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关敏

人类史上的很多强权政治，都是在追求人类利益的总体主义的口号下进行的。除了赤裸裸的朕即国家的个人专制外，近现代以来的极权政治都是以人类的名义进行的；无论是希特勒统治还是斯大林专政等，都可纳入人类这个总体性概念之列。

人类作为大于个别之和的总体性，一旦拥有政治性特权，其强势的霸权主义也就表露无遗。与人类大致类同的其它概念，如人民、国家、民族、阶级等等，虽然仔细说来它们与人类仍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与个人相比，它们都是一些总体性的政治概念，这些概念一旦强烈追求自身的肯定性价值，那么其固有的集团利益、总体利益的强权也就会转变为强制性的压力。

应该看到，种种乌托邦式的政治理论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占据着主导性地位，在它们那里，存在着一种强势的道理——总体永远大于部分，乃至大于部分之和，总体是目的，部分只是环节或手段，为了总体的目的，每个部分都应该作为总体的陪衬或辅助工具（像刍狗一般地）来使用。这个总体性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格局下，有着不同的表述形态，它们可以是历史、国家、民族、人类等宏大的目标，也可以是一个阶级、集团、社团等优先性的群体，但对于个人来说，它们都是总体性的，都具有决定个人命运的力量。它们要求个人为集体而牺牲自己。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正义是历史性的，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正义，所以正义的内容可以在历史中发生不断的变化，昨天不正义的在今天就可能是正义的，而今天不正义的可能在明天成为正义。根据这种历史主义的观点，为了明天的正义，今天可以做出牺牲，或者说，今天只是走进明天的一个阶梯或手段。这样，历史唯物主义的正义论就把正义变成了一种工具与目的演变过程，历史的最终目的——xx主义就成了最后和最高的正义，为了它，其它的一切正义都可以被视为手段而加以利用和牺牲。国家主义的正义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正义观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国家、民族、人类、人民替代了历史，它们是最高的和最后的目的，至于国家、民族、人类中的每个成员、每个个体、每个公民、每个独一无二的“自我”，与国家、民族之类的最后目标相比，都是次要的，都是可以牺牲的。

墨家集团就是这样的严密的组织，入得来，你就出不去了。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纪律的服从（尚同）。在墨门里做人是不可以有自己的思想的，“上是则是，上非则非”。那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极其专制的纪律、制度和道德约束，不是你想不想，愿不愿意的问题，你与上级意见不同，那就要诛你的心，灭你的身了。

到了这一步，也就无所谓兼爱了，兼爱不过是赚你入门的幌子，重要的是你入得门来，然后听上级的话，放弃自己的主张与私利，组织让你做啥，你就做啥，随时，为组织的利益和理想而献身（愿与之尸——当时，墨家组织的头子死后，许多门徒纷纷为头子自杀身亡）。墨家的教育都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类的最高尚的道德教育。不断的灌输加肃反，人渐渐的就会精神高尚起来，成了忘我之人。他们一方面有关爱天下、关爱本组织内其他人的道德高标，另一方面也变只知服从，没有独立意志与思想的道德僵尸。而组织却因此而变得极具战斗力与执行力。

更可怕的是他们重利轻义。在组织内，他们讲兼爱，而在其外的人的行为都被他们以利益来分析，他们不相信人性，也不懂高尚为何物。他们对待别人，也包括组织内部的异见者从不手软。实际上他们对道德的唯一述求就是对纪律的服从。在听不到异议的环境，在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部下面前，在坐拥绝对权力的条件下，酋首很难长时间的不被权力所腐蚀。一但乱自上作，那么这种组织及其思想无疑会带给社会以巨大的灾难。据郭沫若、鲁迅考证，墨家组织后来变成了流氓黑社会了。

今天的墨家粉丝说：墨子组织包含了科技，这需要进一步的考证。19世纪以前人们把科学当作一种决定论，科学就是有关客观规律的知识，掌握了这种客观规律就无往而不胜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口号就代表了这种科学乐观主义。所谓“科学主义”就是希望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人类的社会问题。这是科学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他们认为：社会发展的规律也象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这种决定论认为真理只有唯一的一个，是绝对主义独断论。

类似的，在中国传统的专制思想中，也是那套绝对主义独断论，即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人感应说。这里的天就是自然界，道就是社会规律。搞政治要从研究自然现象开始，从自然规律中类比出社会规律，所谓“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圣人或先进分子比别人高明，已发现了真理、掌握了天道，人民必须接受圣人的指引，必须服从圣人们的顶层设计的社会制度。有了整体主义的信心满满的独断论，便有了教条主义。既然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那么反对者当然就是反对真理，就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就是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

与之相反，民主理论的哲学源头却是怀疑论。洛克以怀疑论向唯理论独断论挑战，引出了思想自由、人人平等、三权分立、造反有理等民主的基本观念，对法国大革命有着很深的影响。其中“造反有理”（即如果政府违背人民意志，人民有造反的权利和义务）后来被杰佛逊写进了美国的独立宣言，成了美国以及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的立国第一原理，史称“洛克—杰佛逊原理”。

1790年伯克（Edward Burke）在《法国大革命反省》一文中强调社会制度不能由个人设计，是任何个人（即使是天才）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就像蚂蚁不可能完全了解它们的蚁窝是按什么力学原理设计的一样。

亚当.斯密强调：市场由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协调才使经济活动井然有序。由此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的经济秩序，并非人类设计的产物，而是人类行动的结果。

康德在1783年说：“人类及其规划却仅仅是从局部出发，并且只不过是停留在局部上，全体这样一种东西对他们是太大了”，把握不了。

门格尔认为，各种社会制序，如语言、法律和市场秩序一样，是适应性进化而不是有意设计的结果，从而彻底否定圣王创世说。

哈耶克指出：所谓制度，无非是一种行为习惯的累积成果。哈耶克认为：事实和信息在不断变化，知识没有一个固定的总和；不可能被个人或任何机构完全掌握，从而不可能“设计”社会制度。知识是社会中最稀缺的资源，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得到高效配置，才能使创造知识的人得到最为合理的报酬，否则，势必会造成知识闲置和浪费。所以，只有实行自治、分权的自由民主制度，才能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