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天赋圣权的巫（儒）术传统

一，通过巫术仪式，表明老天爷把宇宙大权赐人，这就是天赋圣王权

1985年四川农民皇帝曾应龙称皇帝建立了“大有国”，率军攻入县城，把医院当皇宫还娶了40名妃子。

1993年春节记者在监狱采访了他，记者问：您就是这座监狱鼎鼎大名的土皇帝？曾应龙：应该叫陛下。记者：好吧，陛下，您是什么时候称帝的？　　

曾应龙：不是朕想称帝，是朕的＋万臣民拥戴朕登基的。大约十年前，在乌江中游的观音岩，爬上来一条娃娃鱼，这牲畜会说人话，而且总在月明之夜，从岩里向外唱一首童谣，什么“假龙沉，真龙升；河之南，降太平”。后来，连三岁小孩都会唱了，于是这歌谣经过许多小孩的口传遍了九村十八沟，有位好奇的人叫马兴，是当地的风水先生，一天夜里，他带着一拨村民跟踪歌声，在“观音”的嘴里找到娃娃鱼，那牲畜见人不但不逃跑，反而啪啪扑打着尾巴，像迫不及待地欢迎人来。马兴捡起它，从它的嘴巴当众挖出三尺黄绫，正是那首童谣，而在鱼肚皮上，刻着“大有”二字。其时皓月当空，马兴出洞，望月冥思片刻，突然对天地三拜九叩，向大家举鱼布告玉皇大帝的诏示。

朕事先并不知道娃娃鱼的事，计划生育闹得厉害，乡干部隔三过五带着医生，挨门挨户地查超生子女，查出来要罚款，肚皮里的娃要拿掉，还号召育龄内男女都去结扎、安环。朕有两个丫头，还想要个龙子，就同村里许多人一样，悄悄带着没出怀的婆娘外出打工，在新疆搞建筑七个月，果然天遂人愿，有了龙子，按辈份取名延泽。朕不敢回乡，就领着妻儿到了河南，在新乡落脚。可还是让马兴给算出来了。所谓“真龙升”，正暗合“曾应龙”这个姓名，“河之南”即河南，也有坐北朝南的意思，那么“新乡”这个地名正是新天子藏身之地。马兴领着一班臣民，千里迎驾，见着朕就取出龙袍加之，纳头便拜，山呼万岁。朕却之不恭，只好顺应天命，回乡称帝，国号“大有”，改公元１９８５年为太平元年。
　
记者：“大有”的含意是什么？ 　
　
曾应龙：大有者，你有，我有，大家有也。朕登基下的立国御旨“有地大家种，有钱大家花，娃儿随便生”，已在臣民中广为传颂。 　
　
记者：说句不客气的话，陛下的这个大有国完全是从史书里照搬来的，包括童谣、娃娃鱼显灵、河南迎驾等细节都是陛下与大臣事先密谋的结果，真没想到，时过境迁，您老人家还在做皇帝梦。
　　
大家看看：这些童谣、娃娃鱼显灵唱歌、河南迎驾都是一种古老巫术仪式，通过这些巫术仪式，表明老天爷把宇宙大权赐予给了曾应龙，这就是天赋圣（王）权。

二，天赋圣（王）权是巫术思维的必然

《道德经》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中国人在巫术迷信影响下下，以为宇宙的一切权力归天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即天地有决定万物的生死权。注意，刍狗是可用可弃的祭祀道具，当它处在“用”的场合，含有“生、神”的意义；当它处在“弃”的场合，含有“死、鬼”的意义；所以，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就是天地对万物有生杀权，即我们常说的“天命”。 “天上掉星”是天命，“地上死人”也是天命。庄稼的丰欠也是天命！可见，国人的“天命”观意味着宇宙的一切权力归属于天老爷。

老子的错误就是把圣人与天老爷相提并论，并把决定老百姓生死的权力赋予给了圣人（丑陋的“天赋圣权”啊！）——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试问：圣人有什么权利以百姓为刍狗？百姓有权利以圣人为刍狗吗？显然不能，百姓只是圣人宰割的绵阳、韭菜而已！王弼注：“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以百姓为刍狗。”其含义就是说圣人对待普通百姓与天地对待世间万物一样，可生杀予夺，任其摆布；或者进一步说，圣人的这种为所欲为就是在师法自然、师法天地的名义下进行的，因而有着合乎天道的无穷合理性。事实上，“天地不仁”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或自然灾害，并非天地有意为之。”因此，“法自然”不过是把圣人专制暴行合理化而已，是一种巧饰。

中国历来就深信君主“受命于天”。“天”具有最高的道德，“上天有好生之德”；它既是万物的主宰，也是万物生生变化的力量源头，还是一切规则的制订者。正因为“天”的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命于天”才具有说服力。在商朝早期就流传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诗经.商颂.玄鸟》），周王室的始祖弃也是其母“履大人足”而生的圣人（见于《史记.周本纪》）。
 
君权神授的理论在汉代有了系统的发展，董仲舒继承了墨家“天志”“天意”说，提出了“天人相与”的理论，认为天和人间是相通的，天是有意志的，是最高的人格神，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天按照自己的面目创造了人，人应按天的意志来行动。从“天人相与”的神学目的论出发，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的命题。他认为皇帝是天的儿子，是奉天之命来统治人世的，人民应该绝对服从他们，凡是君主喜欢的事，老百姓应该无条件去做。所谓皇帝乃天子，皇帝讲话要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所以凡夫俗子、芸芸众生必须向皇帝尽忠臣服，皇帝作为天子，其子孙自然就是天之子的子孙，皇位由皇帝的子孙们内部世袭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强迫臣服、家族世袭是传统专制主义的基石。
 
但“天”不是超越性的宗教概念，带有唯物主义者主义的直观性。“天”不能说话，需要“天子”来代言，这和圣经中“神”凭语言创造世界截然不同。“天意”常常被解释为人心、民意，所谓“顺天应人”；这就是说，一旦君主被认为失德、失去人心，就可以被他人取代，“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那么，如何来判断君主是否有德，是否得人心呢？从这里向前推进一步，本可以得出主权在民的观念以及由此发展出一套确立民意的操作程序，可惜古人未能作此推进。由于缺乏和平竞选这种形式，到头来难免不堕入暴力。不兴“数人头”，必然“砍人头”，凡是能打赢能保住的政权就可以自我标榜为得民心，凡是没打赢或者没保住的政权就被宣判为失民心。这就又走到“成王败寇”的暴力夺取政权的老路上去了。
 
三，当代巫（儒）术的复兴与自由教育背道而驰

一些人害怕“天赋人权”，所以蒋庆喊出了“天赋圣权”以对抗。蒋庆在《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一文中说：“圣人的理性与凡人的理性是不平等的。圣人之心无私欲障蔽，理性清明虚静，能知善知恶而为善去恶；凡人之心受私欲缠缚，理性浑浊重滞，不能知善知恶遑论为善去恶！职是之故，圣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权利，曰‘天赋圣权’，而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所以，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
 
丛林政治的预设前提是：一边是高高在上、智力超凡的巫王，一边是生性愚昧顽劣的黎民。“上智（诈）下愚”，“上智”就该统治“下愚”，“下愚”只能听从“上智”的指挥；这就是儒家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不能让愚民来选统治者。这就是蒋庆天赋圣权的理论根源。

孔子把人分为三等：生而知之者（圣人），学而知之者（君子），学而不知者（愚民）。老百姓都属于“学而不知者”，只能遵循“生而知之者”以及“学而知之者”为愚民制定的道德规范。少数人被儒家定为圣人君子，被豁免了作恶的可能性，从而置身于法律和众人之上。这导致了对自己很宽松，对别人很严厉。善恶无绝对标准，道德准则随身份等级而定，对等级不同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皇帝可以拥有太监，非皇族就不许拥有。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却只能从一而终。皇帝和官员不仅统治物质财富，还要统治人们的精神、情感、习惯，于是他们一级一级的成了道德的掌控者，拥有了道德的解释权，官大一级就是真理。君子们的言谈举止不能传达出平等的相互尊重；而是传达出有权有势的上等人的霸气。他们的贪婪和残暴必然与道德条文背道而驰，他们自身的道德败坏同他们满口的仁义道德形成鲜明对比。于是，整个社会从上而下充满了虚妄和绝望，专制和等级就这样完全摧毁了人的尊严和价值。为了在这个等级制的道德架构中生存，人们就须互相倾轧、仇恨、鄙视、压榨，于是，这伪道德就必然导致人们走向邪恶。礼教强奸正义，假大空厚黑由此渊源！“道德”成了压迫下属的工具。

“上智下愚”之社会，人生而不平等。孔子鼓吹“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所以，要实行“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以强化等级森严的“礼”制。圣人有受崇拜的权利还有杀灭邪恶权，也就是说：反对圣人者，格杀勿论。孔子就是以此杀少正卯的。圣人的杀人权，今天看来是残酷了，所以，蒋庆主张适当的体罚如对学生罚站、罚劳动、打手心、打屁股，等等。这就是灌输教育的强制性体现，显然与自由教育是格格不入的。
 
美国的学校里没有如家的“师道尊严”这一说。老师决不打击压制学生，从不使用侮辱性语言。对于犯规的学生，老师一般都低调处理，擅长使用选择性问话，比如：“你是乐意马上停止和你的邻座讲小话，还是坐到窗边单独的课桌上去？”

美国的学校不存在灌输式的强制教育。美国人相信即使是幼童，也天生具有分辨美丑、是非和真伪的能力。蒙台梭利在“儿童之家”的教育中给孩子们制定的规则是：第一，教师不得无故打扰孩子的工作，即使对幼儿也用平等商量的口气。第二，教师必须制止那些干扰其它孩子工作的孩子的行为，在这里教师就像是一个执法者。第三，当孩子提出要求时，教师来帮助他，当然这个要求是教师可以做到的。

美国的学校出于自由平等的原则，在学生中不设班干部，杜绝了在学生中划分等级滋生特权的思想。如果发生了冲突矛盾，老师鼓励学生有话放到桌面上来讲，在机会平等的情况下心平气和地进行辩论。老师和学生都厌恶打小报告和告密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