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滥权和权力寻租是医院堕落的关键。一个医院的堕落，首先监管部门或保护伞或医院领导的堕落，管理者专制，滥权或腐败，道德败坏到毫无廉耻。接着是医院知识分子的堕落，本应为民生呐喊的人，无不在歌功颂德，吮痈舔庤，或者逃离国内另谋出路。而一群底层医务人员对患者的憎恨超过了对体制因素的追问，不明白很多悲剧都是一个公共治理问题。
其次，在一个以钱为本的医院，无论是管理者还是个人，缺少了经济数据，就变得毫无价值，所以用所谓“数据说话”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大行其道。但是很显然，人的价值是不能数据化的，一旦数据化，人的存在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也就是”去意义化”。一个”去意义化”的医院便是毫无道德可言的。这就是今天医患各个阶层普遍经历着的极度不信任、极端恐惧、极端孤独的根源之一。任何一个医患，一旦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患者不讲道德就是医闹甚至伤医，医务人员不讲道德就是继续跟随领导或保护伞作恶。
第三，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很多人觉得自己只是医院一个巨大机器里的小零件，没有力量改变机器前进的方向，也对机器带来的后果没有责任。这是肤浅荒谬的。这一说辞也许可以为缺乏完善认知能力的儿童或者精神病患者辩护。但医院所谓正常的知识分子应当为每一个自愿作出的选择负责，或者很可能是为了一己私利对武汉市第四医院恶行的默许。这一圈套循环使越来越多知识分子渐渐地接受由零件借口和政治口号等构成的话语体系，直到最后成为麻木不仁的刽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