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第五次產業革命

人類前四次產業革命規律是什麼？強國崛起的真正原因有哪些？當前的中美之爭，與第五次科技與產業革命有着怎樣的關係？獲得了上帝權力的人類還是人嗎，實現永生的人類還需要進步嗎，是否會退化？或許這些問題，你都能從啟迪控股董事長王濟武所作的《中美之爭：人類第5次科技與產業革命的終極競爭》論文中得到答案或啟示。

王濟武董事長是宏觀經濟、公司治理及科技創新方面的重要學者，在上述領域有獨特的創新思維，他的相關論文廣受各界關注。王濟武董事長已出版多本著作，他所提出的“法人權統一”、“集群式創新”、“立體三螺旋”等理論及模式已經在大型控股型企業治理、戰略新興產業發展等領域成功應用並產生廣泛影響。

一、人類前四次產業革命的規律

公元前4000年左右，四大文明古國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以及中國的黃河流域，出現的以金屬工具製造、使用和以水利技術大力發展為標誌的農業革命，可視為人類第一次產業革命。一直延續至18世紀60年代，在英國發生了以紡織機的發明和蒸汽機作為動力廣泛使用為標誌的第二次產業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和美國引領了以電氣化、化學應用和內燃機三項技術的發明和使用為標誌的第三次產業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20世紀70年代至今，特別是90年代以來，以計算機與手機的普及應用，網絡與通信技術的結合帶來的信息產業大發展，帶來了第四次產業革命（信息產業革命），這一次，中國抓住機遇，成為與美國並駕齊驅的信息產業強國。從時間軸看，產業革命呈現加速趨勢。

表1人類第一、二、三、四次產業革命概況

回顧歷次產業革命的發生、發展，再對照當今全球社會經濟發展形勢，我們不難總結出以下規律：

（一） 歷次產業革命依次滿足不斷升級的人類需求

每次產業革命的發生都必須是符合人類（特指大規模人群，而非某地域、某階層）追求更好生活的需要，前四次產業革命都是出於人類提高物質生活水平、滿足精神生活的需要，農業革命、紡織業革命、電氣革命、信息革命先後滿足了人們吃飽—穿暖—住與行—社交等需求，並帶來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極大改變，給人類帶來全新的體驗和滿足。第五次產業革命（科技革命）對生命科學和人工智能的探索和追求，是滿足人類更舒適便捷、更有尊嚴和價值的生活需求的重要依託。

表2 歷次產業革命與人類主要需求

（二）技術革命不等於產業革命，產業革命的發生依賴於科技成果的轉移轉化，依賴於產業基礎設施

產業革命的發生依賴於技術革命帶來的科技創新，然而並不是任何一種技術創新都能成為產業革命的技術基礎，都必然帶來產業革命。例如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火藥、造紙術、指南針、印刷術），並沒有帶來相應的產業革命；再如，大型計算機很早就出現了，但只有喬布斯和他同時代的創新者，把人類從只有少數公司才能擁有的昂貴、大型計算機時代，帶入廉價個人台式計算機時代，計算機如其他生活日用品一樣，進入千家萬戶。也就是說，產業革命難以通過個別技術的突破或個別產業的增長而實現，必須依靠新技術的大量集中與廣泛應用，即通過新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廣泛改造升級，或形成新的產業體系，帶來全社會產業普遍發生“質”的躍升，才能形成產業革命。

而技術要成功應用於產業發展，一方面依賴於科技成果的轉移轉化。例如，第三次產業革命中，雖然是英國的科學家法拉第最先發現了電磁感應現象，但是最早且大規模將這一科學技術應用於生產的卻是德國和美國。又如，英國科學家最早發明從煤炭中提取化合物的技術，但反而是俾斯麥通過“千人計劃”引進到德國，建立了重化工業。再如，雖然英國的科研傳統更悠久，但德國和美國更加重視理工類應用科技以及應用類研究機構，如，貝爾、愛迪生、西門子等，再加上強勢的政府“產業政策”主動引進並資助應用，又使德、美科研轉化周期比英國至少快3-5年。

另一方面，具備一定條件的基礎設施也是產業革命得以發生的必要條件。例如在農業革命時期的水渠、水壩、井田制等保障了當時中國的農耕活動和生產組織形式；海上三角貿易以及東印度航線帶來的棉花供應與紡織品銷售是第二次產業革命發生在英國的必要條件；相應的保護奴隸貿易、棉花運輸、紡織品傾銷的“海軍艦隊”也是維持產業體系的必備基礎設施；德國和美國在政府推動下建立了第三次產業革命的兩類基礎設施建設，硬件是公路、鐵路、開礦、發電、電網，軟件是社會保障與全民義務教育體系，及理工類大學的大發展。美國與中國投資建設的信息產業基礎設施，衛星網、互聯網、光纖網等也為美、中信息產業的快速發展提供了保障。

（三）產業革命的發生需要一定的市場規模，只有大規模需求才能有效刺激產業革命的發生

具備一定規模的市場需求是產業革命發生的必要條件，因為規模化的生產依託規模化的需求。第一次產業革命發生在當時世界人口最為集中的人類文明發祥地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倫及中國，人口超過世界總人口2/3；第二次產業革命期間，英國人口約550-1000萬，還有龐大的海外殖民地，而同期的荷蘭只有150萬人口。並且到19世紀中葉，形成了以英國為中心的世界市場；第三次產業革命時期，德、美人口分別為8000萬和1億，到一戰前夕，德國電氣產品出口占世界電氣產品出口的比重近50％；信息產業革命時代，美國至少3億人口，中國14億人口。英國、法國、德國等其他人口量相對不足國家相比美國和中國都呈現衰退趨勢。特別是美國，如果不和中國比，而和英法德日俄對比，他是明顯發展更快的。

產業革命的發生還有賴於一定規模的有素質勞動者。在第二次產業革命前，英國手工工場快速蔓延，培養了大批有技術、有經驗的工人，他們積累的生產經驗直接推動了各種生產機器的發明。第三次產業革命期間，德國不斷加大對教育的投入，並加強教學與科研、生產的結合，培養了大量工科、農學、化學等方面的優秀科技人才和高素質勞動者。美國在第三次產業革命期間吸引了大批外國移民。僅1820—1860年期間，就大約有5000萬移民來到美國。這些來自歐洲、中國以及拉美等國的移民不僅給產業革命帶來了先進的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術，而且使全國人口和國內市場很明顯地擴大了。除了移民，快速城鎮化也為產業革命造就了大量勞動者。除此之外，從20世紀中後期至今，美國以海外代工的形式，將大量低附加值的勞動生產轉移到亞洲、拉美等勞動力密集型國家，使實際的勞動者數量大大增加。

（四） 產業革命的發生需要跨國協作

產業革命的發生需要天時、地利、人和，需要進行全球協同。從歷次產業革命，可以看到從國家治理、技術合作、生產網絡等不同層面的協同。

英、荷在國家治理層面的協作，為第二次產業革命的順利推進奠定基礎。在1688年之前，荷蘭艦隊在名將米歇爾率領下，擊敗了法國，並幾乎摧毀了英國艦隊。所謂“光榮革命”甚至是荷蘭執政率領荷蘭海軍登陸英倫，和平接管了王權。當然還有無權的雙國王，即威廉的英國夫人瑪麗。

荷蘭人威廉三世很像得位不正的唐太宗、明永樂大帝，力圖用文治武略證明自己的卓越與合法性。隨後，英國與“老對手”荷蘭化敵為友，英荷艦隊先後聯合擊敗法國和西班牙的艦隊，成功取得了直布羅陀海峽及地中海的通航權，獲得美洲與印度的殖民地，並取得了與西班牙殖民地進行貿易和販賣奴隸的權利，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順利推進，奠定了重要基礎。英國發展手工紡織業來自荷蘭（尼德蘭）的轉移，全球貿易基礎設施——海軍，則來自於英荷聯合。英格蘭建立的東印度公司、英國公司，也吸收了大量荷蘭資本，等等。

1789年，英國紡織技工塞繆爾·斯萊特(Samuel Slater)竊取了英國紡織機技術後，到美國建設了第一個棉紡織廠，成為美國“工業革命之父”（當然英國人叫他“叛徒”），後續的還有政府支持和Thomas Digges及Francis Lowell等工業間諜，系統地從英國竊取了第二次產業革命的核心技術，雖然美國不光彩，英國不情願，但客觀上還是把英國技術複製到美國，促使美國在19世紀初完成了第二次產業革命。（順便說明，正因為美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幾乎是偷來的，美國對工業間諜會更敏感）

第三次產業革命，幾乎是在幾個先進的大國同時起步、相互促進下進行的，以全面開花取代了一枝獨秀的局面。某一國的重大發明，很快就被別國所吸收，相互推動，發展迅速。

德國與英國的競爭協作。德國領先全球的電纜工業技術，化學工業技術都是從英國引進，正所謂“英國開花，德國結果”。德國有機化學工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英國自由貿易為其提供的市場，憑藉化工等新技術的突破而獲得的（英國是當時有機化學工業的最大需求國）；不僅如此，德國化學製藥業公司，如赫斯特和西門子，也選擇在英國進行直接投資；此外，德國還利用英國廉價的鐵、紗線、機器等生產資料，服務於自己開拓市場的目的。

日本明治維新，引入科學技術，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則是借鑑德國模式開啟工業革命。日本政府大力提倡發展棉紡織業，新辦模範工廠，從外國買入機器，並鼓勵私人投資。提出“求知於世界”的口號，積極從英、美、德、法、荷、意、瑞士等國聘請熟練的科技專家，尤其對德國和英國的技術利用最多。還派遣大批官員、技師、學生到德國等西方國家去學習與考察。聘請德國專家設置化學研究所、化學工廠，發展水泥、煉鐵及其他金屬工業，尤其是創設兵工廠。

第四次產業革命以來形成的全球生產網絡是中美必須協同的內在原因。中國與美國的捆綁，實現了美國信息工業與技術向中國大轉移。信息工業革命始於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和鄧小平恰在節點時刻，聯美抗蘇，鄧小平實行對外開放，主要是對美開放。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三代領導人領導期間，中國韜光養晦，在蘇聯倒台後，又抓住了“反恐”、“2008金融危機”兩次戰略機遇期，與美國捆綁（深度捆綁），實現了第四次產業革命的同步。當奧巴馬、特朗普上台，美國悔亦晚矣。

（五）產業革命對“城鎮化”帶來不同影響

產業革命不僅帶來經濟大發展，也帶來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其中之一就是“城鎮化”，但不同產業革命對城鎮化方向影響不同。

第二次產業革命、第三次產業革命推動城鎮化在世界範圍快速發展，使人類基本上完成了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由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轉變。雖然早在公元前5000年前，埃及尼羅河流域與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兩河流域，少數新石器時代的村落就出現了小集鎮和城市，但直到第二次、第三次產業革命以後，以滿足住、行需求為主要特徵，推動城市化在世界範圍快速發展。

表3 世界部分國家產業革命對城鎮化進程的影響（單位：%）

第二次產業革命因為機器生產和工廠制度的興起，推動了原有城市的擴大和新工業城市的發展，但並不構成“住”、“行”質變；第三次產業革命帶來的電燈、電話、電器、汽車、火車、高速公路、鐵路等通訊業、交通運輸業的迅速發展進一步加強城市之間、城鄉之間的便捷聯繫，加速人口向城市集聚。電氣工業的發展，使大規模集合居住成為最有效率、最舒適的選擇。大規模城鎮化、城市群化，都是第三次產業革命的產物與特徵。美國1879年發明電燈，1882年紐約建第一座火力電廠，1903年萊特兄弟發明飛機，1908年福特生產T型汽車……1870-1940年，美國第三次產業革命時期，城市由663個增長到3464個，城市人口由990萬增長到7400萬，城市人口比例從25.7%提高到56.5%。同樣作為第三次產業革命先鋒的德國從19世紀初到19世紀末，城市化率由20%增長到80%。柏林則從不到20萬人口的小鎮一躍發展成為300萬人口的大都會。

第四次、第五次產業革命帶來逆城鎮化浪潮。一方面工業化帶來的城市化過度發展導致地價上漲、住房緊張、交通堵塞、污染嚴重等“大城市病”；另一方面，便捷的交通條件，尤其是信息技術深度發展，重新定義了“空間”距離，再加上人們追求更舒適、更有尊嚴生活的需求，部分產業和人口逐漸向城市外圍轉移，表現為“逆城鎮化”。美國、日本等都曾經歷過這一過程。

日本在第三次產業革命時期形成了東京灣城市群，日本號稱全國沒有一條未整治（水泥化）過的河流。第三次產業革命成熟後，反而出現了以河道自然泥土恢復為典型表現之一的“反城鎮化”趨勢。全世界範圍內，“環保”、“綠色”、“節能”、“自然”成為潮流。這一現象背後根本原因是催生“城鎮化”的第三次產業革命已至尾聲，世界已從70年代開始進入第四次產業革命。中國“環保”格局十分特殊，中國幾乎是在同步信息化時期，經歷改革開放30年，實際是第二、第三次產業革命大規模補課周期，對中國而言，城鎮化與環保是混合期的辯證法課題。

（六）從產業革命脈絡看，“彎道超車”是偽命題

人類歷史上產業升級與強國崛起，幾乎都嚴格按照農業-紡織業-電氣產業-信息產業的邏輯與脈絡，而且前次產業升級是後次產業升級的必要基礎條件。那些前次完成後次沒升級的國家自然衰落或相對衰落，如中國古代商朝、近代中國、一戰後英國、二戰後法國、日本，冷戰後俄國等。

反之，“大躍進”式彎道超車幾乎是失敗的，包括蘇聯、大躍進後的中國，以及大量從農牧業向第三次產業革命進軍的第三世界國家，如阿根廷、伊朗、印度尼西亞、利比亞、委內瑞拉、墨西哥等。二戰後的第三世界國家實現工業化嚴格意義上只有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