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要指挥枪，而不是枪来指挥党！”--毛泽东，1938年11月6日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党要指挥枪”“枪杆子出政权”，这两句耳熟能详的毛泽东原话，经典的总结了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必备工具--军队。正是早在1927年时洞悉到这点，才使得毛为尚处幼年的中共就提前睿智的指明了必须通过暴力革命这方向，才能最终攫取中国政权。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毛这样的判断是基于革命形势紧迫所倒逼出来的务实主义经验，还是源于已经点燃全球暴力革命运动的共产党自身属性使然，抑或是其个人洞悉中国历史的先见之明，则不是本文讨论重点。

本文重点关注的是毛在起义之十一年后所补充说的，即被大部分人遗忘的那句话“而不是枪来指挥党！”，它在中共执政后的政权中的作用，以及它在当下对习近平的意义。

（1）

如果将这个名称替换成传统中国历史所惯用的”军人干政”，就比较好了解了。

中国历来是一个武将起家，文官治国的王朝循环过程。

毛的“枪杆子出政权”，经典的总结了武将起家这部分历史。但在漫长的王朝历史上，依赖军队起家这部分时间总归只是一个小片段，余下的更多时间则有赖于文官治国。

毛在1938年的这话，除了是警告当时大权在握、拥有相当独立自主权并时有抗命中央以威胁自己个人权威的地方军队领导人；也是进一步为中共未来执政后文官与武官必生冲突的难题而未雨绸缪。

中共一直靠派驻政治指导员进入军队试图平衡军事指挥官的权力，即政委。虽然将人事、

机要、党务、宣传等要务分归政委负责，这就像加强版的古代监军，但其实际作用有限。原因在于，军队特有的专业性与忠于直属长官性使得文官们难以从管理层面直接驾驭，而其封闭性、独立性及武力威慑性，又使其具有可以直接威逼政府的可能。其固有的世袭性、法外权限等，进一步加强了武官独立于文官控制之外的能力。包括政委本人，若长期供职于军队而游离于文官政府之外，这将促使其角色也固化为传统军事长官，而非最初设计的监军角色。

回看历史，革命年代的主要任务是军事斗争，基于此所施行的特有的军政人员频繁混掉机制，使得其能发挥出毛泽东想要的“党要指挥枪”的制衡效果。但随着国家政权既定，共产党的重心要向经济建设倾斜，这就需要促使原有的混掉机制趋向于专业化分工，人员就要进一步分流，与之相对应的彼此职责也要明晰。即政府的归政府，军队的归军队。这就使得传统中华帝国中的文治武卫制度，再次登上舞台，并继续在既有的极权体制里发挥着原有的作用。其具体的分割点应从1947年国民党攻陷延安，而迫使中共领导人员分流转移开始，毛泽东与刘少奇各自成立了两个政府--毛式武官政府与刘氏文官政府。1949年后的中国政府，在毛泽东代表武官制度而妥协的情况下，由此继承了刘少奇的文官政府为基础模版发展而来。

（2）

新的中国王朝里，共产党自身则作为一个人格化的皇帝角色，要去平衡一个试图独立倾向的武官制度与一个试图集权自身的文官制度之间的矛盾。

1949年执政后，毛泽东是共产党人格化的皇帝角色的具体代表，当其进一步转变身份、扩大视野而处理国家要务时，即意识到了军方对中共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这个新难题该怎么解决，毛泽东自有从古代中国皇权历史里学会的“南面之术”心得，但总归是治标不治本。

一个主要手法就是要在具体的挑战对象露出端倪时，即便武官们自身还没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国家政权的某种威胁前，就清洗掉。

像要搞东三省入盟苏联的高岗，有赫鲁晓夫支持而大闹庐山的彭德怀，九大后代表军人集团异常崛起的林彪等，最后统统被毛泽东消灭之。

毛的特例在于，毛不仅照历史经验去消灭武官隐患，还创新性发动文化大革命将与之对抗的文官们也一并消灭，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在他的世界里，只有张鲁的人间天国才是其所要的。

但客观的说，即便是文革时的中国政权，也只不过是换了新马甲的旧有官僚秩序。既有的武官与文官矛盾，以军方元老派与文官文革派的矛盾为集中表现，仍十分尖锐。毛从一开始就知道，文革最终的结果如何。

毛与中外帝王们一样，深知一等他个人过世，原有的权力体系烟消云散，那么掌控国家军权的人必将颠覆自己所辛苦缔造的一切。他将此衷告给文革派们，想让其自谋出路。但最终，以叶剑英为代表的武官集团联合其他不满文官人士，颠覆了原有制度，抓捕公审了文革派，正应了毛泽东的预言。

继任的华国锋没有看懂中国实质乃是军人政治与老人政治的结合体，自以为聪明的利用仅有的文官权限从制度上设计试图限制及掌控这两类群体，但终告失败。既有自己执政上的重大失误而咎由自取，更是未变的中国政治历史大流里的平常牺牲品。

长期在野观察思考中国政治的邓小平，结合原有作为文官领导人的经验，已经敏锐洞悉到了武官在中国政治中那晦明晦暗却左右政治走向的事实。不及正式复出，便已主动要求先掌管军队事务。“枪杆子出政权”，使他不仅明白这是“真理”，更进一步发现“枪杆子还出政治”。邓小平原有的革命军事生涯，使其更懂得只有通过一场真正的军事实战以暴露出原有军队内部的诸多问题，才会给予其内外部都认同的权力与机会去改造军队，在军中树立起自己的威信。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给了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天赐良机以实战。他毫不犹豫的发起一场大规模对越南入侵战争，以突出暴露中国军队在人员组织、军衔编制、后勤补给、新兵种的协同作战等等方面的重大弊病，使其重整军队管理有了无可争辩的理由。在有了武官政治支撑的强有力根基后，他才腾出放手去应付接下来的文官政治--即国家治理。并在剩余的20年里，通过这样晦明晦暗的武官支持，从容应付住了文官管理发生的各类政治风波。

然而邓下平注定是最后一个拥有武官背景可以平衡文武集团冲突的中共领导人。在其之后的20年里。文官与武官的互相背离态势，愈演愈烈。举国人民的目光被集中在表面风光的文官政治上，而暗地里的武官干政则一直蠢蠢欲动。矛盾，在第三任文官领导人--习近平的身上得以最终爆发。

（3）

江泽民、胡锦涛对武官干政遵循着一种低调合作又保持距离的态度。这使得武官们实际成为了一个独立王国，可以任由自己的裙带关系滋生，以幕后遥控党国。

到第三任领导人习近平时，甚至发生了以郭、徐俩最高实际统帅为主的武官集团发动的“东宫事变”，以危及到了习近平的个人生命安全。虽然习最终借助老人政治干涉及自己团队的顽强努力，以党纪反腐名义将武官门送入监狱，平息了事态。

但其恶劣影响，持续至今。

它更开启了一个恶例：即中共武官们，仍有机会与可能，去用“枪杆子指挥党”。即便成立党国已经60载了，这条古老的武官与文官冲突政治矛盾，仍在中华大地上上演着。不仅在中国，这个矛盾也普遍存在于其他国家。泰国、土耳其说政变就政变，中东颜色革命里军人集团也跟着说变就变。

社会经济与文化治不好，最多挨几句老人董事会的骂，最坏的结局也就是从岗位上“和平”退休。但武官政变，则直接威胁人身安全，像罗马尼亚与利比亚，强人们最终都惨死在自己政权所培养的军队手上。

受此惊吓的习近平，已然不可能把防止军人政变作为其执政的次要选项，而是首要任务。

这就注定习近平为何要执意刺激南海军事对抗，实际上是在学邓小平当年的老路。但力度仍然远远不够，所以也注定习近平非常可能在未来3年内将原来武备上的对外军事输出进一步升级为类似美俄模式的公开派出规模部队直接参战。我个人的猜测是，首个输出目标会是阿富汗，以协助阿富汗政府武力征缴塔利班为名义，规模不会低于10 000人。

除此之外，最近习近平又进一步加大了向军队输入文官协助治理的政策，以试图根本上解决文物矛盾。

但按我一开始所说的预判，这些注定都是临时止疼药，并不会根本性改变军队旧属性。

中共内部最为突出的文武矛盾，还得继续下去。

直到下一场公开冲突，会不会变成大革命，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