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要正确思考，就必须遵守逻辑思维规则。不遵守逻辑规则，思考的时候就会概念混淆，语境不清；表达的时候就会偷换概念，转移命题，无法讲清道理。究其原因，不是因为国人笨，而是因为儒家、道家将中国的逻辑学的萌芽扼杀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摇篮中。
一，“有教无类”禁止逻辑知识探索
“有教无类”，语出《论语.卫灵公》。后世注家对此存在着二种观点，一是教育方法，另一则是对求学者不分贵贱，对所有的人都平等地加以教育。
在孔子之前，郑国的邓析办过私学；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的少正卯也办私学，没有任何资料体现出他们录取学生是以贵贱为标准的。因此，“有教无类”是不分贵贱录取学生的观点，是毫无实践意义。孔子录取学生的标准是以“束修”。“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也就是说，孔子收的学费是10条干肉。广大奴隶们连生命自由都没有，哪来的10条干肉作为私产？这事例说明，孔子录取学生不讲贵贱的提法，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有教无类”不是指录取学生的方法，而是孔子的“教育大法”。而教育大法关系着复辟周礼的大事业，重在灌输“教化”，树立颜回似的样板，“无类”就是不讲逻辑思辨方法，实质上就是反对逻辑教育和科学教育。依据如下。
1.“类”是中国古代逻辑推理的基本概念之一，是一个逻辑术语。
在《辞海.类条》里，“类”的含义有“种类”、“相似”、“类推”和“法式”等。“在我国古代逻辑学中，类是关于推理原则的基本概念之一。”在《墨子》一书里，涉及到“类”的记载不计其数。《辞海.类条》归纳了“类”在《墨子》一书里的逻辑用途，认为“类”与“故”，是“中国古代逻辑学中关于推理和论证的原理和方法的基本概念。”同时在“故和类”条中一并指出：“‘故’指事物的原因、条件；‘类’指事物的相似或相同。在逻辑上即指理由和关系。墨子最先提出了‘明故’和‘察类’的逻辑原理。后期墨家具体地把‘故’分为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必要条件，关敏注释）和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充要条件，关敏注释），还提出了‘（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墨子.大取》）和‘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墨子.小取》）的逻辑思维的原则和方法，认为推理或论证，都必须依据种类关系，按照一定的理由来进行。他们对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原理作了很好的总结”。
可见，“类”就是代表了思维的逻辑规则。由此推定，“有教无类”中的“无类”，所指当是不予种类的比较或鉴别，也就是主张“教化”上不讲逻辑。
2.“无类”是孔子教育大法
“无类”一词在其他儒书也使用过。如《礼记.缁衣》记称：“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则义不定，行无类也。’”郑玄注：“类谓比式。”孔颖达疏：“言行之无恒，不可比类也。”可见，“无类”在这里是当作“行为的法式比较”或“行为的法式鉴别”来解读，而不是当作所谓“不分贵贱”来解读。
孔子对“类”代表着逻辑思维是清楚的。如《礼记.学记》记称：“知类通达。”郑玄注：“知事义之比也。”可见，“类”即类比；“知类”即是对事物种类的比较或鉴别，通过比较或鉴别来获得广博的知识。可见，“类”在这里是“逻辑推理上的一种类比关系”。在古代，“无”通“毋”，“毋”即禁止、不得。
所以，“有教无类”的“无类”，指当是在“教化”中，不得讲授一般的逻辑推理知识；而不讲逻辑知识的“教化”，其结果必然造成人们思维僵化而“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就大大有利于家天下的一人统治。
“有教无类”是孔子不讲逻辑的教育大法。孔子主张灌输教育——背经书就是“有教”，而反对逻辑思辨就是“无类”。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即理念不同不得相互商议，也不必思辨清晰。子曰：“辞达而已矣。”把这些话连接起来就是：“有教无类，道不同不相为谋，辞达而已矣。”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只能是我教的，你就得背，而不能思考辩驳，理念不同也不得思辨清晰。
对孔子学说深信不疑的颜回，树立为莘莘学子的榜样。孔子的学生都跑去听少正卯讲课，唯有颜回紧跟孔子，不离不弃，坚决拒斥并远离少正卯，是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典型，所以，孔子多次赞扬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可见，孔子提倡就是灌输教育！对那个敢于质疑周礼的宰予，孔子贬之为朽木粪土。对于其他的异议分子，孔子使用“礼记四诛”的手段或者使用“诛少正卯”等扼杀思辨的事例来确保灌输（死记硬背）教育的成功。
3.“无类”的教育大法与孔子的愚民主张完全相一致。“有教无类”的无逻辑教育法，与孔子的愚民主张完全相一致。儒家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君子管制小人，哪能让愚民来选统治者？为了证明专制的合法性，师爷们不惜夸大人类的智商差距，并以信息封锁的愚民政策扩大人们之间的智商差距。老子视民为无理性“刍狗”，要求将臣民的理智禁锢在婴儿阶段（复归于婴儿）。孔子鼓吹“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其大意是说，要保证“上人”即统治者的高度智慧性，与“下人”即平民大众的愚蠢性，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得变化、转移。所以，要实行“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以强化等级森严的周礼。然而，要如何实施“愚民”呢？最简单而明确的答案，即是“有教无类”。
二，“假逻辑”使人不知真逻辑
逻辑本是人脑固有属性，用逻辑思考是人的一种本能，所以单纯的禁止是不够的。因此，儒家又耍了一个小小的阴谋，那就是给出一种貌似逻辑推论的“假逻辑”，以使人们与真逻辑绝缘。
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显然，这是整体主义的巫术乱比思维推理，与事实不合。父兄并不等于尊长，尊长并不等于统治者。结论，孝悌的人，与忠于统治者毫无相干，甚至越是孝悌的人，越容易造反如王莽。
儒家的“连锁式推论”的实质就是“不证而论”，只有论点，没有论据。《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的几句话，每句都是论点，毫无论据，实际上是几个彼此毫无相干的结论。每句用“而后”引出，看上去貌似基于前面的论证的结论，其实只是与前几个结论并立的另一结论。就算勉强把后面的结论说成是由前面的论点引伸而来的，它仍然只不过是建筑在未经证明的论点之上。如何“格物”，“格物”之后如何“知至”，“知至”之后如何“意诚”……都没有展开和具体地交代。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说，《礼记》中《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这种推理是错的。这个推论居然从“个人”层层放大到“天下”，连续不断的飞跃，使人有从人变仙升天的飘飘之感。修身了就能齐家？齐家了就能治国？治国了就能平天下？显然是没有分清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和充要条件等假言判断问题。
遍观儒家典籍，如此“连锁式推论”格式比比皆是。由此，“不证而论”就成了“儒国人”的一大特色。这种“不证而论”的传统还在近代得到空前的发扬光大，而人民似乎也毫未感到世上有讲道理的必要。于是中国便成了一个世上独一无二的实行“口号治国”的国家。那些国外见不到的巨幅标语，它们以上帝般的权威口气，不容置辩地命令或教育人民应该怎么去过日子。
这种只有论点，没有论据的“连锁式推论”并不具备“讲理”的优势，所以就需要制造一个被“神化”的“圣人”，之后利用圣人之言进行高姿态的“灌输”，也只有这样，儒学才有被推行的可能，而那些“代理圣权”的人也才有“窃取权力”的可能。这就是儒者们拼死也要保住“孔圣人”地位的根本原因。
别说“诲圣谤贤”，你只要对圣人及圣人之言稍有微辞，就会受到“群起而攻”；再辅以“四诛”的威慑作用，以及“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对天然情感的利用和对“巧言令色”的舆论抨击。在多种社会力量的合围之下，儒家历史就只能是“应声虫”“精神复制品”的历史了。看看历代的“儒家作品”，言必曰孔孟，说必引经典，以此作为思维之源，似乎离了“圣人”就不会写作。儒家崇古崇圣崇上的意识形态直接扼杀了国人的创新精神，致使“文字垃圾”遍地，“创新思想”极度萎缩。
三，辩证法抵制形式逻辑的传布
明末的传教士利玛窦教授徐光启逻辑与数学，并通过欧里几德几何学的翻译，把逻辑知识和数理知识传授给了中国的儒家士大夫。不幸的是，这些逻辑理性知识却没有在中国大地传播开来就销声匿迹了。一直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派留学生到西方，才重新发现西方人熟练应用了的两千年多年的逻辑知识，后经严复等人逐渐引进中国。民国时，逻辑学在中国传布，却遭到辩证法的抵制。
辩证法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辩证法就是关于世界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的科学”。对立统一当然不只是某两个事物之间或某个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而是万事万物内部、之间普遍的对立统一。因而，对立统一就成为整个世界的编织机，把所有时空中的万事万物都编制成一个整体了。而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就是原始人的思维方式，可见，辩证法不过是巫术辩证法升级版。
辩证法（道家）信徒说世上没有绝对事物，一切都是相对的。既然没有绝对的是非善恶黑白，那就一切无所谓了，都没有本质区别了，一些罪恶就显得“存在即合理”。辩证法最操蛋的地方：对于同一事物，它可以同时支持或反对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没有对错，也得不出任何结果，只看最后谁的“话语权”更大。
“辩证法”就是“我说有理就有理”，就是“总是有理，永远有理”，就是“狗皮袜子没翻正”，翻过来调过去都正确。这样就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放之四海而皆准”。
这样，辩证法为狡辩打开了大门。庄子说，道在大粪，人和大粪都是道的体现，所以是一回事，万物都是刍狗，都是不断流动的水一样地在变化，在转瞬即逝（人不能踏进同一条河）。吃饭和吃屎也是对立统一的，可以相互转化的，吃饭包含了吃屎，吃屎包含了吃饭，所以吃饭和吃屎并无绝对的差别。
“天人合一”的整体主义的辩证法思维，其实是“天人未分”的原始人的互渗思维。“天人合一”表明中国人不会思维，不会观察、分析具体的事物，当然不会以理服人，只好拿“天”（最大的势力）来压服人。《水浒传》的宋江建立等级制的时候。恐众人不服，便炮制出了一份“天书”，拿“天”来压服人……明清以来，帝王们兴高采烈地将三纲五常的“天理”当做了维护权力的主要理论，从而使华夏文化成了不讲逻辑的酱缸。可见，防止人民大众觉醒的最好方法，并不是单纯的禁止人民大众思考，而是灌输给人们一套貌似真理的谬论——“假逻辑”教化。这种“假逻辑”教化还包括老子、中医、风水、算命先生的阴阳五行的辩证法思维和整体主义的巫术乱比法，从而使我们与逻辑思维彻底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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