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處於劇烈和深刻的變動之中。表面上看，是不同國家的權力格局在重組，其背後實則是不同發展道路、不同社會制度之間的較量。中國的角色格外引人注目，這也不僅是因為中國已經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因為中國在擁抱經濟全球化的同時，一直堅持走具有自己特色的發展道路。

近日，著名學者、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先生連續在《南風窗》發表文章，提出了許多新的觀點和見解。我們陸續在官方微信推送，期盼社會各界人士一起來理性討論，互相激發，碰撞出更多的思想火花。

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經濟成就令世界矚目。主流的觀點將中國的經濟成就歸功於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確立；1978年前、後30年的歷史對比支持這一觀點。但是，這個觀點無法經受國際比較的檢驗。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已經接受了市場經濟，而且大多數國家也對國際貿易和投資敞開了大門，但是只有少數幾個國家實現了與中國相媲美的增長速度。

對於中國的成功，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也許是一個必要條件，但絕非充分條件。

實際上，要想解釋中國的經濟成就，還需要理解中國的政治體制。

中共的政策有利長期發展

汪暉在一篇影響廣泛的文章中指出，進入21世紀之後，世界範圍內出現了“政治的去政治化”，即黨派界限趨於消失。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意識形態就隨着經濟改革與社會變革而演變，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概念。

在“三個代表”的旗幟下，中共向各個階層的人士敞開大門。中共為各種利益表達提供了場所，通過黨內的民主集中過程，創造出各種利益的加總機制。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則轉變成為一個“中性政府”。所謂中性政府，就是當不同社會階層或政治團體之間發生利益衝突的時候，能夠選擇中立的政府。換句話說，中性政府不會一直代表任何一個社會階層或政治團體，更不會被任何政治勢力所俘獲。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中性政府沒有自身利益，只是這些利益不受分散的社會群體的利益所左右。因此，與持續代表一個特定社會階層或政治團體的有偏政府相比，中性政府更可能採取有利於全社會長遠利益的政策。

只要對1978年以來中國的重大改革和政策變動稍加回顧，就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政府選擇的是有利於長期經濟發展的政策。即使這些政策偏向某些群體，那也是因為這種偏向有利於整體經濟的發展。但是政策不會永遠偏向同一個群體；當環境改變的時候，中共就會採取偏向其他群體的政策。

獨特的官員選拔制度

“選拔團”理論由Bueno de Mesquita等人提出。“選拔團”是能夠決定政府官員任用的團體。“選拔團”理論的價值在於，它為研究不同政體的學者提供了一個統一的概念。每一個政體都面對如何選拔政府官員的問題；“選拔團”的規模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它的形式。

在民主制中，“選拔團”包括全體公民；在獨裁體制中，“選拔團”由能夠威脅獨裁者統治的少數人或者少數幾個家族組成。“選拔團”的性質決定了對執政者的激勵機制，執政者必須要迎合“選拔團”的利益訴求。

在民主制中，執政者願意提供造福於大多數民眾的公共品；在獨裁體制中，執政者只需要賄賂一個很小的“選拔團”中的少數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個人或家族。

“選拔團”理論的一個推論是，在非民主制中，執政者如果要繼續執政，就需要賄賂“選拔團”中得勢的一派。在這樣的政體中，利益交易是王道，執政能力沒有任何意義。

“選拔團”的這些結論顯然都不適用於中國，但其研究方法值得借鑑。與西式民主制不同，中國的政府官員是中共任命的。因此，他們對中共負責。在這個意義上，中共就是中國的“選拔團”。但是中共和Bueno de Mesquita等人定義的“選拔團”有一個重要的差別：它不是由一群人構成的，而是由中共的選拔制度構成的。這套制度始建於上世紀80年代，並在之後的30多年中不斷完善。

2002年，這些制度被總結為《幹部任用條例》，經過2014年1月的修訂，這個文件改稱為《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這個條例詳盡地規定了各級黨政領導幹部的考核選拔程序。

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的選拔任用制度是程序化和制度化的。這套制度將中國的政體與其他政體區別開來。研究表明，制度化程度是決定國家經濟表現的重要因素。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成就也許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中國共產黨的制度化。因此，用“選拔制”來稱呼中國的這套政治體制是再恰當不過的了。

在已有文獻中，一些研究表明，關係對中國官員的升遷有很大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在運轉良好的民主制中，關係也不是什麼新鮮事。

當一位美國新總統上任的時候，他會更換超過2000個政府職位，能夠得到職位的新人都是和他有關係的人。比關係更為重要的問題是，能力是否是決定官員選拔的一個關鍵性標準。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一個政體就退化成了裙帶政體，很難獲得正當性。

許多研究表明，能力的確是中國選拔制中的重要選拔標準。考慮到經濟增長是中共在相當長時期里的工作重心，官員選拔把發展經濟的能力作為關鍵性標準，就不足為奇了。有研究發現，GDP和稅收增長顯著地提高縣級官員的晉升概率，對市級官員的效果也比較顯著。

為適應經濟社會條件的變化、回應大眾的要求，中共也在嘗試建立更加全面的幹部考察制度，將其他指標加入到考核體系中。選賢任能使得中國的選拔制不斷吸引有抱負的年輕人進入體制，增強了民眾對現行制度的信心。

從源頭上講，中國的選拔制源於中國悠久的賢能體制。儘管存在爭議，但是，古代中國絕對是向上流動最充分的古代社會之一。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是唯一一個在古代實施賢能體制的社會；所有其他主要的古代社會都採用世襲制度。

在文明發展的初期，中國就解決了一個人類社會面對的重要問題：如何選拔出有能力的官員。我們不必羞於承認自己繼承了悠久的賢能體制傳統。

選拔制官員擁有長遠的眼光

選拔制要求官員對他們的職業有長遠的打算；官員們必須在年輕時進入體制，然後與同齡人競爭來獲得升遷。相比之下，民主制為希望從政者提供了“捷徑”，那些沒有甚至沒有任何政治經驗的人，也可以在他們感覺合適的時候涉足政治。兩種政體各有利弊。

選拔制的最大優點在於，它使得政府官員擁有長遠的眼光，不那麼受機會主義動機所驅使並注重維護良好的聲譽。選拔制的另一個優點是官員願意不斷地提高自身的能力、積累資歷。

中共有意地將有前途的年輕官員放到預備幹部隊伍中。一個鍛煉他們的重要方法，就是讓他們在不同地區的不同崗位上擔任職務。特別地，他們通常會被安排到縣級或市級單位擔任主要領導，這樣他們就能鍛煉出統籌應對複雜多樣任務的能力。有了這些經驗，當官員擔任國家的高層領導職位的時候，他們就會比較有信心。

但是選拔制也有缺點，其中最顯著的莫過於不利於有創造力的官員的脫穎而出，因為偏離常規在體制內是沒有多少好處的。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可能的結果是，可能會出現更多的平庸者。另一個結果是，官員可能被自己以往的經驗所束縛。

人的思想一般在二三十歲時就已經成型了，官員在體制內的成功可能會進一步固化這個趨勢。

選拔制的另一個缺點是容易造成單一化。因為選拔是由一個組織使用統一的標準來執行的，政府官員的行為趨向於同質化。一旦整個體系發生了方向性錯誤，整個體制就很可能釀成大錯。過度投資、盲目追求GDP增長以及無視環境都和單一化有關。我們不能失去現代社會應有的多樣性。

但是，選拔制並不天然地排斥多樣性。首先，選拔標準可以更加多樣。其次，可以引進民主機制來補充選拔的不足，讓民眾行使監督政府官員的權力。

民主制允許任何人在任何時間參與政治，這就保證了政治體系有持續的新鮮血液注入。作為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出現過三位40多歲的總統。在民主制中，官員可以根據選民的偏好，實施多樣化的政策。地方社區可能有多種多樣的利益訴求，當選官員必須反映這種多樣性。

而民主制本身也存在很大缺陷，缺陷之一是選拔能力更弱，能力不足的投機者往往能夠混過選舉；二是官員要持續地面對選舉壓力。後者對政策效果以及官員有兩方面的負面影響：一方面，官員必須屈從於民眾壓力來獲得選票，這就導致他們往往為了迎合選民採取短視的投機決策；另一方面，選舉使得當選官員沒有動力提升自身能力，因為一旦競選失敗，這些能力就沒有任何用處。

構建“新敘事”

當代中國體制的最大挑戰之一是其傳統敘事和現實之間的差距。在建立之後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的革命黨。自上世紀70年代末中共的重心轉向經濟建設以來，中共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中共的任務不再是摧毀舊體制，而是建立一個新體制，目標是為中國人民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因此，中共的理論必須與時俱進。

不僅如此，當代中國體制還要面對民主化的外在挑戰。國內外的大多數學者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被“民主敘事”所左右，對中國的政體產生誤讀。

必須意識到的是，民主制是19世紀西歐國家以工人階級為代表的平民與以資產階級為代表的精英階層鬥爭的產物，是植根於歐洲近代史的一種治理方式。但這絕不是唯一正當的治理方式。中國沒有經歷歐洲那樣的歷史過程，因而也沒有產生西方的民主制度。

歷史讓中國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體制，中共不僅建立起了這個政體，而且努力改善民眾的生活，中共的目標和民眾的目標始終是一致的。以這樣的獨特歷史為起點，中國正在努力開闢自己的發展道路。

把“民主敘事”強加給一個國家，未必會得到理想的效果；中東地區在“阿拉伯之春”之後出現的混亂局面，特別是現在出現的嚴重的難民問題，為盲目的民主化敲響了警鐘。

因此，中國需要一個“新敘事”，以彌補傳統理論和現實之間的差距。

總之，本文的核心觀點是，中國擁有獨特的、不同於西式民主或者獨裁的政治體制：“選拔制”（selectocracy），中國共產黨擔當了選拔官員的職能。中國的選拔制具有開放性、競爭性和選賢任能的特點，能夠兼容多樣性、保障個人自由，並形成權力之間的制衡，因而是一種具有正當性的政治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