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将亡，亨廷顿理论能够救世界吗？ |
| 送交者: 我叫小龙鱼 2018年11月11日23:03:45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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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论】西方民主将亡，“亨廷顿转换”能够拯救世界吗？ 文扬：中美如何靠“亨廷顿转换”避开“修昔底德陷阱”？2018-11-12 07:26:06 来源：观察者网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修昔底德陷阱”众所周知，“亨廷顿转换”没人听说过。 不奇怪，这个概念是上周五下午刚刚诞生的，起源于一个中美学者之间的小型研讨会，作为中方代表之一的我，在发言中引用了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的一段话，用来说明当前处在紧张状态中的中美关系。 为了说明这段话在当前的意义，先从现行的世界秩序说起。 现行世界秩序已难以维持 论及现行世界秩序，可以确认，这是一个在二战后成型的、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创造并主导的、基于主权国家体系以及一套行为规则的、拥有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作为协调机构的扩展型秩序。 表面上看起来这个秩序运行良好，参与性民主治理、自由经济体制以及人权事业都被广泛接受，在冷战刚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里，有人甚至乐观地相信这个秩序已经具有了某种终极意义，人类的“普遍历史”来到了它的终点。 但这只是个幻象。任何秩序都有它的生命周期，“适度地燃烧，适时地熄灭”，正如基辛格博士在他的《世界秩序》一书中指出的，当今的世界秩序也不会持久，因为归根结底它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秩序观的体现，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人权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被认为只是“北大西洋偏好”，它缺乏被普遍认可的合法性，而且注定会在权力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时面临危机。 实际上，世纪之交的前后，在西方自由主义退潮、新技术突飞猛进和中国崛起等多重冲击之下，合法性危机以及权力关系变动正在同时发生，现行世界秩序已在解体过程中。《世界秩序》一书开篇即承认：“世界混乱无序，各国之间却又史无前例地相互依存，从而构成了种种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扩散，国家解体，环境恶化，种族灭绝现象层出不穷，以及有可能将人类冲突推向无法控制或无法想象的新技术正在扩展。”作者问到：“种种不受任何秩序约束的势力是否将决定我们的未来？” 然而，世界秩序的危机同时也是美国的危机，这不仅因为现行世界秩序主要由美国所塑造、主导和维护，而且美国的国家利益也深深地根植其中，资源的获取、市场的占有、金融的扩张等都离不开现行秩序，任何改变都直接涉及美国的根本利益。 所以，就世界秩序的维护和变革而言，美国完全站在保守主义的和秩序主义的立场上。当其他国家或势力试图改变现行秩序，或者仅仅因为实力增长导致秩序内部权力关系变化时，美国就会将其视为敌人或战略竞争对手。前者如伊斯兰激进势力，后者如中国。 这意味着什么？ 国际社会已成 “普力夺社会” “普力夺社会”praetorian society，根据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的论述，“从狭义上说，就是指军人对政治的干预”，与之具有类似性质的，还有宗教领袖对政治的干预clericalism，以及学生对政治的广泛参与（还没有合适的词）。 这种社会，在亨廷顿看来，主要是由于“缺乏共同体和有效政治机构”、“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去调停、升华、缓解各团体的政治行动”，而导致政治形势极为不稳定，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亨廷顿承认，普力夺社会“几乎能在政治参与演变过程中任何一个水平上存在”。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初版于1968年，对学界和决策层思考有关政治发展问题产生了巨大影响。图片来源：作者收集，下同 毫无疑问，国际社会也是一种社会，由“地球村”里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国家和各种非国家的政治行为体组成，所以亨廷顿关于“普力夺社会”的观察和分析也完全适用。虽然亨廷顿在论述时主要是以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和南亚等地区历史上的军人政府时期为例，但放大到国际社会，考虑到现行世界秩序本质上无非是依靠美国在二战中的胜利以及战后的军事霸权维持的，那么“普力夺主义”也名副其实，因为praetor一词的起源就是指古罗马的军事指挥官或政府执政官，与美国的“世界警察”角色相符。 权力的基础主要是军事霸权，又“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去调停、升华、缓解各团体的政治行动”，从而导致政治形势极为不稳定，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一关于“普力夺社会”本质的定义，放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丝毫不差。
美国的军费开支长期以来都等于其他主要军事强国的总和 特朗普执政之后的美国，升起“美国优先”的大旗，与俄罗斯全面对抗，重新制裁伊朗，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与盟国也发生争吵，导致各个地区的形势都趋于紧张和动荡。但动荡的趋势却并非预示着变革的来临，恰恰相反，是美国极力要维持旧秩序而一意孤行、倒行逆施所导致的结果。 而美国重新诉诸军事霸权维持旧秩序的决心，在特朗普政府的扩充军备计划中显露无疑。2019财年的美国政府预算案，关于国防预算的增加是这样表达的：“竞争—威慑—取胜。预防战争最可靠的途径是准备赢得一场战争。预算案通过维持实力和在发展致命、敏捷和弹性的军力方面的长期投资来促进和平。与中国和俄罗斯的长期战略竞争是国防部门的主要优先事项。因为它们对美国今天的安全和繁荣构成的威胁十分巨大，而且在未来威胁可能还会增加，所以这些战略竞争提出了持续地增加投资的需求，这反映在了预算要求中。同时，预算案还要求为国防部持续的努力提供资金，以威慑并对抗朝鲜和伊朗等流氓政权，打击对美国的恐怖主义威胁，巩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成果，同时确保这些行动具有资源方面的可持续性。预算案确保美国能够维持一支对任何可能的冲突具有决定性优势的联合部队，确保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冲突能够应对自如。” 此话更简明扼要的说法其实就是：确保美国对全球任何地方发生的冲突都具有决定性优势。
2019财年特朗普政府预算案 其中关键的信息是：1. 中国现在是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者；2. 虽然列出了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等几个主要敌对国家，但美国军事力量就其根本性的使命而言，却是维持现行的世界秩序，因为除了美国，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长期维持一个对“任何可能的冲突”、“各种不同类型的冲突”应对自如并具有决定性优势的联合部队。 看看美军最新的联合作战司令部责任区划分，更是一目了然：
这就是现行世界秩序的本质——被美军分区域进行管控，以确保整个世界的运转符合美国利益。所以，无论是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还是全球恐怖主义或伊拉克、阿富汗，每一个“不稳定因素”都是在维持现行世界秩序的意义下进行评估的，而无关相互之间的双边关系，更谈不上相互尊重。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美国将继续朝着进一步加强它的“世界警察”角色、加强维持现行世界秩序的方向迈进。也就是说，它决心要把它的保守主义事业进行到底。 那么，世界该怎么办？ “亨廷顿转换”将被迫发生 现在来解释一下什么是“亨廷顿转换”。 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第四章“普力夺社会和政治衰朽”的末尾，亨廷顿教授讲了这样一段话： In such a society, however, revolution and order may well become allies. Cliques, blocs, and mass movements struggle directly with each other, each with its own weapons. Violence is democratized, politics demoralized, society at odds with itself. The ultimate product of degeneration is a peculiar reversal in political roles. The truly helpless society is not one threatened by revolution but one incapable of it. In the normal polity the conservative is devoted to stability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order, while the radical threatens these with abrupt and violent change. But what meaning do concepts of conservatism and radicalism have in a completely chaotic society where order must be created through a positive act of political will? In such a society who then is the radical? Who is the conservative? Is not the only true conservative the revolutionary? 201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东方编译所译丛”的中文译文是：“但在这样一种社会里，革命和秩序很可能混为一体。派系、集团和群众运动各自使用自己的武器，相互大张挞伐。暴力盛行，政治败坏，社会和自己过不去。到头来，物极必反，社会堕落的结果就是政治角色的奇异转换。真正无望的社会不是受革命威胁的社会，而是无法进行革命的社会。在正常的政体中，保守派致力于维护安定和秩序，激进派则以急遽的暴力变迁相威胁。但是，在一个完全处于混乱之中而必须凭借政治意志来采取积极行动方能收拾残局的社会里，保守和激进这两个概念还有什么意义？在这样一种社会里，谁堪称激进派？谁又堪称保守派？唯一真正的保守派难道不就是革命者吗？” 我在上周五的小型座谈会上对美国军方代表说，这段话虽然是50年前说的，但对于今天的世界，极有现实意义。 亨廷顿的意思是说：在一个充满冲突、极不稳定的普力夺社会，保守势力维持既有秩序的种种努力，也许反而是一种政治衰朽和社会堕落，导致残局无法收拾，社会更加无望。而这个时候出现的革命势力，反而具有采取积极行动所需的政治意志，最终倒过来成为了秩序的创造者和维护者，发挥了挽救整个社会的作用。 所以他会语出惊人地问到：“唯一真正的保守派难道不就是革命者吗？” 是的，在特定的情况下，保守派和革命派，秩序主义和激进主义，将会发生一个奇异的角色转换（a peculiar reversal in political roles）。 如前所述，现行世界秩序已经不再是一个好秩序，开始崩坏了，各种变革势力都在兴起，那么，强行维护现行秩序的保守势力还有合理性吗？难道还要不顾一切地维护一个越来越混乱、到处发生冲突的局面吗？亨廷顿指出，“真正无望的社会不是受革命威胁的社会，而是无法进行革命的社会”。看看今天的美国，连国内都四分五裂，国会出现两党极化，陷入了无可救药的“否决政治”，社会更加分化，阶层之间、种族之间、政治派别之间甚至地区之间，都越来越难以融合，还可能给世界各国当榜样吗？本国连枪支管制这么简单的事情都解决不了，连种族仇恨这么初级的社会毒瘤都无力遏制，还可能承担将美国的模式输出到全世界的使命吗？ 在这个情况下，是不是要寄希望于努力变革现行秩序的新兴势力呢？是不是正在出现“革命和秩序很可能混为一体”的情况？是不是注定会发生“政治角色的奇异转换”？ 简言之，“亨廷顿转换”在今天的现实意义就是：当前的国际社会，已是一个“完全处于混乱之中而必须凭借政治意志来采取积极行动方能收拾残局的社会”，这将导致保守势力与变革势力的“政治角色互换”，因为保守主义的政策已经不能继续维持秩序了，而曾经被保守派视为颠覆力量的革命派、激进派，将成为新旧秩序过渡的主导者，成为真正的保守派。 美国的政治家们能明白这一点吗？ 中美关系的“十字路口” 上周三在新加坡召开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对于中美关系表达了非常悲观的看法，媒体报道时使用了“若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经济铁幕’可能降临”之类的标题。他在演讲中严肃地发问：（中美关系）“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而十年前的他，却是对中美关系最为乐观的人士之一，热烈地鼓吹当时刚刚开启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坚信这个对话“既有指导性，又有建设性”，也不怀疑对话过程正朝着增强相互理解和消除误会的方向发展。但SED开启12年之后，人们却越来越感觉不知所措了。保尔森不仅谈到贸易摩擦和市场开放问题，也谈到朝核、南海、网络主权等多个方面的问题。结论是：双方都有令人吃惊的数量的政界和思想界的领导人在推动让两国分离的政策，使两国在货物、资金、技术和人员等领域全面脱钩。
此图也可题为：自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开启以来 作为应对措施，坚持其保守主义立场的美国几乎是本能地转向增加军费预算，强化军事霸权。保尔森在给美国的建议中，也理所当然地包括加强军事方面的投入。 而美国军方早已付诸行动了，过去的两年里，世界目睹了美军的一系列重大举措——组建印-太司令部、组建太空军、重建第二舰队、扩充核武库… 特朗普政府的核武计划并非开玩笑，据媒体报道，在2019财年预算案中美国国家核安全局（NNSA）获得的预算比2018财年增加了17％，达到151亿美元。其中128亿美元直接用于核武器，比2018财年增加8％。其中47亿美元用于现役核武库的更新，比2018财年增加了41％。 而这只是拟议中高达1.74万亿美元的庞大“升级”计划的开始，该计划包括耗资3130亿美元建造新型导弹核潜艇舰队，耗资130亿美元研制“智能”氢弹，500亿美元用于 “可互操作”核弹头，1270亿美元用于重型远程轰炸机，300亿美元用于新型核武巡航导弹，1490亿美元用于新型陆基导弹，2610亿美元用于重建田纳西州的炸弹工厂、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和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工厂。 其中的重型远程轰炸机就被戏称为“中国轰炸机”，意指它将服务于改善美国与其第一贸易伙伴之间的不平衡关系。
美国空军下一代“中国轰炸机”的作战使命想定图 这就意味着，今天世界上最大的保守势力美国（或更准确地说，美国军工-金融复合体）已经亮出了底牌——绝不向任何变革势力妥协，誓死维护现行世界秩序，为此甚至不惜打一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 爱因斯坦关于科学问题说过一句极富智慧的话：We cannot solve problems by using the same kind of thinking we used when we created them. 我们不能运用在制造出问题时使用的同样的思维再来解决这些问题。 美国要不要问问自己：今日世界很多冲突、对抗、社会动荡，难道不是美国一味诉诸武力、滥用霸权才制造出来的吗？再反思一下：制造出问题时是什么思维逻辑？再预测一下：企图运用同样的思维逻辑反过来解决同样的问题，有可能成功吗？ 保守主义和秩序主义者所能犯的最大错误莫过于此！ 面对这个局面，如果世界各国无所作为，结果就是亨廷顿所说的The truly helpless society，无助无望的社会。所以，保守与变革的角色转换，也就是本文所谓“亨廷顿转换”，归根结底是美国一意孤行和倒行逆施逼出来的，在这种倒退中，中国单单因为体量就足以被出头、被上位、被成为头号对手了，再不奋起应对并积极推动变革，恐怕也是不可能了。 所谓中美关系的“十字路口”，深层意义就在这里：第一个方向，毫无疑问，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双方都诉诸制造出问题时使用的同样的思维应对当前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半岛问题都是如此，那么前景就是迎头相撞乃至爆发战争。 第二个方向，则是本文提出的“亨廷顿转换”，如果做得好，就有希望避开“修昔底德陷阱”，走上光明之路。但走上这条路的前提是，美国必须认识到，旧秩序维持不下去了，旧思维解决不了问题了。而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所代表的变革力量、创新力量，反而即将成为世界秩序真正的维护者。由“人类命运共同体”信念所引导的新秩序，终将到来，以“美国优先”为指针的旧秩序，终将过去。 美国一旦明白这一点，正确的做法就是重新采取与中国合作的政策，共同促成新旧秩序的转换。 基辛格在最近的讲话中说，“美中两国就如何解决问题在哲学层面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是对的，但如果仅仅是各玩各的哲学，各说各的话语，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他认为，美中两国有足够的意愿避免爆发毁灭性的战争，但他也没有提出新的解题方式。 这个周末，人们欣慰地看到，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在华盛顿召开，双方讨论了多个议题。但也无奈地看到，在南海及台湾等问题上，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甚至公开提到了战争。显然，目前中美关系所处的位置，还在通往“修昔底德陷阱”的那条对抗之路上，距离“亨廷顿转换”那条合作之路、和平之路还颇为遥远。 好消息是，下一站是月底在阿根廷实现的“习特会”。寄希望于两国最高领导人拿出真正的勇气和智慧。 热门评论 3条
宋鲁郑：特朗普输了，美国民主也没有赢2018-11-11 08:44:38 来源：观察者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这次到美国观察中期选举，感觉和两年前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各界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担忧。随便看一下媒体和出版业：拯救民主、民主已死吗？民主如何死亡的？ 发生如此明显变化的根源自然是特朗普。这样一个素质人品欠优、煽动仇恨和恐惧的民粹政治素人竟然能成为有着两百多年民主历史国家的总统！而且他上任以来攻击媒体，把它们视作“人民公敌”，还蔑视法律，动辄就发推文对司法部发号称令，甚至要求叫停针对他的调查。因为他，《How Democracies Die》一书的作者认为美国已处于向威权国家演变的第一阶段。 在刚刚结束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输掉了掌控了八年的众议院。面对这个结果，整个西方似乎松了一口气，仿佛特朗普上台带给它们民主制度的危机已经化解。正如即将出任众议院议长的民主党人佩洛西所表示：“明天美国将迎来崭新的一天……选举关乎恢复宪法对特朗普政府的制衡。” 然而，据我在美国的观察，特朗普虽然输了，但西方民主制度的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事实上，特朗普上台、民粹主义崛起都只是表面现象，是这个制度失灵的果而不是因。假如这个体系运作良好，能够积极回应民意，有效解决民众急迫的难题，怎么可能还会有今天？
西方民主制度系统性地出现问题是在冷战之后。这和西方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失去了外部压力而固步自封有关，但真正的内因则还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 现在回过头来看，20世纪人类一共进行过两次乌托邦试验： 一是追求经济上的绝对平等，即绝对公有制，结果失败了。中国后来也将之抛弃，走向市场化的改革开放。从原理上讲，人只有经济上平等了，政治上也才能真正平等。但美好的理论在现实中却被撞了个粉碎。 二是追求政治上的绝对平等，即一人一票。美国1965年才真正实行，比中国的改革开放早了13年；瑞士1971年才给女性以投票权，比中国的改革开放才早了七年。尽管时间不长，但已造成今天的政治困局。 这两个乌托邦试验有一个共性：都无视人与人的差异，但却赋予他们同样的权利。就如同规定马云必须和一个非经济领域的普通人拥有同样的经济资源，非常荒谬。这个逻辑放到政治上也同样如此。 任何权利都和责任相对应。但在一人一票时代，每一个人虽然有了相同的权利，但其责任却并不对应。比如当一个人拥有决定一个国家政治命运的选票，他应该去关心和了解国内外政治，从而慎重投出这一票。但现实却是，大量的选民根本无视这个责任。他们只看自己的眼前利益，根本不管国家整体，更不会关心国际问题和长远问题。但他们就决定着谁来领导这个国家。 所以，出现如下弊端就是很自然的了: 一是政治权力臣服于大众和资本，日益失去了其功能：不能制订长远规划、无法选出合适的人才、不能进行痛苦和必要的改革（比如经济困难时消减福利）、政策缺乏延续性、不能在问题处于苗头阶段解决、低效率等。 在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时代，政治人物要想赢得选举，必须拥有政治资金和选票，必须讨好、迎合这两大力量的需要，从而令民众和资本拥有了压服政治权力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左派上台往往就增加福利却不敢增税，右派上台常常减税却不敢减少福利，都是一味讨好。国家长期以往自然债务累累，难以持续。 所以当问题即使已经出现，也不敢予以及时处理，非要等到成为全国性危机，纸里抱不住火。比如次贷危机很早就已被政府相关部门所觉察，但由于“不能让百姓失去房子，不能让银行破产”（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语），而人人无视。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只有全面危机来临才能进行改革的原因。早在二十多年前，法国总统希拉克就想对法国进行改革，但遇到民众的大规模抗议，最后不得不偃旗息鼓。
次贷危机（资料图/视觉中国） 正是由于普通大众一人一票决定谁是领导人，导致西方长期以来难以产生优秀的政治人物。他们常常做出十分错误且后果极为严重的决策。比如小布什时代的反恐战争、法国萨科奇总统推翻卡扎菲酿成二战以后欧洲最严重的难民危机、奥朗德突然决定对“伊斯兰国“动武，引发连串恐怖袭击、英国首相卡梅隆在有代议制的情况下非要举办脱欧公投，酿成难以挽回的后果、默克尔突然决定无限制无条件地接纳难民，对国家未来造成巨大威胁…… 此外，由于政治人物的任期只有四年或八年，所以不可能考虑任期之后的事情，只能是急功近利，短期行为。更由于政党轮替，政策缺乏可持续性。比如上文提到的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三者是互相否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小布什是共和党，提议要搞重返月球计划，任内也投入80多亿美元，结果奥巴马一上台就给废除了。等到八年后特朗普上台，又重新恢复。这期间的时间浪费、人才浪费、资金浪费难以计数。 低效率除了受资本和大众的影响，还与权力的制衡设计有关。如奥巴马2008年第一次竞选总统时就许诺效仿中国修建高铁，但八年过去了，却寸铁未成。一是民众不愿意拆迁；二是利益受损的航空集团、高速公路集团以及能源集团反对；三是相关议员要求高铁必须在自己的选区经停，否则就给予否决；四是共和党执政的州反对来自民主党执政联邦政府的决策。在今天的美国，许多众大决策都面临类似的困境。 以上问题还仅限于单一民族国家，如果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则有更致命的挑战：民主不能解决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问题。 今天西方多个国家面临国家解体的威胁：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国的北爱尔兰和苏格兰、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法国的科西嘉、比利时北方的弗拉芒和南方的瓦隆等等。 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旦走向西方民主，第一个灾难往往是国家解体：前苏联、前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前苏丹都是如此。 从实证的角度看，西方的民主在建立国家认同、种族认同方面不但没有任何帮助，相反还助长了民族和国家的分裂：一是民主本身就包括了民族自决；二是不断举行的选举一而再强化了不同群体的自我意识。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往往在少数单一民族国家更为稳定。 可以说，一个多民族国家如果实行西式民主，要么国家已经解体，要么正在解体。 西方民主制度这一内在性、致命性特点，使它的适用范围大幅缩小。一个多民族国家实行民主，即使勉强维持统一，其治理的代价也非常高昂，而且在中央政府做出一而再的让步后也往往于事无补。 第三则是无法应对时代的挑战，西方民主制度正面临覆灭的危险。这包括中产阶级萎缩、种族危机。这个问题我谈过多次，就不再赘言。 然而在这两个危机的前提下，整个西方民粹主义强势崛起，并在英国脱欧、美国大选、意大利大选获胜。民粹主义偏离甚至否定西方今天的价值观，采取排外、仇外、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措施。目前民粹主义在整个西方仍然处于迅速崛起中，等到民粹主义通过民主全面获胜，也就是民主终结之时。
英国脱欧（资料图/东方IC） 西方民主因为无法解决问题才导致民粹民义崛起，同时由于制度设计问题，又给了民粹发展、壮大和掌握权力的通道。西方民主号称言论自由，于是民粹主义的观点和理念就可以畅所无阻地在全社会传播，对现实不满而又不真正关心政治、了解政治的民众很容易被俘虏，从而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在他们获得广泛支持之后，又可以通过正式的制度选票赢得权力，统治国家。意大利、美国、巴西、墨西哥、菲律宾等都是如此。英国脱欧也是一例。 除了制度问题，西方民主还面临着技术进步引发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即互联网。当互联网刚刚出现时，西方认为中国的制度将因面临网络的冲击而崩溃。结果却是中国日益适应互联网时代，发展不可遏制。反倒是西方的民主在网络时代有崩溃之虞。 一是互联网大大减少了政治参与的成本。一个普通人可以因为个人特质而崛起成为国家领导人。特朗普就是典型的依靠网络崛起的政治素人。从现实看，越是极端越是激进，越容易在网络上引起关注和共鸣，越能获得支持者。这也是互联网时代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的技术原因。 二是互联网时代一方面信息传播更加便利，另一方面也令信息更加封闭：同一群体只接受同一理念的信息，其他信息都被自动过滤。这自然令国家不同立场之间更加对立，更加缺少理解和互动，这强化了国家的分裂和对立。 三是互联网大大减少了一个国家干涉另一个国家政治的成本。美国这么强大和现代的国家，2016年的选举就认为被俄罗斯所操纵。 当然，第三世界效仿西方制度的国家有的也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比如2017年，印度就以阻止暴力和仇恨言论为由断网100次，平均三天一次！ 最后要说的是，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美国的制度设计有先天不足。它过于强调制衡和分权，制造了国内政治对立和分裂，也极大地影响了效率。欧洲多是议会制国家，往往采取议行合一：行政权和立法权都归于一个党。 法国是半总统制，曾出现过两次左右共治现象：既总统和国会分属不同政党。实践表明，这必然带来效率低下、国内政治的分裂和对立。于是法国进行了制度变革，总统选举之后一个月就立即进行国会选举，确保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控制在同一个政党手中。 中国台湾也进行过类似的改革，“立法”机构和最高领导人的选举同时举行，中期选举只是地方县市选举而已。应该说这才是西方政治演变的趋势——分权和制衡虽然很美好，但现实却行不通。 然而美国则不然，依然沿袭两百多年前的制度设计，特别是中期选举，往往导致国会权力与行政权力对抗。如果说过去精英民主时代，在野党都是忠诚的反对党，不会为反对而反对，这个弊端还不明显；但在大众民主时代，两党日益对立，妥协极其困难。国内研究美国的学者刁大明几个月前曾对我讲：过去两党议员还能会后坐在一起轻松地喝个咖啡聊个天，现在绝无可能。 可以说，西方民主的先天设计缺陷和时代挑战令其陷入当前无法解决的困境，欧洲和美国均不例外。而且这种困境还只是刚刚开始。特朗普的崛起既不是偶然也不是短期现象，他们极有可能成为西方民主的终结者。 应该说，西方制度模式在我们这一代人成为历史日益成为可能。 热门评论 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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