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何以走到今日之懸崖邊沿，是繼任者的愚蠢還是中國從來沒有真正意義的改革。我們回到改革的起點來看。

鄧小平和毛澤東本質上沒有區別，都是視人命如敝履殺人不眨眼的儈子手，在鄧小平主持西南軍政大權時，就用橫徵暴斂逼死和逼反了百萬民眾，在大躍進中，當劉少奇、陳雲、周恩來等都反對大躍進時，鄧小平卻在暗中支持李井泉為毛澤東撐腰打氣，這也是毛澤東在文革中不殺鄧小平的根本原因，毛澤東恨鄧小平是因為在大躍進後毛澤東威信掃地以後，鄧小平背叛了他；不殺他是因為知道鄧小平與他價值觀相同，以後還可以利用。

鄧小平在文革中屠殺回民和越南戰爭中都是殺人不眨眼的。而在反右擴大化和六四運動中更是比毛澤東更加殘忍沒有人性。

鄧小平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因為毛澤東的經濟體制已經走到窮途末路，

毛去世後，任何人上台也必須改革，從林彪的“571工程紀要”（不管是誰寫的）不難看出，他如果上台也是要進行改革的。

任何人企圖維持毛澤東體制、阻撓改革，必將被歷史的車輪碾得粉碎。他的心腹“四人幫”如此；以華國鋒為代表的文革新貴們也如此。

毛澤東體制最大的“好處”就是為改革“創造”了最好的條件。改革已是箭在弦上，蓄勢待發，只等他這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旦倒下，民眾中改革的熱情立即自發噴涌而出，勢不可擋。

人類歷史上的改革和革命，歸根結底是一場利益的博弈。總是有受益者和受害者，而“全民受益”的改革在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但是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之初，就出現了歷史罕見的“全民受益”現象。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毛澤東創造了一個全民受害的體制。

在全民受害的體制下，不論其改革方針如何，只要表現出改革的勇氣，就會受到民眾廣泛擁護，而且只要改革就會收到明顯效益而受到人們推崇。鄧小平就是在這樣一個歷史關頭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領袖的。

鄧小平曾經有個說法，其實，“改革在1975年就開始了。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這是有一定道理的。1975年是毛澤東還在世但已漸失工作能力的情況下，迫於周恩來的壓力而讓鄧小平復出主持工作，鄧利用實際主政之機“暗渡陳倉”式地試圖擺脫“文革”，但在支持他的後台周恩來去世後，立即被毛澤東用政治鐵腕挫敗。這也使毛澤東失盡最後一點人心，1976年4月5日，“天安門事件”就是最清楚不過的證明。

而鄧小平則因為他敢於改革的勇氣而陡然提高了威望。人們首先看中的是他的勇氣。

鄧小平被阿諛奉承者稱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其實,在鄧小平復出以前，,民眾早已自發進行改革開放,。,這場改革,連指導思想都沒有，,,那有什麼總設計師.？.人們將鄧小平的理論歸納為“一切向錢看“”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只是一種低俗的實用主義價值觀,。根本說不上什麼設計，,..而”摸着石頭過河“完全是邊想邊干,，,根本沒有一個完整的設想,，,何來總設計師？

小崗村的18戶農民的指導思想就是想“活下去”，並不了解毛澤東去世後政治形勢的變化，更想不到由此引發的農村改革。

即使在上層的鬥爭中也只是權力之爭，根本談不上什麼指導思想；華國鋒連手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密謀抓捕“四人幫”是如此；後來的老幹部們平反、復出和同華國鋒、汪東興等“文革”新貴們的鬥爭也是如此。儘管雙方都大打“毛主席”的招牌，文革新貴們的兩個“凡是”和強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打的都是毛澤東的旗號；鄧小平則回應以“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這與當年毛澤東的“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有異曲同工之妙，將毛澤東思想變成了一種標籤，根據需要可以隨便貼，誰有權力就說了算。實際上，雙方都理解，在“毛主席”外衣包裝下的只是各自的利益和實力的較量。

改革之初的重要改革：農業生產的“大包幹”、“家庭聯產責任制”等是農民中自發起來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是胡福明等一批知識分子自發發起的；平反冤假錯案是胡耀邦和陳雲首先提出和胡耀邦大刀闊斧地進行的；關於“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的觀點是胡耀邦在1975年〈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中首先引用馬克思的觀點提出來的；國營企業承包是河北省石家莊造紙廠馬勝利首先提出和實現的；提出“打破大鍋飯”、車間實行“聯產承包計酬制”的是浙江海鹽襯衫廠的步鑫生；提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顧客就是上帝”，引入市場經濟概念的是廣東深圳蛇口工業區的袁庚等等。

我們看到，從1975年的整頓到1978年以後的改革，鄧小平主要是“恢復”文革以前的秩序，包括整頓生產秩序、社會秩序、恢復高校招生、平反冤案、老幹部復出等等。對於凡是能衝破毛澤東體制的改革，他都予以支持，如農業生產大包幹、家庭聯產責任制和後來的鄉鎮企業；“真理標準大討論”；國營企業承包，打破大鍋飯，市場經濟等等。

當然，這些都是得到鄧小平支持後才得以推廣的，，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民占絕大多數又沒有民主傳統的國家，，權威是極其重要的。在改革開放之初，沒有鄧小平這樣一位有威望的領導人的支持，，改革是難於進行的。但是，稱呼鄧小平為總設計師，顯然不符合實際。

實際上,鄧小平的理解與提出者的初衷往往是有很大不同的。這種不同在改革深入開展以後就很快暴露了出來。正是這種不同，是革命在深入後就出現了混亂，而包括胡耀邦在內的許多改革的先行者，在以後大多命運多舛。

從實踐看，他對這些事物的意義和後果理解並不深刻，這就是他說的“改革才是硬道理”，“摸着石頭過河”等口號的原因。我們不能要求領袖在改革之初能夠預見一切，也不可能要求他不犯錯誤。但是，一位改革的指導者應該有一套先進的道德價值標準，這就是繼承民族的、外來的一切先進文化和成功經驗。尤其在毛澤東多年破壞中外先進文化以後，整個民族道德大滑坡，法制蕩然無存，是非顛倒，常識缺失等情況下，首先應當是道德建設和制度建設。指導者的價值觀對於整個改革開放的成敗得失將有重大影響。

但是，毛澤東體制的全民受害特點，使得只要改革就能使全民全益。恰恰是這個特點掩蓋了鄧小平在先進文化價值觀上的缺失。使改革開放成為歷史上罕見的缺乏指導思想的改革運動。隨着改革的深入進行，這種先天性缺陷導致的混亂和不合理日益明顯。直到今天仍在阻礙着改革發展的正常進行。

如果實事求是地剖析開來看，真正屬於鄧小平原創的東西只有這麼幾件：四項基本原則、老人干政（包括中央顧問委員會、在軍委主席家客廳決定國家大事、“鄧（小平）指揮楊（尚昆），楊指揮槍，槍指揮黨”的權力體制，等等）。

鄧的本質和毛澤東一樣，都是對現代資本主義一無所知的農民起義領袖。不可能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必須適合經濟體制，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根本原理，鄧小平卻毫無所知，這根本不是什麼善於不善於說話的問題，而是由於無知而違背科學規律，盲目蠻幹，其結果必然是貪污腐敗盛行，民眾起來反腐敗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鄧小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強令軍隊開槍屠殺反腐民眾。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只是一個改革開放的支持者，而當改革深入到政治體制改革時候，他就成為了深入改革的攔路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