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到习，凸显中共难选政治方面成熟的头目。
 
由于习主席领导下中共集体目前遇到了国内外一系列很棘手的问题，似乎解决的手法粗糙。隔靴搔痒，解决不了具体问题。不少人开始以为习不是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从早起充满希望，到如今充满绝望，似乎就在弹指一挥间。其实中共现行体制选择接班人是有弊病的。没有一个合格的专门学校培养，没有一个有效的体系去选择。目前的选择方式简单，只有让现任党主席和其他伙伴们觉得靠谱就行。哪里是民意的结果。由于领导人的看法极具片面性，个人主观意识浓厚，而不是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成。接班人可能就不合格，开起革命航船摇摇摆摆，让人不放心。所以今后必须考虑民选因素。

尽管民选也有一些偶然因素，但是至少得到了检验。候选人必须演说，制定的政策纲领都让人明白，哪怕上台后不一定完全照章办事，至少还有章可循。而隔代指定或者党中央的几个核心人物讨论的人选不一定考虑了候选人或接班人的能力，尤其是随机应变的能力。比如现在的中美关系是五年前没法预测的因素。接班人的能力凸显重要了。不然，选择的新一代领导人，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根本处理不了国内外风云变幻的格局。接班人的讲演技巧，普通人一无所知。所以就出现了大会讲话念错别字的情况，让人耻笑，有伤风化。

最近网上有人炒冷饭，把1988年7月李光耀和撒切尔夫人在新加坡见面的事弄出来了。李认为共产主义违反中国特性，不可能实用于中国事业。可以有一时顺利，但长远不会成功。李又说，中国对于协调意识形态与经济需要所面对的困难，就像螃蟹走路，不能勇往直前，必须打斜走。这就是目前中国施行的“表面上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初期。

共产主义理论与实际经济发展存在严重冲突，实际上是不灵的东西。西方实践者早就嗤之以鼻。中国经济不能直接向前走，既不能照抄照搬资本主义的一套，又不能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所以才有了邓小平的猫论，那就是用旁门左道的方法打斜走，才可勉强向前。中国的金融及经济不能完全开放市场制度直接发展，而是要在政府控制下迂迴前进。

为什么赵紫阳政治上幼稚，因为他犯了一个基本错误，让邓小平不得不赶走他。1989年5月16日下午戈尔巴乔夫会见了赵紫阳。《人民日报》次日报道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说：十三大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退下来了。但是我们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

在八九学运高峰时中国民众从赵紫阳这番话中得到的讯息是，邓小平虽然名义上已经退休，但还在垂帘听政。而且，赵紫阳的参谋人物严家其等发表《5·17宣言》，把矛头直接对准邓小平，呼吁结束老人政治。学生们也打出了“要廉政，不要垂帘听政！”“不要中国特色的摄政王！”等标语口号。

李鹏在《六四日记》中认为，赵紫阳的讲话太露骨了，等于把矛头直指邓小平。后来赵紫阳狡辩道：他那番话的用意是为邓小平开脱。在回忆录《改革历程》中，赵紫阳作了详细解释。“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说明赵紫阳实在是一个政治白痴。连一个小学生也可以听出来的东西，他还没有想到，有这个可能吗？

赵紫阳说，“我在十三大以后会见外国领导人，特别是兄弟党的领导人时，总是要把邓虽退出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我们党内主要决策者的地位并没有改变这一情况通报他们，这差不多成了惯例。4月在朝鲜也向金日成通报了。不同的是这次比较突出，在电视、报纸上作了公开报道。”

后来的追述表明北京人民、学生和青年朋友们对邓有极大地不满。赵紫阳本意是消除不满，为自己辩解道：“我听到不少这样的议论：政治局常委为什么要向不是常委的邓小平汇报？这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甚至还流传所谓‘垂帘听政’等等指责的话。当时，觉得对这种情况我有必要站出来，加以澄清，加以说明。”

赵紫阳说，“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

赵紫阳本来是一个经济家，在四川时有人说要吃粮，找赵紫阳。可惜胡耀帮同志也是幼稚病不争气，自己把自己搞下来。否则，赵紫阳也不会去趟那个总书记的混水。仍然好好的当总理。

所以我认为中共选择领导人和接班人这一套办法有些陈旧，不搞接班人的海选，没有人民群众的意见是不行的。尽管目前西方的全国直选一样有不足，选出了美国小学生水平的总统。但是，他是一个真心实意为了美国再次伟大的干实事的伟大领袖。好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人民不会闹事，国家可以混乱，但是不会出现军阀混战和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所以，中国的领导人选择必须是改革之后的半民主体系(SEMI-DEMONCRATIC，SINGAPORE-LIKE SYSTEM新加坡一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