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急着把卡瓦諾送上高院？

子皮

  福特和卡瓦諾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作證，發生在上星期四。

  之後，美國的民調顯示：41%的人相信福特講了真話，35%的人相信卡瓦諾講了真話。38%的人相信卡瓦諾撒謊，而30%的人相信福特撒謊。

  注意，卡瓦諾是總統提名的美國高院大法官的候選人——高院大法官幾乎是美國最榮耀的職位，它代表着誠信、公正、榮譽；而福特，只是一個普通美國人，在兩個星期之前，知道福特的美國人近於0%。

  而今天對於36年前一樁公案的描述，美國有更多的人相信福特而不是卡瓦諾。

  相信福特的人主要因為以下這些原因：

  1.沒有合理的福特撒謊的動機。福特是一位大學教授，她有丈夫和兩個兒子，可以想象她這次出面作證徹底改變了她的生活。福特受到死亡威脅，她現在不得不離家住到別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在美國，作偽證是犯罪行為，如果撒謊，她將損失她生活中珍惜的一切，可能會變成階下囚。

  有人說她是為了從民主黨那裡得到好處。但要知道福特從此會生活在聚光燈和顯微鏡下，如果民主黨為給她付賬，將通過什麼渠道進賬？要知道，福特不是一個川普式的國際生意人，可以通過大量的投資和收益渠道掩飾財富的真正來源，或者讓金主給她生意上的優惠來獲得利益；福特是大學教師，很可能她的主要收入是工資。和所有拿工資的中產階級一樣，她的收入一分不漏地在國家稅務局有記錄。這樣的人怎麼掩藏幾萬幾十萬上百萬的收入？

  2.福特對卡瓦諾對她性侵的事件的描述顯得合情合理。是的，36年前她沒有報案，她甚至沒有告訴她父母。因為她那時只有15歲。她怕父母知道她在派對上和男孩子們一起喝酒。事實上，許多性侵受害者，尤其孩子，不會和別人（包括家人）講述性侵的事，出於恐懼、羞恥、自責、懼怕責罰等種種原因。無數研究和統計都顯示了這一點。

  福特不記得出事的日期、時間和地點。這有什麼很不正常嗎？請你現在回想一下36年（或者比36年短一些，如果你不滿36歲）前的往事，你是否還記得一些片段？現在告訴我，這每一個片段發生的日期、時間和地點？你都記得嗎？

  人類終生難忘的記憶，包括刻骨銘心的恐懼和精神創傷，長久地貯存在海馬體中的。而我們對日期等數字的記憶，常常會在短期內消失。

  3.福特在聽證時合作而誠懇。福特是一個輕聲細語的人。她說她很緊張和害怕，但她要盡到公民的責任。她認真地回答了每一個問題，有時她會問提問者她是不是準確地回答了問題。所有的觀眾都可以看出她內心的折磨，但福特沒有誇張自己的痛苦，沒有憤怒也沒有嚎啕痛哭。當參議員布克（Cory Booker）問福特她的兩個兒子和丈夫怎麼樣時，她說：“考慮到現在這種情況，他們還好，謝謝。”

  相形之下，卡瓦諾的作證，可以用“悲憤”二字概括——對自身“不幸”的悲怨，和對民主黨的憤怒。他時而咬牙切齒，時而泣不成聲。他義憤填膺地指責民主黨正在對他的名譽“搞暗殺”， 又痛哭流涕地說他和全家都在忍受着巨大的苦痛。

  卡瓦諾數次避免回答問題。當參議員克勞布夏（Amy Klobuchar）問他有沒有過醉得人事不知時，他卻反問她：“你有過嗎？

  4.福特希望FBI進一步調查而卡瓦諾堅決反對。同時，卡瓦諾拿不出任何反對FBI調查的理由。參議員德彬 （Dick Durbin）幾次問卡瓦諾他是否希望FBI調查此事時，卡瓦諾拒絕回答，只是大聲喊：“我是無辜的！”

  相信福特和相信卡瓦諾的似乎都很難說服對方。然而，真正把人區分開來的，不是相信或不相信福特、相信或不相信卡瓦諾；而是對這件事本身的態度——你是希望了解真相呢，還是希望馬上把一切抹平？

  打個比方：你要為你家孩子請一個保姆，中介推薦了保姆張三。但李四告訴你張三曾經性侵她。你會做什麼：

  1）想辦法查一查張三到底有沒有性侵過別人。

  2）對李四大吼：“我一看就知道你是我職場上的競爭對手王五派來的！張三明天就來我家上班！”

  3）“張三即使性侵有什麼關係啊？誰年輕時不幹這事啊？張三明天就來我家上班！”

  4）“你說張三性侵你，有證據嗎？我能憑你一句話就懷疑張三？這樣開了頭，以後社會上不是人人都可以隨便誣告保姆了？張三明天就來我家上班！”

  我想多數人會選1）。如果你選的是2）、3）或 4），我有理由懷疑那不是你親生的孩子。

  美國的大法官在某種意義上是比總統更有權力的人，他們的決定，會影響不只一代的美國人的命運。但美國的選民無法直接挑選大法官，所以他們選舉的立法人必須替人民在大法官的選擇上把關，如同你有責任為你的孩子把關。你的責任是對你的孩子負責。你最關心的人不是中介或張三，而是你的孩子。同樣，在選擇大法官的問題上，美國議員的責任是對美國人民負責，他們最關心的不應該是介紹卡瓦諾的川普總統或大法官應徵人卡瓦諾，而是將深受大法官決定影響的所有美國人，包括我們還沒有出生的後代。

  美國高院的大法官是一種榮耀，但它更是一種責任。想象美國是一架飛機，飛機上坐着所有的美國人；而大法官，是這架飛機的少數駕駛員之一。那麼你是不是認為任何選擇大法官很重要？如果對大法官候選人的人品、能力、判斷力和情緒穩定有懷疑，我們是不是應該花時間深入調查？

  如果一個夠格的人沒有當上駕駛美國這架飛機的飛行員，這對於他和他的家庭來說並不是滅頂之災；然而，如果讓一個不夠格的人駕駛美國，那可能將是美國人民的巨大災難。

  你可以有一千個理由相信卡瓦諾是無辜的，如同別人有一千個理由相信福特教授說了真話。這些並不那麼重要。而重要的是：為什麼共和黨不願意進一步調查？為什麼他們那麼着急地要把卡瓦諾送進高院？

  其實按理說，共和黨和川普不應太過擔心。因為即使在中期選舉之前大法官的事還沒有搞定，即使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中拿下了參議院（民主拿下參議院的可能性很小），川普和共和黨仍然基本有把握會任命一位保守派大法官。因為大法官是總統挑選的，參議院只能決定是否通過。民主黨參議員不可能讓大法官席位空缺兩年，那簡直是不可接受的政治醜聞——雖然在2016年，共和黨讓大法官位置空缺了一年，他們明確表示不接受奧巴馬提名的大法官，即使法官本人找不出什麼缺陷。

  其實川普或共和黨如果真的急於在中期選舉前確定一位保守大法官，他們完全可以找到一位保守但溫和的大法官，如川普去年任命的大法官戈薩奇，很順利地被通過，並不見有什麼民主黨人對戈薩奇奮力阻礙。

  但卡瓦諾不是溫和右，而是極右。卡瓦諾允許把宗教注入學校教育；他支持限制女性墮胎的權利；他認為禁止半自動武器是“違憲”；他反對環保；他拒絕承認排華法案是錯的。

  卡瓦諾的立場，幾乎是從共和黨極右、福音派極端和步槍協會（NRA）的信條中抄錄下來的。而這正是為什麼共和黨為什麼執意選擇卡瓦諾——因為一是卡瓦諾將成為他們的代言人，二是共和黨的中堅福音派和大金主NRA會對此非常滿意，這對中期選舉大有好處。

  上面是共和黨為什麼喜歡卡瓦諾。那麼川普為什麼喜歡卡瓦諾？

  除了一般意義上的“右”，卡瓦諾最大的特點是他與眾不同的對政治的立場。和美國近幾十年來的大法官們相比，卡瓦諾對法律的詮釋賦予了總統許多特殊的權力：他認為總統有權不回答刑事犯罪調查的問題，有權不向法庭交出證據，有權不被傳訊，有權在被定罪後赦免自己。

  這些支持總統擴權的意見，是卡瓦諾近年的觀點，是他以前行為的180°大轉彎。卡瓦諾是當年是男克林頓調查的重要成員。當時卡瓦諾對克林頓的問題專攻下三路，毫不留情。他在筆錄中寫道：“總統當然不可以拒絕法庭傳訊，總統為什麼可以有凌駕法律之上的特權？”

  然而自為小布什工作之後，卡瓦諾似乎換了一個人。他開始認為總統應該有權拒絕法庭傳訊，他開始相信在法律面前，總統應該有和普通人不一樣的權利。

  在穆勒調查越逼越近時，川普當然非常希望卡瓦諾能夠進入高院。卡瓦諾是一隻救生圈，而此時的川普，正看見水從四方向他湧來。

  所以卡瓦諾不是“一個保守派法官”，他是“這個保守派法官”，是共和黨和川普最需要的保守派法官。

  所以川普和共和黨要抓緊時間把卡瓦諾送進高院——他們害怕夜長夢多。

  川普和共和黨的心急火燎背後，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一個叫“甘博對美國” （Gamble vs. United States）的案子。

  甘博是阿拉巴馬人，他身為罪犯卻非法擁槍，所以同時觸犯了聯邦和阿拉巴馬州的法律。因此被聯邦和州法庭分別起訴審判定罪。甘博認為是雙重懲罰，所以上訴到高院。高院將於10月5日開始審理。

  美國的聯邦和州法院被認為各自擁有主權，所以聯邦和州的審理判決可以獨立進行。州法的主權性，應該來自美國自建國以來對各州主權的尊重，美國是聯邦而不是中央政府。例如美國的參議院制度規定，每個州不分大小，各有兩個參議員；今天共和黨控制參議院，有51個參議員，民主黨只有49個；然而51個共和黨參議員代表了1億430萬人，而49個民主黨代表了1億820萬人，如果按人口算，共和黨在參議院並無優勢。

  “甘博對美國”一案的審判，將涉及到對美國各州的法律主權的詮釋，所以是一個重要的案子。但今天人們對此案的關心，更出於另一個原因：就是此案對川普赦免權的影響。

  如果“甘博對美國”獲勝的話，那麼它將意味着：聯邦起訴過的罪行，州內不得再起訴。那麼它也包括：川普赦免的聯邦罪犯（總統只能赦免聯邦罪犯而不能赦免州罪犯），州內不得再起訴。如果是這樣，實際上等於給了總統無限的赦免權，等於遞到總統手中一個巨大的保護傘，保證他自己、親友、手下和他想庇護的任何人，即使犯罪也可以免受任何法律制裁。

  按照開始的入高院計劃，卡瓦諾趕得上10月5日開審的“甘博對美國”，想來他一定會投有利總統的一票。但天有不測風雲，目前FBI還要調查卡瓦諾一周，即使事後順理通過，卡瓦諾無論如何也趕不上此案開審了。

  “甘博對美國”一案雖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大法官的選擇，因為大法官將參與審判很多很多一樣重要或更為重要的、決定美國命運的案子。

  如果一個大法官能夠性侵女性而事後既不承認更不道歉，那麼我們會懷疑他在將來的判案中是否會尊重女性的權利；如果一個大法官對民主黨和共和黨總統持截然不同的標準，那麼我們會懷疑他是否在政治上公正；如果一個大法官在聽證會上認定一個政黨在陷害他和破口大罵，那麼我們會懷疑他是否會在黨派之爭中保持中立；如果一個大法官不遺餘力地宣揚擴大總統的權力，那麼我們會懷疑他到底信仰“法高於權”還是“權高於法”；如果一個大法官拒絕否定排華法案，如果一個大法官在控槍討論中從不談及人的安全，那麼我們將會不寒而慄，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的基本人權甚至生命，會不會得到法律的保護。

  跌宕起伏的卡瓦諾確認之爭，不知道還需要多久才會結束，不知道它的結果將是什麼。但無論如何，如參議員弗雷克（Jeff Flake）所說，不管此事的結局是什麼，它將“永遠充滿了疑問”。

  也許它也將永遠引起爭論；但至少，希望它永遠引發思考。

  作者簡介：子皮，畢業於北大物理系，巴黎大學博士。現居美國從事量化金融工作。近年謀生之餘，有時寫字。作品發表於電子平台及《青年作家》,《文綜》和《僑報》等。獲2018北美華文法拉盛詩歌節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