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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透明”才是谣言之母
送交者: 我叫小龙鱼 2018年10月11日07:46:48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斯坦利·费什:所谓的“透明”才是谣言之母



2018-10-11 09:25:15 来源:观察者网




【翻译/观察者网张成】人人担忧“假新闻”或是“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已经有些时候了,大家都想知道这个令人不快的现象为什么会日益突出,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很简单,但我希望它不是个幼稚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假新闻是热衷甚至渴望透明和绝对言论自由的结果。我知道这个观点违反直觉。我想要从一件趣闻开始证明我的观点。

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学院法学教授斯坦利·费什在美国《纽约时报》刊文:《所谓的“透明”才是谣言之母》

2016年11月,俄亥俄州立大学斯克里普斯传播学院的院长斯科特·蒂茨沃思告知全校校长顾问团队召开了首次会议,他们受命为校方草拟校园内的言论自由政策。蒂茨沃思向全校报告称,顾问团队首先明确透明是其“核心价值观”之一,然后一致同意会议内容不对外公开。

正如你所能想象的那样,人们很容易取笑其中的自相矛盾之处,但是一旦我们理解了语境里“自由”的两种含义,冲突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可以理解,校长顾问团队不想受到来自公众仔细审查会议内容所带来的压力;不然团队成员无时无刻都要琢磨如何回应充满想象力的听众们提出的批评和反响。简而言之,如果“言论自由”的意思是“完全没有过滤,没有守门人和边界”的话,他们就不能够自由地发表意见,而是会处于阴影之中。

捍卫“绝对自由”观点的是一群技术乌托邦者。他们信奉“信息需要自由”,相信作家们笔下先进技术的希望之乡近在咫尺——有着出版社、报纸、电报、铁路、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这是一片充分释放民主潜能的土地,通过社区交流尊重每个人的声音,没有人的意见会被边缘化,也没有人会藏匿信息或控制别人说什么、不说什么。

蒂茨沃思和他的同事们认为这个对“自由”既抽象又野心勃勃的认识反而会成为实现言论自由的阻碍:不能在每个人面前都有绝对的言论自由,恰是能够在探索艰难复杂的命题时自由表达而不会有任何的焦虑或保留的前提条件。

也许这么说有些早,但我们暂且说,透明并不总是好事情(我省略了对透明是否可能实现这个前置问题的讨论)。假如确实如此,那么鼓励人们“百家争鸣”也不一定是好事。自己沉默或是让人闭嘴在有些环境下可能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例如在准备新闻报道或是维持婚姻关系时。我这么说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许多鼓吹言论自由的人相信,言论越是自由,人权状况就会越好;我也意识到有人认为扩大言论自由关乎体制,包括立法体制和司法体制。

乍一看鼓吹无限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的观点似乎非常合理,无懈可击。我们能够提出什么样的反对意见?关于这个问题,最近几年来有少数批评人士给出了答案,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2009年,法学教授劳伦斯·莱斯格(他有“开放的守护神”之名)在《新共和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对透明》的文章,就像我刚才那样发问“人们怎么会反对透明?”莱斯格引用三位作者在合著的著作《全盘相告:透明度的危险与承诺》一书中的观点自问自答,他们认为信息本身什么都不会做,信息产生的效果取决于信息利用者的动机。原始信息和数据自己不能判断被正确使用还是滥用。误解和操纵总可能会发生,人们也没有办法保证“新的信息会适应于未来的公众目标”。

换句话说,信息、数据和毫无边界的言论自由可能会变得泛政治化——这有可能被人融入政治话语,限制而非扩大自由理性选择的余地。如果这真的发生(这也经常会发生),那么透明和没有边界的言论自由就成为了创造经济、政治和教育种种不公平的条件,这些不公恰恰是鼓吹公开的人承诺摒弃的。人们越是鼓吹和相信这种教条,人们越是默认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没有受到利益和动机的操纵,那么利益和动机就越容易在透明的外衣下操纵。


这是因为那些假装独立于选择机制的言论和数据事实上总是受到选择机制下的判断标准的影响。丢弃守门人的机制或是否认其存在并不能实现公开和公平,反倒能够让操纵和欺骗不受阻碍。由于互联网的鼓吹者们坚信政治是恶的,没有中介直接获得数据是善的,因此他们就看不到他们所作所为背后的政治影响,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政治影响就是他们所要摒弃的。

事实上,他们最深层的诉求(这个诉求深到他们很可能都没有认识到)在于政治可以被削弱。他们认为政治不是凡人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特质,而将其视为世俗社会中的“巴别塔”那样令人不快的事物——太多的语言、太多的观点。当未经任何修改的数据能够在自由、平等的接受者之间自由流动,消除被扭曲的沟通时,政治派别和分歧也就会随风而逝。届时每个人都会达成共识,阅读同一本书,领会同样的精神,就像回到了伊甸园一样!

这样乌托邦的幻想依赖于对人性非常积极甚至隐约有些完美主义的观点:人类并不是注定要在原罪下发生冲突、偏见、憎恨,也不会有无限的权力欲,从本质上说人类都是社群主义者,更倾向于合作共赢,寻找共同点。我们曾被告知这些善良的本性被语言差异所阻碍,但现在语言差异能够被数字革命所征服。

几年前马克·扎克伯格曾为脸书写过一段很有纪念意义的新闻稿,后来又被耶夫根尼·莫洛佐夫在《点此拯救一切:技术解决方案主义的愚蠢》一书中引用。这篇新闻稿讲了个令人愉悦而乐观的故事:“通过让不同背景的人们便利地联系起来,分享他们的观点,我们在短期和长期都能够减少世界上的冲突。”莫洛佐夫解释道,这个想法将分歧和冲突“简单地归因为通讯基础设施不完美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发明数据算法和实时电子交互来避开国家等机构对信息的干涉和扭曲,完善通讯基础设施,那么信息的交流就会变得完美且不被扭曲,社会也就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而不需要进一步的政治引导。想想这事情多么的魔幻吧!

但是在许多人相信的、另一个真实的故事里,人性的分歧是不可磨灭的,因此也就没有真正能够融合、软化、模糊甚至消弭人性分歧的“中立的观察语言”(这是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1962年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到的名词)。当来自互相冲突的阵营的人们发生冲突的时候,没有共同的语言能够让他们机械地解决分歧,有的只会是政治协商,政治协商不会摆事实、讲道理,而会充满政治宣传、威胁、辱骂、欺骗、夸大、讽刺、愚弄、站队等——这些都是对语言不同形式的操纵,人们本以为它们会在互联网的天堂里消失不见。

但它们不会。事实上,这些情况反倒会愈演愈烈,因为我们问题的根源、带有政治偏见的言论实际上是解决这些问题唯一可能的路径(毫无疑问,只是暂时性的解决)。从某个特定视角出发的言论至少会被认知到它的局限性,然后被反驳。你说:“我知道那些人来自哪里,这些是我判断我们来自于其它地方的理由”,然后对话就开始了。即便对话可能会被利益和议程设置扭曲,但至少还有对话。如果言论(或信息、数据)只是在那儿一动不动,没有被赋予任何的视角,又如果没有任何的引导、监管或是过滤,那么你所拥有的只是无数的像乐高玩具一样的碎片,它们能够像聪明的“文字工程师”所想象的那样,建成任何的建筑物,而你却没有任何机制来阻止、挑战甚至评价这些项目。

有一些人将假新闻的兴起归因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学者维克托·戴维斯·汉森在2017年写道,假新闻能够被“追溯到校园”,尤其是“学术后现代主义”。汉森说:“学术后现代主义嘲笑事实和绝对真理,坚持只有主观叙事和解读”。

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坚持主观叙事和解读的第一性并不包括嘲笑事实,而是讲述事实的另一个故事。后现代主义反对的是“事实就摆在那里,事实是独立的,有待人们的描述”的观点。它认为事实是争议和辩论的结果,而不是预先存在的,能够被人们的论点所评价的。论点总是现行的,如果论证是成功的,那么事实就随之而来,直到新的论点和论证取代它们,成为新的事实。

这与汉森和其它人所绘就的尼采式的虚无主义远远不同,整个过程的核心是冲突,而不是自由创造。在开始会话的时候,你遵循长期存在的论据的标准,然后在标准的范围内尽己所能去操纵。例如,法官的判决不会是简单地判断他倾向于哪一边然后形成观点,他一定会首先走一遍既定的流程,才会得到结论。有时候协商的努力可能会失败,他就会说尽管他有解释的欲望,但是“不能只把观点写下来。”

如果没有协商的路径,也没有坚持的标准,如果只有你个人解释的欲望阻止你使用世界上的任何数据编成故事服务于你的话,那么任何的观点都能够直接写下来。让这种不负责任横行的并不是后现代主义,而是认为信息自由和透明就是我们的全部目标的教条。

那些笃信神学的人可能真的会忽视或是越过通常的验证机制,因为宗教告诉他们惯例是腐化的,只有没有规则、边界的“无为”才能够带我们到约旦河和东岸。

许多版本的新教教义敦促教民拒绝任何形式的人类权威,直接与上帝进行对话。对于那些“技术控”们来说,数据里能够找到上帝的神谕。事实上,如果数据离开了具体的语境,那么所有的词句都会变成自我增生的碎片,它们毫无差别,我们没有办法区分它们,也无法辨别哪些是真的、哪些自称是真的、哪些是彻底的谎言。

这就是假新闻的世界。它是因为我们削弱了对传统具有权威和合法性的实体的信任而产生的,它们包括主要的报纸、专业协会、学术权威、标准的百科全书、政府部门、联邦法院、黄金档的晚间新闻主播等。

当沃尔特·克朗凯特还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播的时候,他就享誉美国最值得信任的人。当他退出媒体界,说“事情就是这样”的时候,每个人都相信他。在大胆的互联网新世界,权威被均匀地分配到每个拥有播客、能够发言的人身上,没有人再相信任何人,或者说,每个人都相信任何人(这两种说法实际上是一样的)。

对权威机制的不信任形成了离奇的结论,就是事实如果不来源于机构的话会变得更加可信。这么想来的话,爱达荷州某个地下室里的青少年所运营的博客所发出的新闻可能比主要新闻网的主播播送的新闻更可信。话又说回来,给我们带来这条令人沮丧的消息的,并不是德里达、傅科或是其他后现代主义学者,而是对更多言论自由和绝对透明的称颂。

(观察者网张成译自2018年5月7日《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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