西被偷的事。1945年，40萬日本人被迫遷回日本後，代之而來的是200萬中國大陸人，台灣忽然化為盜賊的社會，以至於台灣高樓大廈的上層也裝置了鐵窗來防盜。日本中日新聞社2001年9月16日消息：2000年一年間，在日本的華人一共有1,329,315人，占全亞洲在日人數的1/3以上；其中：大陸人 385,296人，台灣人 944,019人。2000年一年間在日的華人犯罪為14331起，其中：大陸人 14176起，台灣人99起。從上面的統計數字來看，在日華人中台灣人是大陸人的約2.5倍，而犯罪率則大陸人是台灣人的約35倍！“大陸人多，所以犯罪的也多”的理論還好意思說出口嗎？

日本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國家。中國人總說，你幫我看着東西。可日本人不明白，東西你看它幹嘛。在日本的機場、飯店、賓館等各個地方，經常可以看到放着沒人看的行李。在日本沒有人家裝防盜門，窗戶上也沒有防盜網，因為他們不擔心會被盜。街上停放的自行車、摩托車，有上鎖的，很多是不上鎖的。前年，一日本人騎自行車週遊了全球，正準備從中國返回日本，他的自行車偏偏在武漢江漢路被偷了。

李敖之子李戡說：我很看不起少部分“公知”，他們動不動就講什麼“中國在台灣”，這種話講得很沒意思，實際上他們根本不懂台灣，他們以為台灣人素質好是因為保存了中國傳統文化，其實那是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他們以為台灣政治有多好，但你去台灣民間問一問，沒多少人這樣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