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受难的身份属性差异，唯一符合的选项应该是“某一社会团体”：他们是农村人，而非城市人，这是他们厄运连连，遭难不止的唯一原因。　　　１、为什幺说中国农民是难民？
　　联合国对难民定义的法律依据见于《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该公约认定的难民标准是指：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

　　我说中国农民都是难民，是相对于中国城市人而言。因为中国搞的是“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让农民畏惧、产生避难本土冲动的原因是什幺？中国社会在对国民实施恶意的差别对待的时候，对人群划分的界限是什幺？——不是以种族、宗教、国籍划线，是以出身、投胎、出生地划线。对照公约，就一目了然：农民受难的身份属性差异，唯一符合的选项应该是“某一社会团体”：他们是农村人，而非城市人，这是他们厄运连连，遭难不止的唯一原因。

　　构成难民身份还有两个要素：“遭到迫害”和“流离失所”。

　　中国农民统统受难，是因为农村人出身决定的。是这样低贱的社会出身，使得中国农民在自己的祖国丧失了选举权、财产权、教育权、担任公职权、迁徙城市居留权、劳动保障权、医疗保障权等等最低限度的权利，相反，他们终生肩负沉重的义务，要在近乎无偿地为国家服苦役、纳重税的状态下度过人生。如果农民想改变自己的低贱身份，就需要向政府缴纳巨资，赎回自由，这就是曾经盛行中国的“户口买卖”行为。买到了“户口”即是买到了不再遭歧视的护身符——这就是迫害—— 试想，如果这不叫迫害，世界还有什幺配叫迫害？

　　另外的一条：这个庞大的不幸人群中，如果有少部分的人出于逃避迫害的愿望，漂流到了中国国门之外，那幺上述两条就使他们就具备了难民资格的两个要件，他们就是难民。

　　从有关中国农民逃离中国、遭遇不幸的轰动性新闻中，人们印象最深的几起：

　　１９９３年６月，一艘名为“金色冒险号”的船上载有２９１名难民，事件里有１１名福建人在纽约海域遇难，尸体浮到了岸上；

　　２０００年６月，英国的多佛尔港，５８名福建偷渡者被活活憋死在闷罐货车内；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５位福建农民在进入韩国丽水市海域途中被闷死在韩国渔船网舱，尸体被船主抛进大海喂鱼；

　　２００４年２月初，英国兰开夏郡莫克姆海湾，包括福建人在内的来自多省份的２１名华人在海滩拾贝时溺水身亡。

　　上述逃难事件中，活着与死去的人们，都有一个相同结局：难民事件的发生国，无一肯承认入境的中国农民是难民。可事实上千真万确，他们就是难民！

　　２、为什幺逃难者中福建人多？

　　这个世界上发生在涉及华人的“和平逃亡”（我杜撰这个词，是区别于９８印尼华人那样的“战乱逃亡”）中，逃亡者几乎全部是大陆中国人，其中又以福建人为主体；在福建人逃难者中，是农民为主的人们构成了难民的主体。

　　为什幺是大陆人？这个不需要回答；香港、台湾人、侨居纽约唐人街的华人是不需要这样做的；为什幺生活在福建大城市的人不这幺做？他们也不需要。为什幺相比于内地其它地方，福建农民成为难民的主流呢？因为他们有足够多的亲友在国外，通过相互的信息传递他们获得了足够多的外部世界的信息，他们有机会知道一个自由的、繁荣的世界是多幺值得他们以生命的代价来闯荡，他们知道自己生存的这片土地是多幺没有指望、多幺值得以生命代价去搏一搏：作为农民，他们的处境是生不如死；他们明白倘若他们在逃亡过程中没有饿死渴死、不被闷罐车和封闭性的船仓闷死、不被海水淹死，他们的黯淡的人生就可能因为迁徙成功而步入新天地。他们做出这样的决断，是经过了世界上最严慎、最缜密的核算。

　　这就是逃避孔子说的“苛政猛于虎”，这就是“不自由毋宁死”！在今天这个怯懦的、日益流失着刚阳气的中国，正是这些人，体现了中国人的刚毅和果敢，同时不言自明地凸显了：逃避苦难、追求幸福是人类天性，是不容谈判的基本人权。

　　一些富且贵的中国人认为是这些底层穷人把中国人的脸丢到了海外，其实恰恰相反：正是那些富贵的、宰割着自己同胞的人，在国境内对自己同胞的基本生存底线的肆意践踏，才是这些逃亡者的初始推力，是这些肉食阶层才丢了中国人的脸。

　　向逃难者表达我们的敬意思吧！这是有理由的——举例说：ＣＣＴＶ曾有一个报道：在西方某国，一头即将被屠宰、即将进入人们盘中餐的牛，侥幸逃离了屠宰场，在街头狂奔，且伤了数人。后来，这牛当然被警察俘获了。这个城市的人们几乎众口一词：不能把牛送回屠宰场，强烈要求刀下留牛，愿出资养这牛直到其寿终 ——可见，逃避悲惨宿命的一搏，其过程是绚丽精彩的、是配得上人们的敬意的，象那头勇敢的、逃难的牛。

　　还有，对穿越柏林墙、逃离专制的东德人，当年的西德人民像迎候英雄那样，用花束和敬意迎候那些逃难成功的同胞，祝贺他们获得崭新的人生。

　　逃难农民采取这样非常的方式的出境，除了豁出命，还要出钱。据说这些年的行情通常是６万美元左右——这个数字太大了，即使６万人民币也大——只有像福建近海的农民有渠道可以借到、同时有人敢借他们这样一笔钱财。这是中国其它地方的、比福建农民过得更苦、更不在乎生死的农民所没有机会成就的。

　　当内地农民琢磨着到哪儿打工、哪儿挖煤、哪儿卖血、哪儿筹集孩子学费的时候、实在找不到辙而绝望自杀的时候，福建人有他们的主意：即便是倾家荡产、即便是死，他们也愿意死在寻找自由的路上！

　　３、听听逃难船上的难民怎幺说

　　感谢一个叫于大海的作者，在北京之春９３年９月号上发表文章《访问“金色冒险号”难民》，使我们知道了这样的细节：一个劫后余生的逃难农民林在清对记者解释他为什幺要逃难：“……我知道有些在美华人觉得我们这幺来后丢了他们的形象。但是他们不了解我们政治的背景，不知道我们在中国是生活在什幺样的环境下。我们辛辛苦苦干一年，粮食说上交就上交，拿回来的只是一张白条……我们在海上飘泊，一天喝不到一口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辛酸的故事。我们中国就是政治不好，如果象美国这样的话，大家也不会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来到这里。在美国，打死一个人都不会枪毙，中国想多生一个孩子都要坐牢……”

　　美国许多民众不肯承认“金色冒险号”上的农民是政治难民，也许这不能怪他们，生活在尊重人权国家的人民的确是无法理解、无法想象：没有战争、没有大的天灾，中国农民怎幺会在自己的国家过不下去呢？他们不会理解，中国农民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国家的官吏如此绝望！

　　４、作为世界最大的人权受害群体，中国农民何时不再被把排斥在国际人权法的保护圈之外？

　　承认中国农民是难民，并不意味着为数九亿的难民群体会立即冲击国际社会。农民出境者到现在来说是极其少量的。他们掏不起逃亡所需的费用，这是一种深切的悲哀。国际上没有接待这幺多人的能力，但是国际社会有能力作到：关注他们人权被严重剥夺的现实，声援他们在自己的祖国获得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框架内的赋予所有人的所有权利。与此同时，搜集全面的信息，作出恰当的判断，承认他们是难民。

　　我想告诉西方主要难民流入国的边境警卫队：中国有句话叫“人可以貌相”，什幺时候当你们在自己国家的海岸上查到了中国人，如果你们能够看到他们的证件、确认他们在中国的身份是农民，那幺，你们就有基本的把握判断：他们是难民，用肉眼，你会看得出他们的苦难，他们的难民资格实际上是写在脸上的——顺便说一句：你们的同行、中国城市警察的“基本功”就非常好！在中国城市的密集人群中，警察们有能力瞬间识别出哪些是从农村来的“外地人”，依据就是“貌相术”，就是看一个人是否有难民特征，然后再加以刁难。

　　如果把和平生活在中国的农民和战乱中的巴勒斯坦难民、阿富汗难民、伊拉克难民的脸庞相比较，就会知道：没有难民名分的中国农民，他们身上显示着更严重的营养不良、更愁苦的面容、更破烂的装束。他们比国际社会公认的难民“更难民”。

　　农民都是难民，世界却对他们关闭了大门。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农民的亏欠。他们是中国的主体人群，对他们的亏欠就是对中国的亏欠。

　　按说，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目光是犀利的：你们借助飞船和火星车，已经看清楚了距离地球遥远的火星上的河床的走向、矿脉的分布。但是，你们却没有能够看清楚处在同一星球上的同类——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没有看出，这个世界最大的受难群体——比西方八国人口之和还大的一个群体——在痛苦中受难的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