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周，是中国近代祸害的根源, 而远非走资派刻意美化的所谓人民好总理，对中国的祸害超过历代奸臣。
【一代影帝】
   虽然温家宝号称影帝，但是不是第一个影帝。
   第一个影帝应该是周恩来。
   在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已经在学校表演暂露头角，能言善辩，能歌善舞，演啥像啥。据传周当时表演扭秧歌，比女孩子扭得更好看, 客串演话剧的女主角也演得比女人更像女人。试想一下，一个连女人的演得比女人还像女人的人，还有什么话说不出，什么角色演不了？
   这些才能如果用在正道，如后来用在外交场合，应对自如，逢凶化吉。但是，如果用在内斗，就是佛面兽心，害死很多人。
【红军时期错误多】
   周在红军时代即犯下严重错误。毛周一直不和，井冈山时期周联合王明搞毛泽东，差点要害死毛泽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因为失去毛泽东而大败，被迫放弃江西逃窜(长征的真正起因)。虽然后来为了活命不得不重新起用毛泽东，但是心胸狭隘的周一直表面恭顺而内心不服，只是战争时期怕搞走毛会打败仗而已。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官媒都说是李德的责任。事实上，当时指挥红军的是周恩来和李德。周恩来才是真正的军事指挥员，李德只是苏联顾问，而且李德也没有公开反对游击战，只是周和李都没有理解游击战的真谛，以为前线几个班几个排在运动就是游击战，自己稳坐指挥部睡大觉，遇到强敌就不知道怎么办，违背毛泽东16字方针，直到从10万大军打剩2万残兵才想起来要突围逃跑，与毛泽东指挥延安反围剿的整个中央机关大转移的宏大手笔比，根本无法比。反围剿的实际军事行动是周恩来拍板的。官媒为了美化周，而隐去了周的一些污点，栽赃李德王明。
   此外，党史一直不公开的红军AB团失踪事件，事发时间也是周恩来掌权的时候，当时毛泽东已经失势无权被打入冷宫，几乎无人敢靠近毛，还差点被周恩来当伤员留下来送给蒋介石处死。处决AB团全程都是周掌握生杀大权。也只有毫无人性心狠手辣的周恩来才干得出这样的事情。
   即使后来遵义会议，也是周恩来走投无路后亲自出面让步，毛才有机会复出。周在第五次反围剿战败期间，一直操纵着红军的军事和人事实权。
   有些反毛人士说毛有情报才能打赢。但是，红军第一台电台还是毛朱指挥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才从张辉瓒部队缴获的。所以，第一次反围剿缴获电台前，毛是完全无情报支持的。
   第2、第3次反围剿，虽然有少量情报帮助，但是由于情报部门刚成立，破译的电报数量还是很少很零碎，更多的是靠朱毛的战斗想象力去想象。
   相反，到第5次反围剿前，情报部门已经比较完善，经验也更加丰富，同时周恩来布下的间谍网页更加完善。据官媒报道，第五次反围剿前后周恩来得到的国军情报很多，光截获和破译的电报就上万份，但是周恩来毕竟不是打仗的料，再多的情报也是白搭。第四次反围剿虽然毛已经被打倒，但是长期和毛合作的朱德还在，所以还侥幸打胜仗，但排挤毛后小胜使得周独霸红军的欲望更强，所以第5次反围剿时候，周连朱德都赶走了，独自指挥。结果红军完败，责任全在周恩来。
【白区工作贡献大】
   周恩来也不是一无是处。周恩来虽然不反国民党，但是是坚定的反蒋人士。他领导的中央情报特务部门确实在打败蒋介石的建国过程有功，截获和破译了很多蒋介石情报，派出很多间谍潜伏在蒋介石眼皮底下，也策划了很多虎口拔牙的锄奸行动，大大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所以，如果1949年周恩来死了，绝对是一个千古流芳的英雄，如同汪精卫如果早年刺杀蒋时候早死或者蒋介石北伐时候阵亡也是英雄烈士一样。可惜建国后，周恩来从英雄成为奸臣。
   官媒称，很多卧底间谍还是周单线联系。就算说，除了周本人知道，连毛和周的部下另一个特务头子康生都不知道，这个也造成中共朝野很多人对周敢怒不敢言。一直都今天，国安系统还有很多周的亲信遍布海内外，所以大陆官员敢骂毛而不敢骂周，因为怕身边的人就是周的卧底。
   但是，长期白区工作，也形成了周恩来性格的杀人不眨眼的冷酷无情的本性。这一点，跟杀人魔王戴笠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当时周与中统军统斗法，谁善良谁先死，周能胜出也证明周比戴笠更凶残。
   红军AB团事件，杀叛徒顾顺章一门后连在场一位周恩来曾经的救命恩人也一同杀掉(怕走漏风声)，杀林彪满门（仅林豆豆1人幸免遇难），文革刘少奇被打倒后杀刘少奇（怕刘供出自己，用完就杀）等等，都证明了周的内心早已冷酷如冰。这种性格用在对敌斗争是好事，但是用在建国后的人民内部矛盾，就是禽兽不如了。
【建国后罪恶深】
《1. 害死高岗夺内政大权》
   建国后，毛重用在抗美援朝搞后援功劳巨大的高岗，等于让周在经济上靠边站。虽然高岗搞经济确实是奇才，不但抗美援朝后方稳定，抗美援朝结束后新中国经济继续蓬勃发展，建设成功显著，国泰民安，共产党深得民心，当时是毛和高岗主政。
   周不甘心失败，五马进京后联合刘邓造谣陷害高岗。五马中，当时曾经是高岗老部下和老搭档的林彪和习仲勋都不表态，当墙头草，毛泽东在身边无人支持的情况下，导致高岗被周刘邓囚禁。周就是以特务头子的身份要挟毛，因为毛身边的警卫员除了很正直的武当派武林高手李银桥不是周的党羽，其他都是周的卧底，毛派的心腹都不在北京城内，无法与周刘邓的御林军抗衡，只能对周刘邓暂时忍让。
   但是心狠手辣的周刘邓残酷逼死高岗，造谣说是高岗自杀，令局势逆转，导致很多墙头草都以为毛必败而转立场投靠周刘邓，令毛更加孤立无援，只能战略上退却，表面顺从周刘邓的高岗自杀的结论。
   这也是政治脑残的高岗遗孀埋怨毛的原因，但是当时毛这么孤立的时候，谁敢表态支持毛？连毛精心培育的爱将林彪当时都含糊其辞的中立不敢得罪周。当时作为高岗的老搭档和老部下，东北派的林彪和陕西派习仲勋都不表态也责任重大，换了你是毛，你当时也没有办法，毛想出面也孤掌难鸣，更何况当时周刘邓搞高岗时，身为高岗老部下的习仲勋都不表态支持高岗，毛此时真不知道习仲勋心里想什么。后来60年代康生传字条整习仲勋，毛高声公开读出说明是康生要整习，只能看看在场有没有人肯出面保他，毛读出字条表态不是他要搞习，也依然无人敢保习，可见习的陕西派在高岗死后早已土崩瓦解。习仲勋临死前说遗憾无法为高岗平反，根源首先就是害死高岗的周恩来和邓小平一直在中国掌权，但早知如此，当初习仲勋为何不勇敢出来保高岗？到后来陕西派倒台了，习自己一个也成不了气候。
   不过林彪虽然不表态支持毛和高岗，但是因高岗事件对邓有了看法，认清邓是一个阴险残暴道德败坏的无赖，因此，后来邓几次拉拢林彪合伙夺权，林彪宁可四野中立都坚决都不入邓伙，这就是邓说"林彪不死，天理难容"的起因之一。林彪是好人，就是被周邓害死和抹黑的，但林彪也太谨慎怕事，在不能确保毛的地位稳固的时候，宁可中立也不敢勇敢出来挺毛与周邓斗争。
   周历史上搞特务出身，能把间谍派到蒋介石身边，把卧底安插在毛身边更加易如反掌。这就是毛一直对周不满，却不敢动周的根源。
   但是，自从高岗死后，周刘邓加紧篡党夺权逼走毛，毛势孤力弱。加上毛想效仿美国华盛顿功成隐退让中国进入民主社会的做法，在新中国宪法颁布后，确立了宪法总纲是搞社会主义后，56年八大后就主动辞去一线职位，退居二线，精力放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国防上，内政只在社会主义总路线上把关，具体事务全部交给周刘邓把持。这就是史官说毛建国后的最大错误。如果毛不退休让刘邓上，就不会有大跃进大浮夸饿死人。
《2. 大跃进周刘邓亲信所在省份饿死数百万人》
  从此，周刘邓挟天子而令诸侯，封锁媒体，号令天下。同时，周刘邓刚上台，为了显示自己比高岗能干，大搞浮夸虚报数字，以为数字上超越高岗就能证明周刘邓比高岗强，搞死高岗就是正当的。正是这种过于操之过急想超越高岗的变态心理，造成了周刘邓在一线掌权搞大跃进时期饿死很多人的悲剧，全国人民怨声载道，铲除周太监的呼声很高。
  大跃进期间，周刘邓几个亲信把持的省份，搞浮夸风都出现大规模饿死人事件。而揭发浮夸风的毛派官员，全部被刘邓镇压暴打和入狱，包括第一个向周恩来举报河南吴芝圃乱搞浮夸风的著名的毛派人物清官张钦礼，全身多条肋骨被恶意打断，可惜他不知道周恩来其实跟刘邓和吴芝圃是一伙的。
   正是看到周刘邓的祸国殃民和肆无忌惮，本来懦弱谨慎的林彪从原先的墙头草开始清醒，革命先烈的初心和湘江战死的4万烈士英灵促使他良心发现，最终在文革勇敢的表态支持毛复出，扭转了毛在枪杆子的彻底弱势。
   但是当时真正拥毛的人军头还不多，很多人对周的暗杀和迫害心有余悸，都是墙头草，象习的老爸习仲勋就是典型的墙头草，无信仰无立场无道德标准，只顾看风使舵自保，最后还是因为拥周立场不够坚定而被周的老部下、卧底，同为特务头子的康生搞倒。
   毛在会上大声读出康生要害习仲勋的字条，表明是康生要害习仲勋，毛无此意思。但是台下官员，大部分是周的死党和卧底，即使不是周的人，也怕了周，竟然无人发言与周对抗。毛因此看出了习因为立场不稳而在中央无人支持，也不敢为无立场的墙头草习而贸然冒和周翻脸造成大规模内战的风险，遗憾的默许了康生发起的迫害习仲勋行动。
   在当时的场合，换了你是毛，你也没有办法。除非你能调动周控制的特务，否则你刚下批周的文件，周的卧底汪东兴就政变救周了。正是这个原因，从邓小平上台开始，包括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无一例外都是一上台先把中央警卫局长换上自己人，不要原来的人，就是吸取毛当时过于善良而被周控制的经验。这点，所有中共的人其实都知道，也都这样做了，但是都不敢说出来（明显的口心不一）。
《3. 周指示党羽刘邓，四清搞暴力，反右搞反右扩大化》
    毛泽东发现，他退居二线，刘邓主持一线后，刘邓提拔的官员都普遍暴露出不断增强欺压人民的官僚作风和走资倾向，所以希望利用反右和四清清理官僚主义，纠正一下大方向。毛当时只是希望教育刘邓改正错误，做个好官，还认为刘邓方向走偏只是人民内部矛盾，希望想当年星火燎原文章教育一下林彪就能改正，这是毛的当时一大过于仁慈的误判。
    但是，周刘邓则明显感受到反右和四清是针对他们的官僚主义作风，为了保护自己，却故意念歪经，趁机打击毛派的人。为了确保打击对象是毛派的人，周利用职权，任命自己的走资派死党刘少奇邓小平为反右总指挥，担任反右运动的最高领导决策人职务，贼喊抓贼，公开与毛作对。周刘邓公开对抗毛对反右人数封顶的指示，独断专横搞反右扩大化，导致无数冤案。很多被毛表扬过的人，因为有反官僚和民主思想，都被邓整死。
    在周的背后撑腰下，刘邓总指挥死硬保护刘邓死党，大家敢于发言批评刘邓官僚主义的人。57年反右的著名右派标杆人物林希翎就是刘少奇亲自点名要公安部抓捕的，直到邓80年代上台后依然命令坚决不得平反。凡是响应毛的号召批评刘邓官僚作风的人，一律被刘邓总指挥点名抓捕，并嫁祸于毛。
 
《4. 文革中罪恶累累》
   由于周刘邓把持内政大权，封杀媒体报道民情，百姓在水深火热中却无渠道反映，如同今天邓上台后的河蟹禁言。甚至连毛泽东，当年最著名的大V写批评刘邓的文章，都被刘邓死党彭真命令全部媒体不准发表。
   毛终于忍无可忍，看清了周刘邓的嘴脸，写出了大字报贴到北京大学，拉开了文革的序幕。（可惜今天老百姓再无此权利了）
   文革中，毛倡导“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因为当时连互联网发明者美国都尚未有公开的互联网），正是让官员行动暴露于阳光下的人类社会最先进的文明，希望百姓敢于曝光刘邓官僚主义欺压人民的丑行。
   随着大字报的开展，刘邓的党羽们在反右和四清中的暴行逐步曝光，触动了周恩来急求自保。
   周恩来亲自发起组建东纠、西纠联动暴力集团，打着红卫兵的旗号（总司令孔丹的母亲就是周恩来的机要秘书）残酷滥用私刑镇压学生，杀人如麻，害死北师大女校长和老舍等支持毛的名人。这些暴力集团的骨干全部清一色由周恩来死党亲信的走资派子女组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等走资派的亲子女和后来推高房价掠夺民众的资本大鳄地产任大炮等，无一个是毛派的人的子女。这些人，穿上红卫兵的服装，挑起武斗，屠杀红卫兵，栽赃红卫兵。
   后来终于民愤巨大而被中央取缔。但是，杀人暴徒们却由于周恩来亲自出面保护而免死，全部获得轻判。在邓80年代上台后，这些杀人暴徒竟然被平反放出来，连其骨干之一陈小鲁临死前都最后道歉证明其所在的东纠西纠联动暴力组织罪孽深重不该被平反。
   韦国清在广西，也是受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动用军队对学生大规模屠杀，据传死亡人数过10万。
   陈再道在武汉被曝光玩弄无数女性后，恼羞成怒，在武汉公开造反想谋杀毛，被林彪闪电擒拿后，就是周出面保护而免于被追究(林彪一死，陈再道马上被周保护而复出)。可见，周的权力是何等巨大，而且周保护的都无一个是好人，而周害死的多数是好人，除了一些想杀人灭口，如周害死刘少奇是想灭口，怕刘少奇供出自己的丑行。
   文革中每一件骇人听闻的惨案的幕后制造者，都有周恩来、叶剑英和走资派子女的身影，但是邓上台后，却把自己干过的坏事都推给毛，又怕丑行败露，就禁止研究文革，烧毁中央档案馆的很多档案，试图篡改历史，掩盖罪行，导致20世纪80年代日本也修改教科书，把侵略中国改为进入中国，公开讽刺邓小平的篡改历史不见的人的行径。
   看看文革被整的人，凡是周要保的人，例如死党人渣邓小平，谁也动不了，即使毛亲自发文要整邓，周都能保住邓。而周要整的人，包括毛的心腹高岗、彭德怀、林彪、王力、戚本禹等，毛都保不了，也无人听毛的话。因为毛在明，周在暗，正所谓明枪好躲，暗箭难防。周害死人不用理由，只需排遣特务暗中杀人，不留痕迹。而毛整人都要公开发文，写明理由去批。刘少奇死是因为周怕刘供出他而要灭口刘，反而是毛泽东公开发文想保住刘的命，但是周还是用特务在暗中害死了刘。
   事实上，文革被害死的人，全部都有周的身影。历史真相披露林彪就是周设计害死，先斩后奏，毛在失去兵权的情况下明知是周杀林而无可奈何。周毒计杀林彪是为了斩断毛的左右手和篡夺军权，为邓复出扫平障碍。
《5. 周为夺权监听毛泽东谈话》  
   60年代, 周的死党杨尚昆在毛的菊香书屋卧室和洗手间里安放窃听器，是通过机要室的吴振英（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康一民（周恩来的机要秘书）两个人来做的。
   叶子龙调离机要室后，机要室就由吴振英、康一民负责。1964年的夏天，在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好多人都在中南海丙楼的前院乘凉。
   康一民（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在跟人大声地说，“他妈的，出了事就当缩头乌龟，这么大的事，让我来顶罪。明明是你们叫干的，现在你们没事，就我有事”。
   康一民是红小鬼出身，口无遮拦。回到秘书室后，戚本禹跟田家英说了这事。田家英说，你别去掺乎啊，这次他们机要室可要出大事了。
   后来杨尚昆找康一民谈了一次话，康一民就不再讲了（想想也知道，如果你康一民把周恩来供出来，周恩来控制的间谍不会暗杀你吗？）。
   在1964年“窃听器事件”被查出来以后，毛泽东就下令把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可到了1965年主席发现杨尚昆仍在中南海工作，他发了火，刘少奇、邓小平这才把杨尚昆调去广东省委当了书记处书记。
  可见，在周的专权年代，刘邓是如何肆无忌惮，毛是多么有心无力。那些号称周恩来违心做坏事的说法可以休也。周恩来不是违心做坏事，而是故意对抗毛指示而干了大量的坏事。如果按照毛指示做，中国就不会饿死人，文革就不会有暴行，成千上万的拥毛红卫兵就不会被走资派嫡系部队开枪杀死。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违背毛泽东三湾改编后苦心建立的军民鱼水情，只有周恩来和他的死党邓小平、叶剑英、韦国清、陈再道等走资派嫡系部队才干得出。邓小平后来还在89-6*4枪杀百姓。
《6. 周布置卧底随身想暗杀毛》
   周为了控制毛，赶走了对毛忠心耿耿的武当派高手李银桥。为了保护李银桥不被周暗杀，毛也只好忍痛跟李银桥道别，临别的话暗示了不是毛让其走，而是有人要李银桥走。而谁能逼毛要李银桥走？除了掌管御林军的周恩来，谁有这么大能耐？
   逼走李银桥后，在田家英出事后，周指示卧底汪东兴杀死了田家英，从此汪东兴当上大内主管。准备随时暗杀毛泽东夺权。
   但是，九大把林彪写入党章做接班人，即使毛死了也是林彪合法掌权，所以才没有让汪东兴过早暴露，但是也导致了周恩来为扶持邓付出而必杀林彪的悲剧。
   后来，执行周恩来命令赶林彪一家上飞机的就是这个卧底汪东兴，毛死后抓捕四人帮的也是这个周的卧底汪东兴。
   汪东兴一直以为自己是周的老资历卧底而得益，却还是被邓上台后一脚踢开。邓想，你做周的卧底资历再老也是红军时代，也没有我在法国勤工俭学就已经攀上周早吧？
《7.周日理万机拦截下面文件，防止毛知道其丑行》
    周不但布置卧底当毛的警卫，控制媒体禁止毛了解民情，还日理万机的审核全国各地报上来的文件，只要对周不利的全部扣押不让毛看，包括大跃进饿死数百万人的报告，下面送京的报告十万火急，而周却全部扣押不让毛看，不让中央知道，直到彭德怀闹事才被中央知道，所以彭德怀在文革被周恩来亲自命令王大宾去四川抓彭德怀入狱，顺便打压一野战将，为二野邓小人控制军队做准备。被走资派美化为日理万机，没有休息审阅文件的周，其实就是大跃进期间怕下面的举报被毛知道而审阅扣押所有对周刘邓不利的举报。如果不是彭德怀大闹，中央和毛都不知道周主政下，周邓嫡系控制的5个省（饿死人的省全部都是周邓的人执政，毛派的人执政的省都没有饿死人）都大规模饿死人的惨案(当时没有互联网，全靠下面官员的文件反应，而所有如实反映饿死人的文件都被周扣押)。
    民间一直都有周恩来扣押文件欺骗中央的传说，而反毛的罗宇回忆录也证实了这个民间传说。
    【罗瑞卿将军有个逆子罗宇，叛逃去美国，也写书曝光了周恩来扣押文件不让毛看的细节。这证明民间传说不是无中生有的，这个事情若果在古代就是欺君灭九族的大罪，周居然敢这样做，居心叵测。
周扣留很多文件不让毛知道，还可以从反毛的罗宇回忆录证实: "父亲当公安部长的十年，父亲写报告，都是：“中央，主席”。有一次，毛泽东批评父亲，说：“你为什么不报告工作？”父亲说：“报告了。”毛泽东说：“在哪儿？拿报告来看。”周恩来马上接上，说：“罗部长的报告在我那儿，是我没送主席，我马上送。”周恩来给父亲解了围，这件事父亲跟我说过，但谁也不明白，为什么报告上明明写着“中央，主席”，周恩来却没送毛泽东。"】
《8.周太监大搞禁欲》
   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小插曲是，56年后到76年，中国大陆基本上是禁欲，至少大家不敢公开谈性，不敢乱搞男女关系。文艺作品甚至不敢出现男女亲近的镜头。
    这个就是周搞的。整个中共，只有周是伪君子，不谈性，其他都是有正常情欲的人，毛的语录中从来没有禁性的言论。因为周是太监无子，最怕人谈性，所以全国都禁止谈性，怕得罪而二遭陷害。而众所周知高岗是比较风流的，周刘邓害死高岗的其中一条罪名是乱搞男女关系，其他官员都怕周以同样手法迫害，都慎言性，导致民间也不敢谈性。
   周一直是新中国各种灾难的祸根，周祸害中国20年，中国就20年都不敢谈性，而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苏联，电影中都是有女兵裸镜的，可见性是人类共有的，不属于资本主义。
   中国禁性祸根在周。后来中国逐步放开性，不是因为四人帮倒台，而是因为周死了(碰巧周死和四人帮倒台都是1976年，加上邓派官方控制媒体造谣和暴力镇压不同观点，令很多史学家失去正常思维或不敢说真相)。
   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中国全国媒体开始禁谈性的时候，四人帮还没有掌权，所以禁欲不关四人帮的事。
《9. 周指示叶剑英搞海外伏兵3000》
    叶剑英在海外布置伏兵3000，目的是夺权。他们就是周的海外五毛和卧底，平时在海外各种媒体当五毛，造谣污蔑毛，美化周刘邓这些禽兽。谁敢说周刘邓不好，他们就如疯狗般攻击，造谣污蔑。据法轮功网报道，在前几年的倒薄行动中，这只海外伏兵依然非常活跃。
    我曾经到过香港，见到某条街很多所谓中共内幕的书兜售，都是反毛反共居多。我曾经问一个香港朋友，你们香港人这么恨毛和共吗？如果60年代不是大陆免费供水给你们，你们早完蛋了。这个香港人说：“我地根本无人关心你地大陆的政治，为两餐都忙不过来。果D书听讲都是你地大陆的人，好像是叶剑英的人写的，都是想夺权而编造的，香港人根本不知道你地之间的事。香港果D反中的，都是有人出钱赞助后违背良心当上班的，无人赞助的都唔会有人乱讲野”。
【10.结论】
    如果周恩来在1950年死了，周可能是功大于过的伟人。但是周建国后的所为而遗臭万年，足以号称千古奸臣。与周相比，那些十常侍、严嵩、魏忠贤，都是小巫见大巫。
    如果毛是封建暴君，以周在建国后的罪行足够灭九族N次了。毛对周宽容教育，希望周从善改邪归正，也证明了毛是千古难遇的开明领导。可惜毛是错判了周，把敌我矛盾错判为人民内部矛盾。
    毛因为周在建国有过大功而念旧开恩，也因为周的特务系统神出鬼没而有所顾忌，一直对周仁慈，也造成了周肆无忌惮，目中无人，危害无穷。
    中国的灾难结束真正于1976年1月周恩来死后，跟四人帮无关。但是，因为周恩来死后，百姓正准备欢乐的时候，4月清明时节，邓小平和胡耀邦刻意策划天安门事变，不让中国人安宁。之后河北省的邓派余孽为了贬低毛远新的海城地震预测功劳，明明唐山地震遭遇预兆而故意不报，造成唐山地震过10万人惨死，举国哀悼（故意瞒报唐山地震的人在邓小平上台后因为栽赃四人帮有功而升官发财，而在海城大地震正确为民决策转移，保住全城百姓无一死亡的伟人毛远新被打断双脚判刑入狱）。之后8月份朱德逝世，9月份毛逝世，接二连三的国家灾难事件突然发生，百姓还没有反应过来，10月份四人帮又被汪东兴政变抓捕。所以很多人误判四人帮倒台中国才好转，其实是天大的冤枉。让周恩来这个真暴徒逃过了人民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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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一直为国民党服务，是潜伏在共产党的内奸, 多次擅自放走蒋介石。
国民党元老很多都反蒋，因为蒋介石无论是资历、才能和人品，都是少有的最差的，国民党元老普遍对其不满。当年蒋介石只是孙中山身边一个普通卫士，因为善于钻营，勤王有功，骗取了孙中山的信任而扶摇直上。国民党内部，一直都反蒋，但是这些人反蒋也反共。由于蒋介石暴力打击反蒋人士，导致部分国民党人转而加入共产党。这些人之中，既有真正觉悟而加入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也有是像周恩来和一些走资派这样的，只是潜伏在共产党，利用共产党的力量反蒋，一旦反蒋成功就想恢复国民党。
西安事变，周恩来放走蒋介石，就是怕过早暴露自己身份。因为如果蒋介石当场死了，反蒋就马上完成。这时候，周恩来就要完成当初承诺把共产党改编为国民党。在当时的形势下，共产党深得民心，如果这样做无异于让周恩来自杀，所以周恩来极力以荒诞的理由去游说各方释放蒋介石。
后来，解放军占领广州后，在蒋介石飞机逃往台湾时，由于未知道白云机场已经落入解放军控制，蒋介石泄露航程要飞过白云机场上空，本来洪学智想把蒋介石座机打下来，叶剑英反对，说要请示中央。结果请示了几天都无回音，为什么无回音？就是因为周恩来反对杀蒋。因为，当时共产党声望极高，在此情况杀将后，接任的肯定是反将的其他国民党元老，这样周恩来工作就不好做了，如果为共党尽力，会惹怒这些知道根底的国民党元老曝光周恩来的卧底身份，如果不努力工作，又怕被毛识破而将他踢走。

因为，反蒋旗号是周恩来得以在共党和国民党两边如鱼得水的重要原因，一旦蒋过早死了，就必然得罪其中一边。

另外，国民党多次逮捕共产党领导，周恩来都神秘缺席。例如在共党某次会议抓捕澎湃的时候，原计划周恩来要出席的，但是周神奇的像有预感的找理由不去而躲过，类似的案例很多。还有克什米尔公主号暗杀，也是周恩来提前知道消息的，还故意让飞机继续起飞自己却不去。说是周恩来搞情报很厉害，但是如果不是国民党一些元老故意关照，也许再高明的情报人员也不容易潜伏这么深，这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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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级的卧底，周恩来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清党，史称“四一二事件”，大抓大杀共产党人。4月11日晚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师师长斯烈诱捕了周恩来和顾顺章，斯烈邀请周、顾二人到师部商谈接管上海事宜，因斯烈之弟斯励是周的学生及中共党员，周便放心前往，在12日清晨周、顾被释放。
    关于这一段，周恩来1957年回忆说，四一二凌晨,罗亦农得知周恩来被扣的消息后,立刻要原来同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保持联络的共产党员黄澄镜找赵舒营救。
罗亦农和赵舒已经早死，后来黄澄镜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到了宝山路天主教堂第二师司令部。我看到周总指挥双眼怒视斯烈，抗议他们的反动行为。这时，房间里的桌椅已被推翻在地，茶杯、花瓶散碎在地上。我听到周总指挥义正辞严地对着斯烈谴责道，‘你还是总理的信徒呢。你们公然叛变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得不到好下场的’。斯烈在周总指挥愤怒的训斥下，不得不低头说，‘我也是奉命的’。经过赵舒同斯烈个别谈话，斯烈开始改变主意，向周总指挥表明是误会，表示道歉。周总指挥根本不理睬，转头同我们一起坐上汽车，冲过重重关口，回到了北四川路东四卡子桥附近罗亦农同志办公所在地。”。这种电视剧的画面，你信吗？我反正是不信的。
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由斯烈家族后人提供。斯家兄弟三人，老大斯烈，老二斯楚善，老三斯励。斯楚善的孙子说，四·一二时，北伐军26军是占领上海后的警备部队之一，（26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斯烈是上海吴淞警备副司令），在大搜捕时，抓住了周恩来等好几个人。斯烈夫人李氏常讲述给我们听，当时周恩来被抓住关在天主教堂，也不是特地去抓周恩来的，是部队在搜捕时抓来了很多人，也没有一个人知道抓住的人里有周恩来，斯励（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少将党代表）在接到周恩来被捕的密报后马上赶去找大哥斯烈，斯烈多次听小弟斯励说起过周恩来这个人，认为得和周谈一谈，也想见一见周（目的是想让周以后搞共产党就自己去搞搞好了，别再带着自己胞弟斯励一起折腾），但在斯烈和周谈了一席话后，（斯烈后来说：“此人前途不可限量，将来成就远在我辈之上”），斯烈在见到周恩来后，觉得弟弟跟着此人也就放心了。马上派出一个队的兵让弟弟斯励将周等送出安全区。斯烈长子斯雄跟我讲的是：周恩来被捕后，地下党让斯仲英娘娘送信给斯励，斯励得知周恩来被捕后，马上去找了大哥斯烈，营救了周恩来。
  以上两个版本，那一个是谎言？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斯烈和周恩来谈话后，会认为周恩来会前途无量？他们谈了些什么？斯烈难道会认为共产党会前途无量？不可能！莫非他知道其中的秘密，周恩来另外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斯烈难道会不向上级汇报而私放共党头目吗？
  几个小时之后，当天中午一点，斯烈指挥军队，对共党工人纠察队用机枪扫射，他怎么会释放共党在上海的头头呢？更不可思议的是，斯烈并没有受到蒋介石处分。
斯烈在中共建政后任浙江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杭州市救济事业委员会副会长。斯烈反共可谓血债累累，怎会得到如此优待呢？中共镇反时，很多无血债的辛亥元老、国军将领都被枪毙了，奇了怪了，报恩还是被抓住了把柄？还是另有目的？
作为上海共党头目的周恩来被诱捕，而又毫发无损、全身而退，真是奇迹中的奇迹，而后被捕的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被枪毙了。同时被捕的顾顺章，后来公开变节。诱捕及释放周恩来、顾顺章，蒋介石、白崇禧肯定知情，释放之后为什么还要在上海到处张贴通辑令呢？摆明是演戏，演给谁看？看官请留意，蒋介石对每一个与周恩来熟悉的共产党员都是急冲冲地杀死。罗亦农被捕后仅仅6天就被杀，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二天就枪毙了。先不下结论，看看周先生往后的脚印吧。
 
 
  一.武汉三个月 周公妙手 中共痛失四万军
 
一九二七四月，周恩来与汪精衞同到了武汉。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汉召开常委会议，任命二十九岁的周恩来为军事部部长，同时担任军事委员会书记。当时武汉政府的军事领袖是唐生智，而共产党的军事势力，亦颇不小。共产党可以完全支配的军队有，第二方面军本有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三十军三军，贺龙的二十军，第十一军的二十四师叶挺部，总指挥部的警卫团，此外如第四军的三十五团，三十六团，七十三团；第十一军的七十七团，三十团等五团，也完全是共产党的。在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有一万多枝枪，至于杂牌部队，如湖北省政府的两个警备团，学兵团，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以及唐生智部下的一部分，朱培德的第九军（朱德是副军长），陈嘉佑的教导师一部分，鲁涤平的第二军一部分。总计在武汉政府的主力军中，共产党可以支配的军队，至少有三分之一。
周恩来对上媚，对下骄，有“阎罗王”的尊称。龚楚将军说他，比他稍为低级的同志，他即摆出其领导人物的架子，颐指气使！七月中旬，恽代英主张武汉分校学生藉打野操之名，全副武装出发，一去即不复返，周恩来反对，结果此一万四千余枝枪，全被唐生智部缴下。湖北省政府的警备队，共计两团，共产党完全可以支配，亦被唐生部缴械，而四个共党营长，亦全被驱逐。张发奎此时暗中积极进行反共准备，而周百分百信任他，张发奎总指挥部的警卫团被解散，团长卢德铭被暗杀。张发奎部十一军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共党许继慎任团长，全部缴械。张部第四军十二师缪培南部之三十五团，完全消灭。
共产党在武汉的实力，本有五、六万枝枪，除贺龙叶挺不足二万人之残部外，其余全被唐生智张发奎部消灭，周恩来作为共产党最高军事长官看似无能到极，实则是极妙之高手，杀人于无形，这段历史，至今鲜有人知道。接着，周恩来等又策划在南昌搞暴动，预计兵力三万八千人。第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范孟声一个团，及该师内各级军官有五十个左右的党员所能领导的部队，总计约有四千人。第十一军廿四师叶挺部四个团，及师直属队约一万一千人。第十一军廿五师七十三团周士第全团约二干五百人。第二十军贺龙部五个团约一万二千人。湖北警备团约二干人。第三军教导团朱德部约一千人。广东农军六百人第二方面军内有共产党员的部队约可动员五千人。
 
二. 周公一言 南昌暴动成飞灰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共产党在南昌发起兵变，兵力大约二万五千人，聚集了一大批一流的军政顶尖人才，如周恩来、刘伯承、朱德、贺龙、叶挺、聂荣臻、林彪、粟裕等等，是当时当地最大的武装力量，但很奇怪的是，这支神军，很快就全军覆没了。失败的原因，龚楚将军（时任营长，警卫首长进退）总结：周恩来以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及革命委员会参谋团主席的地位，把持决策，致贻误戎机。
贻误戎机？怎么贻误戎机？
    七月三十日早晨，张国焘到达南昌后，立即与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举行会议，说共产国际和它在汉口的代理人对南昌暴动的看法，怀疑能否成功，共产国际电令显然是要阻止这一暴动，加仑将军主张与张发奎将军一同回师广州的建议是值得重视，与会者特别是周恩来一致强烈反对张国焘的意见。事后回顾，如果当时执行这一策略，中共有机会和平合法地占领广州，筹备二次北伐，是上策。第一次北伐，由广州打倒上海历时九个月。
    前敌总指挥贺龙及一部份同志，主张集中兵力攻樟树镇、吉安，消灭朱培德军，再向湘东前进，与毛泽东、余洒度（湖南工农武装领导人）会合，占领湖南为根据地。这个策略的最终走向，一是占领湘南杀向广东二次北伐，二是上井岗山，在湘、赣、闽地区和国军周旋，是中策。
    但最终确定的是周恩来提出的下策，否定贺龙走大路的建议，走小路长途跋涉占据广东东江、潮州，伺机进取广州。为什么周恩来能一锤定音？因为他说了一句话，在广东海陆丰，到那儿有苏联军舰接应我们，给我们运送武器。
  
   “我们还想着在潮汕有苏联兵舰接应，最后终于到了潮汕。哪里有什么苏联兵舰？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那回事”。此话出自毛泽东的表弟、周恩来的学生文强中将的回忆录，和他一同盼望的还有朱德、徐特立、陈赓、恽代英、周逸群、张国焘等，周恩来为什么要撒谎呢？
  
还有一些怪事，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的多数委员，都对蔡廷锴有些不放心，主张应派得力的人员去控制第十师。独周恩来认为不应对蔡廷锴表示不信任。因此委蔡为参谋团的委员，第十一军副军长，兼左翼总指挥，并且命令他单独循进贤一路南下，行进到进贤的第十师蔡廷锴叛变，拖着队伍向东跑了。
 
龚楚将军回忆，在瑞金疗伤时，恽代英、贺昌等常来看我，有一天，他们告诉我：廿二日廿四师及二十军在会昌以南击溃黄绍雄师，战斗激烈，黄师现已溃不成军，向广东浔邬方面退却，我军已停止追击，准备调回瑞金集中，拟迂道汀洲、上杭赴潮汕东江。我说：我们为什么不趁此时机乘胜追击，经浔邬、平远入梅县、兴宁进占惠阳，相机乘广州空虚，进攻广州？反而迂道汀洲入粤，予敌有充份时问与空间调集兵力，选择战场来迎击我们，岂不是坐失良机，费时失事吗？他们笑道：你的意见已有人提过了，但周恩来极力反对。汕头兵败，周恩来坐船逃往香港。看官注意，周恩来在往后的日子多次使用长途跋涉这一招，令共军几致覆亡。
   
三.周公回上海 中共大遭殃
   
南昌暴动完成了将共产党部队聚而歼之。11月上旬，周恩来回到了上海，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年底，周恩来亲自创建情报保卫组织“中央特科”。这就是现代中国第一个“特务”组织。作为共产国际的秘密代表和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在负责军事工作的同时，也紧抓情报保卫工作。在中共的语言中，军队称“枪杆子”，保卫部门称“刀把子”，周恩来一手抓枪，一手抓刀！
 
中央特科是行动机构，由顾顺章负责，特科下设四个科，一科负责总务；二科搞情报，三科就是著名的“红队”，又叫打狗队、红色恐怖队，四科是电讯科。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特委，特委是决策机构，由三人组成，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据公开资料，三人当中只有周一个人似乎没有叛变。
1928年7月，向忠发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共中央常委会主席，近三年时间，中共六大苏区发展得如火如荼、形势一片大好，可见向忠发是个有能力的领导人。反观周恩来主管的白区地下党，却惨遭灭顶之灾，这期间发生了一些怪事，资料有限，略说一些。
白鑫案，1929年8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军委在上海沪西区新可路经远里12号军委机关召开会议，周恩来原本是要前来主持这次会议的，由于临时处理一桩紧急事件而未能参加。4点左右租界工部局巡捕和上海市公安局密探的五辆红皮钢甲囚车，就呼啸着闯进了经远里。参加会议的五位中共负责人和军委秘书白鑫夫妇全部被捕。应该是内鬼泄密，后来，白鑫被释放，周恩来一口咬定白鑫是叛徒，证据来自国民党双面特工杨登瀛的情报。周恩来派人把白鑫枪杀了，如果白鑫是叛徒，为什么国民党不将他保护起来呢？第一嫌疑人应该是缺席的周恩来。
黄第洪，黄埔一期生，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1930年4月受派遣从苏联回到上海，与周恩来单线联系，不久即被周派人杀掉，说他给蒋介石写投降信，证据来自国民党双面特工杨登瀛。很多被周杀掉的所谓叛徒，都有投降信，而且都落到杨登瀛手里，太离奇了。顾顺章也有一封投降信放在他老婆身上，太鬼扯了。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的前身）上海负责人杨登瀛临死前他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恩来是知道我的……”他和周恩来配合得天衣无缝。
在陈家巷91号埋尸五具，黄第洪、朱完白夫妇、邹志淑、王盘，后四人共产党都认为不是叛徒，周恩来甚至说邹志淑是国民党杀的，鬼扯！斯励，周恩来的救命恩人，黄埔三期生，1922年加入中共，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少将党代表，中共特科成员。并不是在顾顺章灭门案中打麻将被杀，而是在灭门案后80天被诱骗杀害，7月24日下午三时特科去闸北斯家,引诱他至武定路修德坊6号楼下,四时左右动手勒毙斯励,深夜埋尸地下，为什么要杀斯励这个资深而又有实力的党员？只有一种解释，他的存在对某些内奸是一种威胁（例如康生等）。爱棠村等四个地方，埋有四十多具尸体，除顾妻家九具外，其他都是共党成员，还有多少地下党被周恩来冤杀？
    顾顺章案，顾顺章1931年4月24日被蔡孟坚捕获，蔡孟坚回忆录说，顾顺章被捕，骄傲不吐实，以致周恩来及龙潭三杰逃脱，笔者认为基本上不可信。顾顺章是技术高超的特工，在街头被认出这种低技术含量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应是故意被捕，所以事前已有剧本，根本无需向蔡孟坚这种低级别特工说太多东西，要走的自然会走，要抓的一个也跑不掉。那为什么要故意被捕呢？奥妙在这里，顾被捕后一下子，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天津、北平、汉口等大城市的地下组织被大量破获，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
    那谁掌握各地的地下党的情况呢？周恩来，如果顾不被捕，而各地地下党又被破获，那周恩来就暴露了。现在好了，把账全都算在顾的头上。但顾顺章毕竟不可能掌握各地的地下党的情况，周恩来难免还是要被怀疑，于是，“顾顺章灭门案”大戏上演了，这出转移视线的大戏非常非常成功，到今天人们还只会关注“顾顺章灭门案”，而不会去关注那些被抓获的白区地下党。周恩来送还了顾的女儿，陈赓和顾彻夜长谈，并无暗杀顾顺章，说明了什么？周恩来亲自带人去杀一些不相干的女人丶老头丶老太婆，意欲何为？就是用人血去遮盖自己。
   
向忠发，中共第三任总书记，在他任内，中共苏区发展蓬勃，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路线正确，以后也很少批评他。顾顺章叛变后，通过跟踪向的情妇几乎捉住向忠发，向迅速转移住处，1931年6月22日上午9点多，向忠发在法租界内被捕，拘押到巡捕房。
   
关于他的被捕情况，有几个说法，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说法，是在静安寺英商的“探勒”汽车行叫出租车时被捕。邓颖超说法，他离开小老婆住的“德华”旅馆等汽车时被叛徒发现，当即被捕。中统头目徐恩曾说法，一天，有一个外表很精干的青年，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报告，说他知道向忠发的住址，愿意引导我们去找到他。在逮捕向忠发时，尚捕到一个和他同居的妇女。前两种说法地点不同，后一种说法地点不详。
 
那向忠发被捕前住在那里呢？在周恩来、邓颖超家，所以知道向忠发住处的只有周氏夫妇。但周氏夫妇将向被捕的责任推到向忠发身上，说他欲火焚身，不顾安全与情妇厮混以致被捕，且立即叛变。黄慕兰在咖啡厅，打听到向忠发被捕叛变的消息，马上通知新任特科负责人潘汉年，周恩来得知消息马上转移（谍战神剧？）。当夜在楼外蹲守监视的特科人员汇报说，黑暗中发现一个外形像向忠发的人带着特务到原住所，用钥匙打开房门做了搜查。（徐焰：《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叛徒：向忠发》）。1988年2月，邓颖超向身边工作人员说，当天，我和恩来同志先后冒险回到原来的住处，看到原定的警报信号还在，就先后进屋。恩来此时已知道向忠发叛变，我们约定好以后再见面的接头地方，就匆匆分开。后来得知，向忠发虽然知道我们的住处，也有一把开门的钥匙，但他说不清具体的地址，故敌人当天只去了陈琮英和张越霞等人的住地，第二天上午才找到我们的住地进行搜查。我们已经离开，敌人没有得手。向忠发在你们家住了几天，会不清楚地址？这种谎话也太没水平了吧。事实是向住在周家，周恩来很安全，向被抓了。
 
上午九点向忠发被抓，下午四点陈琮英、杨秀贞在“德华”旅馆被抓，次日凌晨一点，张纪恩夫妇、周秀清、苏彩在戈登路1141号恒吉里被抓，然后向忠发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26个小时内被枪毙。上述六人，除张纪恩以窝藏罪被关三年外，其余全部释放，这说明向忠发及顾顺章都没有供出这六人，或者国民党心中有数。
 
陈琮英在1980年《党史研究》第4期上说：“我亲眼见到向忠发向敌人卑躬屈膝出卖我们的人，逮捕我们的人，我就是向忠发被出卖而被捕的”。那为什么国民党很快就放了你呢？你老公任弼时也是抓了很快释放。人家总书记被枪毙了是叛徒，你两夫妻就不是叛徒？张纪恩《周恩来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动片断及其他》:向忠发未说破我们的身份,只说我们是雇来做事的。因此,敌人始终没有拿到证据,最后把我们多数人都释放，张纪恩还说，当时国民党军法处的审问者，给他看了一张向忠发坐电椅受刑的照片。向忠发是个可以自切手指的人，毅力出众，立即叛变之说不成立。敌人没有给向忠发留时间去指认陈琮英、张越霞、张纪恩、关向应、余昌生、乔生发等人。谁教她说谎的？周恩来、邓颖超、陈琮英一齐往向忠发头上扣屎盆子，居心何在？向忠发被捕前计划营救的关向应、余昌生丶发电厂工人领袖乔生发，没有暴露，全部获释，向忠发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有供出一个党员吗？一个也没有！有这样的叛徒吗？向忠发是个忠贞的共产党！
 
不到26个小时，蒋介石就亲令枪杀向忠发，为什么？向忠发作为共党一把手，既有情报价值，更有政治宣传价值，一枪毙了，省米饭吗？非也，杀人灭口，为了保护一个人，这个人今后还有大用，是战略武器，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包括灭口顾顺章。杨秀贞是周恩来安排给向忠发的女人，二十四岁年青貌美，多年来所有文章，都说她是妓女，其实她应该是个特工，向对她应该是动了真心，她收了8000元（相当于今日千万元以上），是集服务和监视于一身。张纪恩也曾查过杨秀贞的下落，至今下落不明，也许被灭口了。周恩来是个人事安排大师，龙潭三子从训练班到身居中统机密要职，不到两年，除了默契安排之外，还有其他解释吗？后来在苏区，周恩来还物色一位叫萧月华的女同志送给李德为临时太太。
 
向忠发被捕后，王明代理总书记。10月由于王明怕死，躲在苏联遥控博古指挥，24岁的博古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说，他当时曾再三提出他不是中央委员，负责党中央的工作，不合组织原则。他还提出自己太年轻，不懂军事，又不熟悉国情，担此重任不合适。但周恩来他们说，这是工作需要，只要共产国际同意就行。1927至1935年，周恩来一直位居军事负责人，表面上是老二的地位，实际上他是笫一实权人，周恩来才是1935年前中共实际掌舵者，王明与博古都不是实际掌舵者。1930年，周恩来签发了“肃反令”，一时间，不论白区和红区都掀起了一场屠杀自己同志的腥风血雨。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去苏区。
 
四. 周公驾到  苏区完蛋
 
    1930年红七军在广西百色地区建立根据地，由于没有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极左做法，政治经济军事形势都一片大好。邓小平后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应该和这一段经历有关，而毛泽东由苏区时期及至建政后都是极左的。十一月周恩来一纸调令，放弃根据地将红七军调上江西，转战千里，二万五千人只剩下六千人。然后肃反，将李明瑞军长及大批官兵大杀一通。当时龚楚将军反对这一决定，建议用一个师驻守根据地，两个师占领兵力薄弱的贵州，两地呼应共同发展，分散江西苏区的压力。但邓小平否决了这一建议。如果当时实施了这一建议，那么经过四年，和张国焘军南北夹攻，一定可以拿下云、贵、川三地，红军就不用西窜长征了。
    红军肃反异常惨烈，红区白区一齐进行，贺龙的红二军，五万杀剩四千，红二十军被杀光，估计被屠杀的红军有十几万，而且为省子弹，基本不用枪，用大刀、梭镖、棍棒、石头砸脑袋，酷刑种类达120多种，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70万，江西有二十四万肃反被杀的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参与肃反的干将，很多来自国民党，李韶九、康生丶任弼时、夏曦从国民党监狱释放，李克农、胡底、钱壮飞跟周恩来从国民党那边过来。这种发神经的大杀自己人，可能会没有蒋介石的谋略吗？毛泽东、张国焘等虽然有利用肃反清除己，达到控制军队的目的，但如果没有中央指令，谁敢乱杀？中央是谁，军委主席周恩来。
中央一到苏区，毛泽东就失去权力靠边站了。到第五次反围剿时，已形成最高权力的三人组，博古、李德、周恩来。24岁的博古只是王明的传声筒，并没有那么高的权限，是周恩来故意把他捧高，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只是苏联军方情报机构一个交通员，即是一个快递小哥，根本不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是周恩来把他捧成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1939年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审查，结论是李德没错，是中共自己摆乌龙，将快递小哥捧成了至高无无上的军事领袖，这个活宝三人组，采用阵地战、碉堡战加短促突击战法，使红军败得一榻糊涂，不得不西窜长征。中央红军由出发时八万多人到陕北不足六千人，就这样，周恩来用他英俊的仪表、高超的演技，几乎绞杀了中共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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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中央专案组
【公孙明按：周恩来是中共军特两方的头子，权大势大，于文革时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刘是死于周手里的。中共党内高官之死如高饶林彪等之死于周亦有千头万绪的关系。此文描述周与文革专案组的种切，是一篇很好的反思文字。】
http://www.cnd.org/CR/ZK09/cr542.gb.html
·司马清扬写 公孙明节录·
在文革中发生过许多令人发指的暴力迫害事件。如果目光仅仅停留在各种群众组织举行的规模宏大的批斗大会，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比起现在仍然不被外人所熟悉的中央专案组（亦称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或中央专案小组）所实施的法西斯行为，都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参见康生在首都部分院校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1９６７年１月２２日。康生的发言证实专案组的手段比学生的高明多了。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２００２年版；中央专案组的法西斯行为还可以参阅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中央专案组不仅令人谈虎色变，而且其具体的操作更是罕为人知，中央专案组的结构和作为迄今难于见诸公开出版物。杨成武的回忆揭开冰山一角，领导杨成武搞专案的是周恩来〔杨成武《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载《纵横》２０００年第１期〕。实际上，整个中央专案组的实际领导者就是周恩来，连康生、江青等都是其手下工作人员。整个专案组的材料最后审批以及在报告于毛泽东之前都要经过周恩来之手，至于材料的真假不是关键问题。无论早期的彭德怀专案还是文革期间的的刘少奇、贺龙，林彪等专案，都是依据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案组所提供的材料定性的。】
    ◇　中央专案组的发端与演变
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不同，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和意见可以在媒体上显著报道，而同样是１９６６年５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成立的中央专案组却是秘密的，这个名字从未出现在媒体上。但是，在它存在的１３年时间里，它行使的权力不仅远远大于一度存在过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也远远大于中央的公、检、法机构。它的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拥有的特权相当于列宁的“契卡”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
〔１：Ｓｃｈｏｅｎｈａｌｓ，　Ｍｉｃｈａｅｌ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1966-1979》　载　《china  quarterly》　Ｎｏ．１４５　（March  1996)  p87-111;2:欧阳龙门翻译稿，节选自Ｍａｃｆａｒｑｕｈａｒ，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Ｍａｏ’s  last revolution》　th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第１６章中央专案组部分〕
中央专案组发端于专案审查委员会。而专案审查委员会来源于文革之初成立的一个处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临时机构。在刘少奇主持的１９６６年的５月２０号左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决定成立对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和田（家英）的审查小组（王力称之为四个人谈话委员会），罗瑞卿由军委处理，同时决定由周恩来总负责并且直接担任专案委员会下的彭真专案组的组长。中央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和军委的审查工作都是由周恩来做统一布置，例如召开专案会议等等。（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第５９４页、７２６－７３４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成立的中央专案组，其下属中最大的组正是负责调查他自己。先是于１９６６年１２月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来调查他的妻子，毛泽东又在１９６７年３月底授权专案组的调查主要集中在刘少奇本人。
其他各个小组的情况是：陈伯达负责陆定一专案，康生负责杨尚昆专案，安子文负责田家英专案。陈伯达主管陆定一，后来转给陶铸继而是谢富治接手。〔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图书有限公司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５７页；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５８－４５９页〕；田家英自杀后，在这个临时小组基础上成立了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实际是向毛泽东负责），下设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个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主任是邓小平。〔１：Ｓｃｈｏｅｎｈａｌｓ，　Ｍｉｋｅ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1967-79》，《the  china  quartely》，Ｎｏ．145May  996,p90;2:macfarquhar,  roderick《Ｍａｏ’s  last  revoluti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p282.上述两位作者都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邓小平交班于康生，但是都认为，在整个文革期间（除周恩来病重期间和去世之后）
负责中央专案组的是周恩来，并且由周恩来直接对毛泽东负责。随着文革的深入，此专案机构不仅对所谓的“四大家族”——彭罗陆杨调查〔周恩来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１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周恩来文革讲话汇编》。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第一次把彭罗陆杨比喻成“四大家族”〕，而且对其他的众多人员做调查。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专案委员会更名为中央专案组，而且制度化，变成一个半永久性的机构。〔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６年版第８１４页〕揪出、批斗、逮捕、关押都是由中央专案组作出决定。
    自１９６７年２月起，中央专案组的成员同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相差无几〔１：王力自述其被排除在外，见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第７３０页；２：自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９日起，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原来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和中央碰头会。（《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第１３０页。前后参加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主要原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汪东兴、谢富治；１９６７年２－３月间，毛泽东同意叶群、肖华、杨成武列席与会；随着文革深入，黄永胜、吴法宪亦与会；其间成员也不断遭到清洗；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６卷　第６１页；３：无论是早期的中央碰头会还是后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都是由周恩来负责召集并主持会议，并决定会议议程，见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第１２１页；《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中多次记载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情况；４：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开始是由陈伯达主持并召集，但是因为陈伯达和江青的矛盾，导致陈伯达不再主持会议改由周恩来主持。见《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第８２页。笔者根据种种不同材料，推断此情况发生在１９６６年９月期间〕。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不是一个组织，虽然名义上都是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人员组成上基本上也是同一套班子，二者实际上都是直接对毛泽东个人负责。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是公开的，而中央专案组是秘密的，而后者直接掌握超过国家公检法的权力，负责决定整人、揪斗、隔离、逮捕等等，超越于党章和宪法，凌驾于党组织和政法机构之上。（笔者注：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上不具备公检法的权力，但是也可以作出逮捕、关押某人的权力。这充分体现了某种体制特色。例如周恩来在接见财贸系统各部造反派代表时就可以当场宣布逮捕财政部的某副部长。至于此时的周恩来是以何种身份下的命令，就很值得玩味。）最重要的是，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起源、发展至结束都是不同的。
    文革期间，中央专案组织同国务院一样成为常设组织，但是更有权力。中央专案组的具体工作是由谢富治和汪东兴负责，但是康生、江青觉得需要加强专案组骨干力量。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决定从部队调人进入专案组工作，于是大量军队人员被调入，包含李德生等人。最后专案组工作人员多达数千人，其中一度有７８９位来自解放军的官员，１２６位解放军军官担任专案委员会下属的专案小组正副组长一职〔李可、赫生章著《“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４８页〕。
    在１９６７年的秋天，专案委员会极度扩张，调查的案子数量大大增加，由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负责的“罗瑞卿专案组”就已经分成了至少三个小组，处理所有与罗有牵连的案子。毛泽东和周恩来下令专案委员会分成两个办公室，就是后来俗称的“一办”和“二办”。“一办”由汪东兴负责（即任主任），下属多个专案组：例如彭真专案组、陆定一专案组、安子文专案组、胡耀邦专案组、李维汉专案组等，以及后来成立的刘少奇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专案组、陶铸专案组等，此专案组主要负责对中央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负责人的专案审查。“二办”和中央军委挂钩，由杨成武负责，杨成武倒台后由黄永胜负责，主要负责军队内部系统的高级将领的专案审查。〔张嵩山《与狼共舞的日子／一个专案组组长的忏悔（上）》，《雨花》１９９４年０６期。从张嵩山之文可以看出杨成武在主管“二办”时是非常凶狠与严酷的。在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４日杨成武倒台后，根据黄克诚的回忆，由黄永胜接班主管“二办”之后被审查人员的日子则好过多了。见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４月版第２８０－２８２页〕例如彭德怀专案、罗瑞卿专案以及后来成立的贺龙专案等。〔１：Zhang  songshan《“on  the‘he  longcase  group’”》　in  schoenhals,  mike  《Ｍａｏ’s  great inquisition: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6-1979》Ａｒｍｏｎｋ。　ny  sharpe  1996  p24-42;2:有关贺龙的一位老部下的被打倒以及被中央专案组调查的描述，见“王尚荣将军”编写组《王尚荣将军》，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２３－５３９页；３：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９月第１版第６９７－７０３页；４：Ｍａｃｆａｒｑｕｈａｒ，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Ｍａｏ’s  last  revolu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82;5:杨成武《我知道的中央
专案组“二办”》，《纵横》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以贺龙专案组为例，称其为主案组，下面设１７个分案组，计有：总参的“王尚荣专案组”、“雷英夫专案组”、总政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装甲兵的“许光达专案组”、通信兵的“陈鹤桥专案组”、“樊哲样专案组”、工程兵的“谭友林专案组”、北京军区的“廖汉生专案组”、成都军区的“黄新廷专案组”、“郭林样专案组”、武汉军区的“杨秀山专案组”、新疆军区的张仲翰专案组”、空军的“成钧专案组”、“向黑续专案组”、国家体委的“荣高棠专案组”等。〔张嵩山《与狼共舞的日子／一个专案组组长的忏悔（上）》〕
    １９６８年，“三办”成立，主要负责公检法系统领导干部的专案，三办的主任是谢富治。但是“三办”开始成立的直接目的却是调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１９６９年８月１５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全军卫生工作会议代表时讲：“‘五·一六’问题，你们各单位革委会、大联委自己搞清楚。社会上的‘五·一六’，是由公安部专案三办负责查处，他们让你们查就查，要防止扩大化。”《周恩来文革讲话汇编》〕“三办”后来也处理许多其他的案子，例如“抓叛徒专案组”。其中最出名的可能是“中国（马列主义）共产党案”，涉案的一个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在拷打下招认存在一个由朱德领导的中共的秘密“影子”，与国民党、与苏共、与蒙古共产党有联系。〔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民《“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求实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７月版第１１３－１１５页〕还有康生的姨妹兼情人苏枚的“谋杀案”（法医的证据认为是自杀），此案导致９９人遭迫害，其中９人入狱，２３人被软禁，３人被逼疯，２人死于审讯者之手。〔凌云《康生为何制造“苏枚谋杀案”》载祝春林《历史瞬间》１，群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９５－９６页〕
    文革期间，为中央专案组服务，成为许多党、政、军机关的重点任务。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中央专案组下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中央敌伪档案清查组，而且在北京以外的１８个城市由常设的分支专门就嫌疑人的政治历史提供信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１９６７．１０．０８．中发［６７］３１２号〕１９６８年８月，谢富治下令清理公安部的全部档案，为此解放军抽调了７００多人，花了１８个月的时间才完成这项工作。〔仲侃《康生评传》，红旗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４２３页〕
    中央政治局曾一度考虑撤销中央专案组，就像九大以后撤销中央文革小组一样，〔仲侃《康生评传》第４２３、４１５页〕　但是到了１９６９年，中央专案组变得太有用处而无法轻易撤销。１９７０年，它又负责“审查”陈伯达的专案，一年后又有了林彪专案。１９７５年，中央曾经设想尽快结束专案，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和“五·一六”专案组随即撤销。〔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等〕但是最终撤销中央专案组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这一决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最后一项任务是为毛以后的领导人处理“四人帮”专案。〔欧阳龙门翻译稿，节选自Ｍａｃｆａｒｑｕｈａｒ，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Ｍａｏ’S  last  revolu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第１６章
中央专案组部分〕
    ◇　周恩来是中央专案组的实际负责人
    周恩来虽然不是中央专案组的正式成员，〔曾经担任“二办”主任的杨成武引用周恩来自己的话说：周恩来为整个中央专案组的组长。见杨成武《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纵横》２０００年第１期；Ｓｃｈｏｅｎｈａｌｓ，　Ｍｉｋｅ则认为周恩来不是中央专案组的正式成员，但是笔者认为不可否认的是，周是中央专案组的最高负责人。见　Ｓｃｈｏｅｎｈａｌｓ，　Ｍｉｋｅ《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7-79》the  china  quartely,  no.145  May1996  p90〕但却主持其工作会议，参与其所有的立案调查活动，给予指示，批阅下面调查小组所提出的报告，并报告毛泽东。但是对外界来说，周恩来同中央专案组的关系并不明朗。〔１：Ｓｃｈｏｅｎｈａｌｓ，　Ｍｉｋｅ　在１９９５年５月
份对王力的采访，schoenhals  mike《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7-79》the  china  quartely,  no.145  May  1996;2:周恩来对于下属专案小组的报告批示，可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２００２年版《周恩来对贺龙专案组请示报告的批示》〕。但是在很多回忆录中，仍然不免露出些蛛丝马迹。李锐曾经这样回忆：１９６７年８月间，北京专案组的几个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来，要我交代同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在庐山时的情况，并说专案组长是周恩来。〔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１５－３１６页〕曾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武光回忆说：专案组的人员告诉他，武光专案组是在周恩来和康生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武光《不是梦：对“文革”年代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版第１４７页〕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邓小平受到批判，无法继续工作，邓小平把工作移交给康生，但是王力在《王力反思录》中引述戚本禹的话表明，专案组的会议是周恩来主持的。实际上，此专案委员会及以后的中央专案组，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其日常工作并直接向毛泽东负责。〔１：Ｍａｃｆａｒｑｕｈａｒ，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Ｍａｏ’s  last  revoluti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282;2:毛泽东对于专案组的批示可见于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中央专案组关于邓小平材料的报告及毛泽东批示；３：关于林彪的作用和态度，林彪只是毛泽东划圈我划圈，参见于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４：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第７３０页〕实际上，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均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　下册第６９７－６９８页〕  例如在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８日，一张署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深切关注。传单批评了毛泽东、林彪等，唯一对周恩来提出了表扬。周恩来接到此传单后立即转交给毛泽东。１０月１０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传单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决定由周恩来负责组织破案。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并指定陈伯达负责，谢富治和吴法宪参加。〔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７０２－７０３页〕由于中央专案组的极度扩张，从部队抽调了一大批人员充实到专案组工作。所有的抽调人员在北京集合后，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开会，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并布置工作。周恩来每隔半个月就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由每个专案组依次汇报工作。〔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６９８页〕
    为了配合中央专案组的工作，１９６７年春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干部专案组，副组长是陈伯达，成员有江青、康生、谢富治、汪东兴等人。下属一个专案审查办公室，由谢富治任主任，汪东兴、戚本禹、严佑民、肖孟任副主任。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则由严、肖二人负责。〔杨成武《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
    对于中央专案组的工作，周恩来规定甚严。凡上送的文件、材料，一定要写上“已阅”、“请周总理批示”，签上自己的名字，才予以发出。在中央专案组内部，对有关专案的材料，不论是下属各组上报的，还是中央专案小组成员及其办公室转来的，都要及时传递。至于怎么传送及传送范围，都有严格规定，不允许个人擅自处理、扣压。〔杨成武《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
    对于调查工作中需要查阅档案等事情，也要由周恩来最后决定是否可以。当事人回忆：１９６８年６月８日，我呈送了上任后的第一份报告：
永胜、法宪、叶群、作鹏同志：
    为全面审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小平的历史，需向中组部借阅邓的档案。是否可以，请批示！
    黄永胜阅后划了个圈，在报告的天头批：“呈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批示。”
    陈、江、康等均划圈同意。五天后报告从周恩来办公室批转回来，右下角几行饱满的钢笔字：“同意。但目前在江青处，过几天后再办。周恩来。六月二十三日。”〔张嵩山《与狼共舞的日子／一个专案组组长的忏悔（上）》〕由此可以断定，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中关于黄永胜对彭德怀专案的报告是同意上报而非同意该审查的结论的说法是正确的。〔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６９９－７００页〕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高达８８位中央委员因为“叛徒”或者“特务”等罪被中央专案组立案调查。〔１：Ｓｃｈｏｅｎｈａｌｓ，　Ｍｉｋｅ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7-79》，《the  china  quartely》Ｎｏ．145  May  1996  p91-92;2:李可、郝生章译《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版　第２４８页〕每个专案组下设很多分组，这些小组曾经一度调查过１２６２位主要案犯和数目不详的相关案犯。〔程敏编《党内大奸》，北京，团结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９页〕把这些罪行统统都扣在康生的头上是不公正的。１９６８年９月２４日，为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周恩来专门召开中央专案组会议。贺龙在这次会议上被定性为“历史上搞叛变”、“现行中搞政变”的人物，许光达则是“反革命政变的黑干将”。对于所有中央专案组的专案对象的定性都是在这次会议上最后敲定。〔张嵩山《与狼共舞的日子／一个专案组组长的忏悔（上）》〕对于周恩来的工作成就，林彪在十二中全会上专门提出表扬：“专案的问题除文革的几个同志以外，总理也是参加了的，也是领导的，是他们这些同志，专案小组的全体同志的努力，剥开了这个画皮，使我们看出，照妖镜把这些牛鬼蛇神照出来了。”〔《林彪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第１４页〕
    在“九一三”之后，中央专案组重组，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３号发出通知，成立由周恩来负责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专案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８６页〕而受到林彪事件牵连的众多人员锒铛入狱，并无实质性的犯罪行为，当然这都是周恩来主持的“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的“杰作”和“功劳”。
    根据毛泽东决定尽快结束专案审查的意见，１９７５年２月底至３月初，卧病在床的周恩来两次约纪登奎、吴德、华国锋谈话，尽快结束专案审查。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１：《“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编写组《“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６８页；２：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６９７页；３：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１９４９——１９８９）　增订本》，中央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５月版第３８４页〕许多官方文章对于周恩来在文革后期解放了许多被专案组审查的老干部一事津津乐道，也有的拿出对周恩来有利的只言片语作为证据，例如《周恩来年谱》记录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９日就专案组工作指示：要谨慎，要有证据，要有人证物证。然而这种证据所能证明的只是周恩来在中央专案组的地位。后期的干部解放即使是周恩来的功劳，那么周恩来也应当为专案组的倒行逆施负责！审查所谓“林彪集团”的专案审查是由周恩来总负责，同样，审查刘少奇等革命元勋的工作也是由周恩来负责的。
    在整个文革时期，整个专案组（包含中央和地方各层）调查过大约２００万个各级干部。〔Ｓｃｈｏｅｎｈａｌｓ，　Ｍｉｋｅ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7-79》　《the  china  quartely》　Ｎｏ．145 May  1996  p109〕仅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即占总人数的７５％左右。在审查中，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受牵连的亲属和有各种社会联系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达１亿人。〔１：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二版）》，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８８－１８９页；２：有资料谈到：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当时干部总数的１．５％，其中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省长以上高级干部立案审查的高达７５％。郭德宏、汤应武主编《中共党史高层人物评传》上册，吉林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月版第４７８页。涉及面如此之广的最重要原因是周恩来授权群众组织可以自己成立专案组。详见下述〕
    长期以来，周恩来被认为是“大树参天护英华”，和康生、江青等“迫害狂”极力打倒老干部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现在的材料表明，中央专案组是对党政干部进行迫害的主要法西斯机关。整个专案组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领导和参与了“解放”一部分老干部的工作，当然也参与了所谓“康生和江青的迫害活动”。不可否认，康生和江青有私欲的一面，但是周恩来对“五一六”的穷追不舍，不也是私欲吗？更主要的方面则是，康生、江青、周恩来等人实际上是一个共同战斗的团体，都在为中央（很大程度上就是为毛本人或者为毛的路线）工作，要对中央专案组所犯下的包括审讯、调查、逮捕和实施众多法西斯行为共同承担责任。所有提交给毛泽东的要求立案调查的人员名单，都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专案组会议上预先讨论通过，也包含了周恩来对于众多专案组所提交报告的评语以及专案组所讨论通过的结论，这些评语和结论无一不是令人发指、怵目惊心。如果将周恩来在毛泽东指示下所保护的部分人的工作同其领导下的整个中央专案组所迫害的老干部对比，周恩来的保护无疑是黯然失色，微不足道的。
    实际上，任何专案组的专案对象，群众组织提出批斗，都必须由周恩来批准。周恩来对谭震林在“二月逆流”之前一直是保护有加。但是“二月逆流”之后，不少群众组织提出“炮轰谭震林。”首先是３月１４日，周恩来的联络员董枫在财贸联络委员会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谭震林的问题同志们认为要搞就搞，由大家定。〔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５５页〕５月份，农林口的造反派提出要批斗谭震林。６月１３日，周恩来批示可以批斗谭震林。〔周恩来接见农林口革命造反派时的指示　１９６７．０６．１３　周总理明确指示：把谭震林揪到北京农业大学去批斗，并指定他的联络员具体负责，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召开批斗大会。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２００２年版〕蒯大富被采访时就陈述当年他们提出批斗王光美后，先后请示戚本禹、江青、周恩来的过程，最后由周恩来通知他，中央批准这次批斗，并用周的专车送王光美到清华接受批斗。〔丁东《追随毛泽东的“反革命”——重访原首都高校“红卫兵”领袖》，华夏文摘增刊第５１９期，２００６年８月８日出版〕
    周恩来在文革中多次诬陷薄一波是叛徒。不过，在薄一波因长期“监护”身体衰弱、危及生命时，周恩来指示将他送进医院保护起来，救了他一命。以至后来薄一波说，如果没有周的关怀，他也许早已被迫害死了。〔《新华月报》一九七九年一月号第６５页〕知情人讲述，文革中被打倒的将帅能否入医院治疗，甚至是否可以开刀，都要经周亲自批示。知情人亦讲述了陈毅在治疗上的失误应由周恩来负责。可以说，相对于薄一波的幸运，周恩来制造了更多的不幸。
    ◇　红卫兵、造反派是周恩来抓叛徒的“铁拳头”
    在调查的过程中，周恩来直接授权于红卫兵可以进行调查取证，为其所主管的中央专案组服务。〔聂元梓《聂元梓口述自传》，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３２－２３３页〕除此之外，周恩来对于红卫兵的行动给以高度评价，例如周恩来对于学生搞出安子文是黑帮的材料和瞿秋白是叛徒的证据就大为赞赏。〔周恩来对瞿秋白的批判。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０。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而红卫兵也在报纸上举出证据来表明周恩来对于他们的支持，并多次向周恩来致谢。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说：“（１９６７）一月中旬，我们再次写了《关于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请示和报告》送给周总理、谢副总理和中央文革，同时又交给戚本禹同志一部分材料。其后，周总理及戚本禹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长给予我们极大的关怀，并不断给作重要指示。当总理知道我们过去上报的材料被大叛徒陶铸等坏蛋扣压了的时候，中央文革、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和总理值班室转达了总理的指示：‘总理叫你们把材料交来。’”〔《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是如何揪出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１９６７。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知情人讲述南开大学红卫兵组织“八一八”还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得到指导，周恩来则写回信表示大力支持和指点。
    全国到处掀起的“揪叛徒”之风很难说与周恩来的这种鼓动和支持没有关系。由群众组织任意推倒中共组织对在白区工作过、被捕过的干部作出的正确结论，重新审查，甚至刑讯逼供。而对于这种“揪叛徒”之风，现在都归到康生一个人头上。〔胡学常《南开大学红卫兵与“六十一人案”》，《百年潮》２００８年第２期〕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专门写了一小节来描述“周总理关于‘揪叛徒’的批示”。聂元梓说：“还有，我们参与揪叛徒，也是需要澄清的一件事。现在是只说，北大揪叛徒是因为康生写了条子，是受康生指示；其实呢，康生的条子我不知道（笔者注：此说法与聂元梓在同一书另一处所写的有矛盾），我们是有周总理的批示，周总理同意我们就有关叛徒线索进行调查活动。”〔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有限出版公司２００５年１月版第２３２页〕
    对此，周恩来的态度不是一般的欣赏。周恩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查出一批叛徒，这是小将们的功劳，这是很大的收获，我们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周恩来李先念接见财贸系统代表的讲话。１９６７．０３．２１。载《中央首长讲话（３）》，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１９６７年４月〕
    在第一次揪彭未果之后，周恩来则直接指示红卫兵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１：戴维堤《逝者如斯》未印刷稿；笔者在同戴维堤先生见面时曾经当面询问过此事；２：宋永毅《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见华夏文摘增刊第３６３期，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９日出版；朱成昭在其与宋永毅的谈话中，明确表示是周恩来下令要朱派人去把彭德怀揪回来，这和其原来发在浴火凤凰网站的自述是相符合的；３：笔者注：关于揪彭德怀一事的说法另见阎长贵《史观与史料——〈“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读后》，《记忆》２００９年第１１期；４：笔者曾经就此事同阎长贵老师多次探讨，特表示感谢〕
    在外交部，周恩来指示：要结合批判刘少奇，把外交部干部的历史问题查清。根据此指示，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成立了一个红色尖兵四连（简称“红四连”），专门负责抓叛徒。干部司的审干处配合了此项工作，把其掌握的干部材料提供给“红四连”开展抓叛徒的运动。１９６７年９月，外交部原副部长章汉夫就被当作叛徒被拘捕审查。〔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１８页〕
    ◇　专案组的证据与周恩来的指导
专案组的调查取证和定性是根据当时的需求，特别是可以随意更改。例如蒋南翔在文革之初所犯的罪行就有反对刘少奇的工作，而周恩来在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号谈蒋南翔问题的时候又明确表示蒋南翔在文革前是极力吹捧刘少奇。〔周恩来谈清华大学蒋南翔问题谈话摘录，《周恩来文革讲话汇编》〕周恩来在“七二○”事件之后为了表示对王力的特殊照顾和欢迎，特意告知早到北京上空的王力乘坐的专机盘旋以待周恩来专机先行降落，然后在机场组织欢迎王力的仪式，一如迎接英雄凯旋，但是后来周恩来却表示王力是国民党，他妻子是叛徒，而且扣上“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头子的罪名。〔１：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００３－１０１０页；２：周恩来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４讲话记录稿，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中央专案组报告给毛泽东的材料是经过剪辑和精心选编的，作为负责向毛泽东汇报专案工作的周恩来无疑是非常清楚这些材料的不真实性。〔黄铮《刘少奇专案组始末》，选自《中共党史重大事件叙事》，北京人民出版社第２６３－２６４页〕周恩来对下面专案组如何搜集证据和如何审讯应是知之甚详的，因为每天专案组都把他们如何搜集证据等做成《动态情况反映》简报报给周恩来等领导人。〔吴林泉　彭飞《草岚春秋》，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４９－２５６页〕面对如此众多有疑点而且是通过严刑拷打得来的供词和证据，是不可以作为法律上的证据的，但是周恩来对此熟视无睹。例如在《刘少奇专案组》中，面对如此破绽百出的所谓刘少奇历史问题罪证材料，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如此为周恩来开脱，说他“不清楚江青一伙有意制造伪证，不掌握真实情况而最终相信了专案组的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９５３－１９５４页〕周恩来的判断力也未免太低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陈伯达专案组给出的有关陈伯达罪行材料的证明，当时仅为一个普通工人的陈晓农（陈伯达之子）都看出其材料是经不起推敲的，何况周恩来了！〔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图书有限公司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４－４１页〕
    高默波对此质疑评论道：“周恩来在文革中是各个专案组，包括刘少奇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刘是在‘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下被开除出党的。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些罪名是可笑的。可在那个时候，问题不那么简单。刘少奇专案组花了很多时间和人力去收集指控刘少奇的证据。作为所有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对刘少奇调查的结论得先通过周恩来的批准才能送报毛泽东作最后首肯。据王年一说，送给毛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人证物证’，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和物证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高默波采访王年一，一九九二年五月，北京。《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否该偏正一点儿？》，杨建利编《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文革三十周年纪念研究文集》，二十一世纪基金会１９９７年版〕
    周恩来还把成立专案权下放给造反派。１９６７年１月份夺权兴起之后，周恩来曾经这样说：“黑材料要集中起来，搞个目录，以后集中烧毁。处理材料问题还没有一个好的典型，为黑材料争论不休，费了不少精力。造反派在夺权以后，可以找几个人成立专案处理，处理材料是极其复杂的，黑材料一定要封存起来，中央决定嘛！现在夺权中大的事情很多，不要陷入到这里边去，否则就成了文牍主义了，只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价值的材料才拿出来。不钻在材料里把大方向转移了。毛主席过去受打击，现在事情都清楚，至于过去，谁说了什么话，谁搞了什么材料，主席才不管这些呢！大家不要陷在片纸只字中，妨碍了大方向。虽然也不是不重要，弄几个人搞专案，不要都陷在这里，档案不可没有，不可太多。”〔周恩来接见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１９６７．０１．２７。《周恩来文革讲话汇编》〕此举为各造反派成立专案审查、迫害对立面提供了依据。
    周恩来在谈及卫生部孙正专案的时候，指出：（１）孙正专案组的报告，要罪状定实，不定实就不行，不落实就不行。罪状的落实主要是看情节，例如叫嚷“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可以炮打”，抓住这句话就可以斗他。２）定案，要说得准，很清楚。要稳准狠。刘少奇不过只抓了他三件大事。〔周恩来接见卫生部领导同志的讲话。１９７０．１２．２８。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周恩来所说的三件大事，就是指“叛徒”、“内奸”、“工贼”这三顶帽子。
单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够给刘少奇定罪的，因此要能够满足毛泽东彻底打倒刘少奇的愿望，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案组（同时周恩来也是刘少奇专案组组长）不得不另行谋策并最终提供了证据。依靠这些证据，１９６８年１０月，题名“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中发〔６８〕１５２号、中发〔６８〕１５５号文件，下达全党、全国。同时发布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说：“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周恩来在１９６９年“九大”期间以摧毁“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来证明文革“是完全必要的”。周恩来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倡导，并发动群众进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就不能摧毁，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就会象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那样，‘那就不要很多时间了，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面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的发言。１９６９．０４．１４。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官方强调的周恩来内心是不同意的、痛苦的，其妻子强调的他是为了服从大局。这些说法都无法为周恩来洗脱罪名。事实上，周恩来从来没有做过违背他内心的事情，周的所作所为很多都是违背毛泽东指示的。毛要反走资，保护红卫兵反对官僚反对特权，要求官员为人民服务，周恩来偏要保护走资派，保护官僚特权，指挥走资派控制的嫡系军队叶剑英韦国清陈再道等禽兽出兵镇压毛的红卫兵，反对毛的为人民服务指示。建国之初毛要提拔善于搞经济的高岗搞经济，周联合刘邓造谣害死高岗。毛没有命令周在自己房间安装窃听器，而周却在毛的房间安装窃听器。大跃进后期邓心腹所在的四川、河南、安徽、山东、甘肃大规模饿死人后，周恩来违抗中央指示扣押各地文件不传达给中央，连罗瑞卿指明要上报中央和主席的文件都扣押不报毛（罗瑞卿的儿子罗宇回忆录曝光），周恩来一直阳奉阴违的违抗中央和毛的指示而犯下滔天大罪，周狗们如何歪曲事实解释他是违心的？
    可见，凡是美化周的周狗，都是反人类的。为什么改开后很多中国人出国后令全球人憎恨而引发反中？因为周狗们跟周一样是无人性的，不但在中国大陆为害中国老百姓，出国也会为害地球，为害所有国家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