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无私有制之概念

作者：关敏

有一个传统粉说：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就证明：古代中国人就知道保护私有财产。所以，儒家文化还是不错的。关敏认为，这是错误的看法。

1，华夏一直实行土地国（王）有制

“暴力国家”论认为，国家是暴力的产物；成王败寇；国家是暴力集团向其他成员榨取收入的工具，国（王）有无限的征税权。中国从夏商起就实行了土地国（王）有制，东方一直贯彻着“天下王有”的君主中心主义——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王”有制。宋儒程颐说：“凡土地之富，人民之众，皆王者之有也”(《周易程氏传.大有》)。这句话可作为“王有天下”原则的典型表述。“王有天下”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综合性的最高权力观念，而且这种权力有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性。不管任何社会成员地位如何，也不管他们拥有什么，只要与“王有”原则发生矛盾，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绝对的“王有”原则，所谓“君于臣有取无假”是也。华夏一直处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没有土地私人所有权，整个天下是王一人的私产。韩愈、柳宗元把自己的“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读六艺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识，皆由上恩”。

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即俗语说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人生追求，就不会造反作乱了。孟子认为：野人草民天生有反骨，是不稳定之源；得民心者得天下，王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所以，必须“虚其心实其腹”，满足民的“恒产”愿望，从而使民对王有“恒心”，这样，王权就万寿无疆了。可见，恒产恒心论不过是帝王统治术。孟子的话并不表示儒家有了财产权的概念。财产权指处置自己财产的自由，他人不能干涉；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也。儒家主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表明国人没有真正的土地所以权。

孟子的“恒产”就是稳定的“井田制”，在《孟子》一书中有大量的论述。“井田制”里的公田、私田都属于国王（或各级封建主）所有，农民对私田只是承包权或永久使用权，一旦无直系男后代继承，私田就会被官府收回。这可以从大量的历史事实得到证明：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井田制规定：五口之家可分得百亩地。多于五口之家的“余夫”，每“夫”另授25亩（奖励多生）。至于井田制中的公田所得，上交官府后，其中一部分用来抚养战争中阵亡将士的遗老遗孤，这种公田制度的延续，见于唐宋以后的江浙、两广、福建一带。秦朝开始，由于井田制的废除，平均田亩基本遗弃。但是，土地兼并过甚引发了动乱，新朝初期必须均分土地。这样，“均田”就成了中国传统。王莽搞“井田制”的均分田地的改革快了点，结果被官僚地主阶层所推翻。此后，北魏太和九年（485年）开始了均田制，私有土地在法律上重新消失，直至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才恢复；宋朝王安石变法也是要推行均田制。总之，平均地产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主体操作模式，故华夏几千年里没有实质性的社会进步，是世界上仅次于非洲的贫困地区，有的地区甚至比非洲还穷；因此，绝对不是“在古代是先进的，只是在近代才落伍的”。

公元前320年，孟轲见魏王，魏王问他：“你老人家千里而来，有什么利于我国的吗？”孟轲答：“大王何必说利，只说仁义就够了。大王说：‘怎么利我的国家？’大臣们说：‘怎么利我的家族？’平民说：怎么利我自己？’上下都争夺利，你的王国就危险了。”他的意思是：作为国君千万不能说什么利，如果老百姓都有利益了，就是都有财产权了，“上下交征利”，那国君还有什么财富可言，这就“国危矣”。国君只讲“义”，让百姓只知奉献，这样，国君才是富有天下啊！可见，儒家是连财产权都不给百姓的：不能让穷人有财产权，否则，帝王收税就有道义上的障碍。

儒家认为：“天”养活了人类，因此人类要永远地跪谢天和天的儿子——君王。儒家鼓吹君主是民之父母，从外观上看十分温情、然而在当时，儿女只是父母的“动产”，是一种被占有的奴隶制关系。孟子说，草民（野人）就应该养活统治者（君子）。以此为指导，韩愈叫嚷：“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其事上者也。”民若不能“以事其上，则诛”。也就是说：民若不交税养活统治者，就格杀勿论。一个“诛”字，说明臣民只是任帝宰割的羔羊或韭菜！这就是《三国演义》里刘安杀老婆给刘备吃的原因，刘安在实行“野人养君子”的儒家原则啊！

2，儒家的理想是共产主义公有制

私有制是部落公有制解体后的文明生活的新模式，华夏一直没有进入到这个模式，所以诸子百家对私有制都是一无所知。在复古意识支配下，道家主张回复到野鹿似的动物生存模式，儒家主张回到部落时代的部落公有制。《礼运》篇的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3，华夏没有个体私有产权

华人的身体是“父母之遗体也”，为父母所有，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道成了明哲保身的借口。于是儒家把任何有可能伤害自己身体的活动、言行都纳入禁止之列，计有“不登高、不临深、不苟訾、不苟笑，不登危”（《礼记.曲礼上》），还特地说明，这并非怯懦，而是“惧辱亲也”。这表明个人只是父母、主要是父亲的私产，而没有任何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哪吒“剔骨还肉”给父母，表明他身上的一切都属于父母，说明中国人是父母的“债务奴隶”。债务奴隶必须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债权奴隶主！

公元前594年。古希腊的梭伦开始当执政官，他一上台就废除了“债务奴隶制”并保护个体的私有产权，雅典开始向文明的民主社会过渡，梭伦强调：一切损害私有财产的行为，都是不道德和不公正。由此，开创了西方以法律保护私有制的传统。

众所周知，孔子的政治主张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社会，当然反对私有产权。中国传统社会实行的家族财产共有制，“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内则》更规定：“子为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假私，不敢私与”。宋代司马光的《涑水家议》中说：“凡为人子者，毋得蓄私财。俸禄及田宅收入，尽归之父母，当用者请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家长对家族财产具有绝对的财产权，子女最多享有使用权，甚至对子孙擅自处分家财追究刑事责任。唐律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藉者，徒三年”。子女分家单过，可以处徒刑。

4，不尊重私产的盗匪传统源远流长

几千年来，华人一直未认识“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有的只是权力的蛮横地剥夺私人财产。在权力可以任意侵犯私有财产的地方，绝对不会有文明，而只会产生流氓恶棍、贪官污吏、太监妓女这样一些残暴无耻、丑恶肮脏的败类。

财产权实质上就是生命权。一个穷人仅靠可怜的一点财产活命，如果还会被任意侵夺，那他就只有死路一条。圣经对于掠夺或侵犯他人财产(尤其是穷人财产)的行为是加以谴责的。“如果人偷了牛或是羊，无论是宰了或是卖了，他必须赔偿，以5牛还1牛，以4羊还1羊。……所偷之物，无论是牛、是驴，或是羊，如果发现在他手中仍然活着，他必须双倍偿还。如果有人在田间或葡萄园里放牲畜吃草，任由牲畜到别人的田里去吃草，就必须拿自己田间最好的，或自己葡萄园中最好的赔偿。

然而，孔子对穷人的财产权却漠然视之。儒家鼓吹“大河涨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忽视对个体利益和私有财产的保护。“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几只羊就是一家人活命的依靠；羊被偷了，一家人的生活就陷入了绝境。可见，儒家是包庇罪恶、谎言欺骗、以弱势者为牺牲的败类。这种只为自己牟利，哪管他人死活的盗匪传统一直流传至今，被吴思之流津津乐道为“暴力元规则”、“抢劫有理”、“合法伤害权”、“血酬”。而吴思本人多次表示要搞儒家民主，说明他是儒粉，而且他还是一个彻底的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