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现代化最核心的一环是管理现代化，即在尊重和保障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实行公平正义的民主管理。但对武汉市第四医院掌权的决策者（上级机构及某些院领导）来说，这种以现代化为目的的学习过程，是必须将管理现代化的环节加以阉割的。也就是说，向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有限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专制管理，而是为了保存和巩固这种滥权和腐败。在技术和教育等方面的西方化，会逐渐造就一个部分现代化的医院，但这并非医疗改革的成就。在所谓医疗改革名义下推行的各种政策，都要以固守甚至强化既有的权力与利益格局为前提。武汉市第四医院前任院长曾建议缩小行政中层规模、削减科室负责人特权、减轻各种扣款，以便释放出更多的经济增长空间。谁都知道，这些都是对症下药的好建议，但现在的院长书记却不可能被采用。因为，正如这些建议的提出者所论述的那样，要减轻医务人员负担，就必须裁减中层人员，削减科室负责人特权，但高层决策者的权力却是以现有官僚体系为基础的，在没有构筑新的权力基础之前，他们不可能会去挖掉自身权力的墙角。其实，无论是院长负责还是书记负责，公共权力不受约束和个人权利没有保障的问题，不仅从来就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时有恶化。任何诚实的人都无法否认，将个人权利保障和公众政治参与等较为抽象的问题先放到一边，才是当前医改面临的种种危机和问题，或者说医疗机构的普遍腐败和治理全面溃烂的根源。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不同主政者的政策侧重点或许各有不同，但在固守专政权力和压制个人自由方面，则完全是一以贯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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