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費什：所謂的“透明”才是謠言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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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坦利·費什美國佛羅里達國際學院法學教授

2018-10-11 09:25:15 來源：觀察者網

【翻譯/觀察者網張成】人人擔憂“假新聞”或是“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已經有些時候了，大家都想知道這個令人不快的現象為什麼會日益突出，又是怎樣發展起來的。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很簡單，但我希望它不是個幼稚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假新聞是熱衷甚至渴望透明和絕對言論自由的結果。我知道這個觀點違反直覺。我想要從一件趣聞開始證明我的觀點。

美國佛羅里達國際學院法學教授斯坦利·費什在美國《紐約時報》刊文：《所謂的“透明”才是謠言之母》

2016年11月，俄亥俄州立大學斯克里普斯傳播學院的院長斯科特·蒂茨沃思告知全校校長顧問團隊召開了首次會議，他們受命為校方草擬校園內的言論自由政策。蒂茨沃思向全校報告稱，顧問團隊首先明確透明是其“核心價值觀”之一，然後一致同意會議內容不對外公開。

正如你所能想象的那樣，人們很容易取笑其中的自相矛盾之處，但是一旦我們理解了語境裡“自由”的兩種含義，衝突就沒有那麼明顯了。可以理解，校長顧問團隊不想受到來自公眾仔細審查會議內容所帶來的壓力；不然團隊成員無時無刻都要琢磨如何回應充滿想象力的聽眾們提出的批評和反響。簡而言之，如果“言論自由”的意思是“完全沒有過濾，沒有守門人和邊界”的話，他們就不能夠自由地發表意見，而是會處於陰影之中。

捍衛“絕對自由”觀點的是一群技術烏托邦者。他們信奉“信息需要自由”，相信作家們筆下先進技術的希望之鄉近在咫尺——有着出版社、報紙、電報、鐵路、電子計算機和互聯網。這是一片充分釋放民主潛能的土地，通過社區交流尊重每個人的聲音，沒有人的意見會被邊緣化，也沒有人會藏匿信息或控制別人說什麼、不說什麼。

蒂茨沃思和他的同事們認為這個對“自由”既抽象又野心勃勃的認識反而會成為實現言論自由的阻礙：不能在每個人面前都有絕對的言論自由，恰是能夠在探索艱難複雜的命題時自由表達而不會有任何的焦慮或保留的前提條件。

也許這麼說有些早，但我們暫且說，透明並不總是好事情（我省略了對透明是否可能實現這個前置問題的討論）。假如確實如此，那麼鼓勵人們“百家爭鳴”也不一定是好事。自己沉默或是讓人閉嘴在有些環境下可能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例如在準備新聞報道或是維持婚姻關係時。我這麼說的時候，已經意識到許多鼓吹言論自由的人相信，言論越是自由，人權狀況就會越好；我也意識到有人認為擴大言論自由關乎體制，包括立法體制和司法體制。

乍一看鼓吹無限言論自由和信息自由的觀點似乎非常合理，無懈可擊。我們能夠提出什麼樣的反對意見？關於這個問題，最近幾年來有少數批評人士給出了答案，而且人數越來越多。

2009年，法學教授勞倫斯·萊斯格（他有“開放的守護神”之名）在《新共和周刊》發表了一篇題為《反對透明》的文章，就像我剛才那樣發問“人們怎麼會反對透明？”萊斯格引用三位作者在合著的著作《全盤相告：透明度的危險與承諾》一書中的觀點自問自答，他們認為信息本身什麼都不會做，信息產生的效果取決於信息利用者的動機。原始信息和數據自己不能判斷被正確使用還是濫用。誤解和操縱總可能會發生，人們也沒有辦法保證“新的信息會適應於未來的公眾目標”。

換句話說，信息、數據和毫無邊界的言論自由可能會變得泛政治化——這有可能被人融入政治話語，限制而非擴大自由理性選擇的餘地。如果這真的發生（這也經常會發生），那麼透明和沒有邊界的言論自由就成為了創造經濟、政治和教育種種不公平的條件，這些不公恰恰是鼓吹公開的人承諾摒棄的。人們越是鼓吹和相信這種教條，人們越是默認所有問題的答案都沒有受到利益和動機的操縱，那麼利益和動機就越容易在透明的外衣下操縱。

這是因為那些假裝獨立於選擇機制的言論和數據事實上總是受到選擇機制下的判斷標準的影響。丟棄守門人的機制或是否認其存在並不能實現公開和公平，反倒能夠讓操縱和欺騙不受阻礙。由於互聯網的鼓吹者們堅信政治是惡的，沒有中介直接獲得數據是善的，因此他們就看不到他們所作所為背後的政治影響，因為在他們的眼裡，政治影響就是他們所要摒棄的。

事實上，他們最深層的訴求（這個訴求深到他們很可能都沒有認識到）在於政治可以被削弱。他們認為政治不是凡人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特質，而將其視為世俗社會中的“巴別塔”那樣令人不快的事物——太多的語言、太多的觀點。當未經任何修改的數據能夠在自由、平等的接受者之間自由流動，消除被扭曲的溝通時，政治派別和分歧也就會隨風而逝。屆時每個人都會達成共識，閱讀同一本書，領會同樣的精神，就像回到了伊甸園一樣！

這樣烏托邦的幻想依賴於對人性非常積極甚至隱約有些完美主義的觀點：人類並不是註定要在原罪下發生衝突、偏見、憎恨，也不會有無限的權力欲，從本質上說人類都是社群主義者，更傾向於合作共贏，尋找共同點。我們曾被告知這些善良的本性被語言差異所阻礙，但現在語言差異能夠被數字革命所征服。

幾年前馬克·扎克伯格曾為臉書寫過一段很有紀念意義的新聞稿，後來又被耶夫根尼·莫洛佐夫在《點此拯救一切：技術解決方案主義的愚蠢》一書中引用。這篇新聞稿講了個令人愉悅而樂觀的故事：“通過讓不同背景的人們便利地聯繫起來，分享他們的觀點，我們在短期和長期都能夠減少世界上的衝突。”莫洛佐夫解釋道，這個想法將分歧和衝突“簡單地歸因為通訊基礎設施不完美的結果。”如果我們能夠通過發明數據算法和實時電子交互來避開國家等機構對信息的干涉和扭曲，完善通訊基礎設施，那麼信息的交流就會變得完美且不被扭曲，社會也就能夠走上正確的道路，而不需要進一步的政治引導。想想這事情多麼的魔幻吧！

但是在許多人相信的、另一個真實的故事裡，人性的分歧是不可磨滅的，因此也就沒有真正能夠融合、軟化、模糊甚至消弭人性分歧的“中立的觀察語言”（這是哲學家托馬斯·庫恩在1962年的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到的名詞）。當來自互相衝突的陣營的人們發生衝突的時候，沒有共同的語言能夠讓他們機械地解決分歧，有的只會是政治協商，政治協商不會擺事實、講道理，而會充滿政治宣傳、威脅、辱罵、欺騙、誇大、諷刺、愚弄、站隊等——這些都是對語言不同形式的操縱，人們本以為它們會在互聯網的天堂里消失不見。

但它們不會。事實上，這些情況反倒會愈演愈烈，因為我們問題的根源、帶有政治偏見的言論實際上是解決這些問題唯一可能的路徑（毫無疑問，只是暫時性的解決）。從某個特定視角出發的言論至少會被認知到它的局限性，然後被反駁。你說：“我知道那些人來自哪裡，這些是我判斷我們來自於其它地方的理由”，然後對話就開始了。即便對話可能會被利益和議程設置扭曲，但至少還有對話。如果言論（或信息、數據）只是在那兒一動不動，沒有被賦予任何的視角，又如果沒有任何的引導、監管或是過濾，那麼你所擁有的只是無數的像樂高玩具一樣的碎片，它們能夠像聰明的“文字工程師”所想象的那樣，建成任何的建築物，而你卻沒有任何機制來阻止、挑戰甚至評價這些項目。

有一些人將假新聞的興起歸因為後現代主義思潮的興起。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學者維克托·戴維斯·漢森在2017年寫道，假新聞能夠被“追溯到校園”，尤其是“學術後現代主義”。漢森說：“學術後現代主義嘲笑事實和絕對真理，堅持只有主觀敘事和解讀”。

這種說法並不正確。堅持主觀敘事和解讀的第一性並不包括嘲笑事實，而是講述事實的另一個故事。後現代主義反對的是“事實就擺在那裡，事實是獨立的，有待人們的描述”的觀點。它認為事實是爭議和辯論的結果，而不是預先存在的，能夠被人們的論點所評價的。論點總是現行的，如果論證是成功的，那麼事實就隨之而來，直到新的論點和論證取代它們，成為新的事實。

這與漢森和其它人所繪就的尼采式的虛無主義遠遠不同，整個過程的核心是衝突，而不是自由創造。在開始會話的時候，你遵循長期存在的論據的標準，然後在標準的範圍內盡己所能去操縱。例如，法官的判決不會是簡單地判斷他傾向於哪一邊然後形成觀點，他一定會首先走一遍既定的流程，才會得到結論。有時候協商的努力可能會失敗，他就會說儘管他有解釋的欲望，但是“不能只把觀點寫下來。”

如果沒有協商的路徑，也沒有堅持的標準，如果只有你個人解釋的欲望阻止你使用世界上的任何數據編成故事服務於你的話，那麼任何的觀點都能夠直接寫下來。讓這種不負責任橫行的並不是後現代主義，而是認為信息自由和透明就是我們的全部目標的教條。

那些篤信神學的人可能真的會忽視或是越過通常的驗證機制，因為宗教告訴他們慣例是腐化的，只有沒有規則、邊界的“無為”才能夠帶我們到約旦河和東岸。

許多版本的新教教義敦促教民拒絕任何形式的人類權威，直接與上帝進行對話。對於那些“技術控”們來說，數據里能夠找到上帝的神諭。事實上，如果數據離開了具體的語境，那麼所有的詞句都會變成自我增生的碎片，它們毫無差別，我們沒有辦法區分它們，也無法辨別哪些是真的、哪些自稱是真的、哪些是徹底的謊言。

這就是假新聞的世界。它是因為我們削弱了對傳統具有權威和合法性的實體的信任而產生的，它們包括主要的報紙、專業協會、學術權威、標準的百科全書、政府部門、聯邦法院、黃金檔的晚間新聞主播等。

當沃爾特·克朗凱特還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主播的時候，他就享譽美國最值得信任的人。當他退出媒體界，說“事情就是這樣”的時候，每個人都相信他。在大膽的互聯網新世界，權威被均勻地分配到每個擁有播客、能夠發言的人身上，沒有人再相信任何人，或者說，每個人都相信任何人（這兩種說法實際上是一樣的）。

對權威機制的不信任形成了離奇的結論，就是事實如果不來源於機構的話會變得更加可信。這麼想來的話，愛達荷州某個地下室里的青少年所運營的博客所發出的新聞可能比主要新聞網的主播播送的新聞更可信。話又說回來，給我們帶來這條令人沮喪的消息的，並不是德里達、傅科或是其他後現代主義學者，而是對更多言論自由和絕對透明的稱頌。

（觀察者網張成譯自2018年5月7日《紐約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