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受難的身份屬性差異，唯一符合的選項應該是“某一社會團體”：他們是農村人，而非城市人，這是他們厄運連連，遭難不止的唯一原因。　　　１、為什幺說中國農民是難民？
　　聯合國對難民定義的法律依據見於《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該公約認定的難民標準是指：因有正當理由畏懼由於種族、宗教、國籍、屬於某一社會團體或具有某種政治見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國之外，並且由於此項畏懼而不能或不願受該國保護的人。

　　我說中國農民都是難民，是相對於中國城市人而言。因為中國搞的是“城鄉二元結構”，在中國，讓農民畏懼、產生避難本土衝動的原因是什幺？中國社會在對國民實施惡意的差別對待的時候，對人群劃分的界限是什幺？——不是以種族、宗教、國籍劃線，是以出身、投胎、出生地劃線。對照公約，就一目了然：農民受難的身份屬性差異，唯一符合的選項應該是“某一社會團體”：他們是農村人，而非城市人，這是他們厄運連連，遭難不止的唯一原因。

　　構成難民身份還有兩個要素：“遭到迫害”和“流離失所”。

　　中國農民統統受難，是因為農村人出身決定的。是這樣低賤的社會出身，使得中國農民在自己的祖國喪失了選舉權、財產權、教育權、擔任公職權、遷徙城市居留權、勞動保障權、醫療保障權等等最低限度的權利，相反，他們終生肩負沉重的義務，要在近乎無償地為國家服苦役、納重稅的狀態下度過人生。如果農民想改變自己的低賤身份，就需要向政府繳納巨資，贖回自由，這就是曾經盛行中國的“戶口買賣”行為。買到了“戶口”即是買到了不再遭歧視的護身符——這就是迫害—— 試想，如果這不叫迫害，世界還有什幺配叫迫害？

　　另外的一條：這個龐大的不幸人群中，如果有少部分的人出於逃避迫害的願望，漂流到了中國國門之外，那幺上述兩條就使他們就具備了難民資格的兩個要件，他們就是難民。

　　從有關中國農民逃離中國、遭遇不幸的轟動性新聞中，人們印象最深的幾起：

　　１９９３年６月，一艘名為“金色冒險號”的船上載有２９１名難民，事件里有１１名福建人在紐約海域遇難，屍體浮到了岸上；

　　２０００年６月，英國的多佛爾港，５８名福建偷渡者被活活憋死在悶罐貨車內；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５位福建農民在進入韓國麗水市海域途中被悶死在韓國漁船網艙，屍體被船主拋進大海餵魚；

　　２００４年２月初，英國蘭開夏郡莫克姆海灣，包括福建人在內的來自多省份的２１名華人在海灘拾貝時溺水身亡。

　　上述逃難事件中，活着與死去的人們，都有一個相同結局：難民事件的發生國，無一肯承認入境的中國農民是難民。可事實上千真萬確，他們就是難民！

　　２、為什幺逃難者中福建人多？

　　這個世界上發生在涉及華人的“和平逃亡”（我杜撰這個詞，是區別於９８印尼華人那樣的“戰亂逃亡”）中，逃亡者幾乎全部是大陸中國人，其中又以福建人為主體；在福建人逃難者中，是農民為主的人們構成了難民的主體。

　　為什幺是大陸人？這個不需要回答；香港、台灣人、僑居紐約唐人街的華人是不需要這樣做的；為什幺生活在福建大城市的人不這幺做？他們也不需要。為什幺相比於內地其它地方，福建農民成為難民的主流呢？因為他們有足夠多的親友在國外，通過相互的信息傳遞他們獲得了足夠多的外部世界的信息，他們有機會知道一個自由的、繁榮的世界是多幺值得他們以生命的代價來闖蕩，他們知道自己生存的這片土地是多幺沒有指望、多幺值得以生命代價去搏一搏：作為農民，他們的處境是生不如死；他們明白倘若他們在逃亡過程中沒有餓死渴死、不被悶罐車和封閉性的船倉悶死、不被海水淹死，他們的黯淡的人生就可能因為遷徙成功而步入新天地。他們做出這樣的決斷，是經過了世界上最嚴慎、最縝密的核算。

　　這就是逃避孔子說的“苛政猛於虎”，這就是“不自由毋寧死”！在今天這個怯懦的、日益流失着剛陽氣的中國，正是這些人，體現了中國人的剛毅和果敢，同時不言自明地凸顯了：逃避苦難、追求幸福是人類天性，是不容談判的基本人權。

　　一些富且貴的中國人認為是這些底層窮人把中國人的臉丟到了海外，其實恰恰相反：正是那些富貴的、宰割着自己同胞的人，在國境內對自己同胞的基本生存底線的肆意踐踏，才是這些逃亡者的初始推力，是這些肉食階層才丟了中國人的臉。

　　向逃難者表達我們的敬意思吧！這是有理由的——舉例說：ＣＣＴＶ曾有一個報道：在西方某國，一頭即將被屠宰、即將進入人們盤中餐的牛，僥倖逃離了屠宰場，在街頭狂奔，且傷了數人。後來，這牛當然被警察俘獲了。這個城市的人們幾乎眾口一詞：不能把牛送回屠宰場，強烈要求刀下留牛，願出資養這牛直到其壽終 ——可見，逃避悲慘宿命的一搏，其過程是絢麗精彩的、是配得上人們的敬意的，象那頭勇敢的、逃難的牛。

　　還有，對穿越柏林牆、逃離專制的東德人，當年的西德人民像迎候英雄那樣，用花束和敬意迎候那些逃難成功的同胞，祝賀他們獲得嶄新的人生。

　　逃難農民採取這樣非常的方式的出境，除了豁出命，還要出錢。據說這些年的行情通常是６萬美元左右——這個數字太大了，即使６萬人民幣也大——只有像福建近海的農民有渠道可以借到、同時有人敢借他們這樣一筆錢財。這是中國其它地方的、比福建農民過得更苦、更不在乎生死的農民所沒有機會成就的。

　　當內地農民琢磨着到哪兒打工、哪兒挖煤、哪兒賣血、哪兒籌集孩子學費的時候、實在找不到轍而絕望自殺的時候，福建人有他們的主意：即便是傾家蕩產、即便是死，他們也願意死在尋找自由的路上！

　　３、聽聽逃難船上的難民怎幺說

　　感謝一個叫於大海的作者，在北京之春９３年９月號上發表文章《訪問“金色冒險號”難民》，使我們知道了這樣的細節：一個劫後餘生的逃難農民林在清對記者解釋他為什幺要逃難：“……我知道有些在美華人覺得我們這幺來後丟了他們的形象。但是他們不了解我們政治的背景，不知道我們在中國是生活在什幺樣的環境下。我們辛辛苦苦幹一年，糧食說上交就上交，拿回來的只是一張白條……我們在海上飄泊，一天喝不到一口水。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辛酸的故事。我們中國就是政治不好，如果象美國這樣的話，大家也不會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險來到這裡。在美國，打死一個人都不會槍斃，中國想多生一個孩子都要坐牢……”

　　美國許多民眾不肯承認“金色冒險號”上的農民是政治難民，也許這不能怪他們，生活在尊重人權國家的人民的確是無法理解、無法想象：沒有戰爭、沒有大的天災，中國農民怎幺會在自己的國家過不下去呢？他們不會理解，中國農民對自己的國家、對自己國家的官吏如此絕望！

　　４、作為世界最大的人權受害群體，中國農民何時不再被把排斥在國際人權法的保護圈之外？

　　承認中國農民是難民，並不意味着為數九億的難民群體會立即衝擊國際社會。農民出境者到現在來說是極其少量的。他們掏不起逃亡所需的費用，這是一種深切的悲哀。國際上沒有接待這幺多人的能力，但是國際社會有能力作到：關注他們人權被嚴重剝奪的現實，聲援他們在自己的祖國獲得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框架內的賦予所有人的所有權利。與此同時，搜集全面的信息，作出恰當的判斷，承認他們是難民。

　　我想告訴西方主要難民流入國的邊境警衛隊：中國有句話叫“人可以貌相”，什幺時候當你們在自己國家的海岸上查到了中國人，如果你們能夠看到他們的證件、確認他們在中國的身份是農民，那幺，你們就有基本的把握判斷：他們是難民，用肉眼，你會看得出他們的苦難，他們的難民資格實際上是寫在臉上的——順便說一句：你們的同行、中國城市警察的“基本功”就非常好！在中國城市的密集人群中，警察們有能力瞬間識別出哪些是從農村來的“外地人”，依據就是“貌相術”，就是看一個人是否有難民特徵，然後再加以刁難。

　　如果把和平生活在中國的農民和戰亂中的巴勒斯坦難民、阿富汗難民、伊拉克難民的臉龐相比較，就會知道：沒有難民名分的中國農民，他們身上顯示着更嚴重的營養不良、更愁苦的面容、更破爛的裝束。他們比國際社會公認的難民“更難民”。

　　農民都是難民，世界卻對他們關閉了大門。這是國際社會對中國農民的虧欠。他們是中國的主體人群，對他們的虧欠就是對中國的虧欠。

　　按說，西方發達國家的人們目光是犀利的：你們藉助飛船和火星車，已經看清楚了距離地球遙遠的火星上的河床的走向、礦脈的分布。但是，你們卻沒有能夠看清楚處在同一星球上的同類——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態；沒有看出，這個世界最大的受難群體——比西方八國人口之和還大的一個群體——在痛苦中受難的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