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中国出现了“脑控”一词，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的脑控始于文革，因为在中国最早的脑控受害者出现在文革时期，比如忻中庆，袁维清，吴学勤以及李香芝。而中国脑控研究的起点应该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的姜堪政的论文《场导论》以及他的相关实验。

姜堪政用三年时间于1957年夏写出7万字的《场导论》，中共从195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就己开始了生物场导的实验研究，1967年中国科学院就己对[姜堪政]的生物场导学说进行了人类大脑场导的秘密研发，从理论上阐述生物电磁场的存在、作用，以此达到对生命活动的控制。论文得到老校长厥森华的支持。接着北京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朱洪元教授、中宣部科学处龚育之专家都对论文的观点给予肯定，鼓励他以实验证明。 

《场导论》这份沉沉的重重的论文，引起了当时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有关领导的重视。根据中宣部科学处的意见中国医科大学开始为姜堪政的这项研究提供引进实验的必要条件。他毕业留校当上了助教。生理教研室主任阎德润教授是位独具慧眼的科学家，他给了姜许多帮助。在阎教授的支持下，姜堪政不眠不休地进行实验。 他很快便证明一种奇妙现象：透过微波透视仪器的"窗口"，一个人闭上眼能看到隔壁房间里的图形，甚至能接收到隔壁人的思维内容，这就证实了生物微波通信的存在，这就是生物磁场的作用。

 姜堪政认为，生物体内有生物微波通信。有生命的地方就有生物微波通信。人与人之间心理信息感应的实质也是生物微波通信。他的第一步实验是设计和安装了一个心理信息感应装置。通过两千多次的实验，经过当时东北工学院微波理论教研室主任周崇经教授鉴定，认为这个装置是微波技术的完善产物。1960年姜堪政就这项实验得出的结论是：人的特异功能联系的实质是传递具有信息的微波，这样的结论比中国后来的“气功热”、“特异功能热”早了将近二十年，姜堪政的实验所应用的是视觉信息。 心理信息感应装置的实验成果激励着这位年轻人。他心怀更大的抱负，他又利用各种零件建立了一个生物微波通信装置。这里要指出，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中国设计的这个装置目前正在俄罗斯伯力的姜氏生物微波治疗门诊部里成功地使用着。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 [场导发现]----生物电磁波揭密， 书中介绍，1963年在电脑都不存在的情况下，中国生物学家[姜堪政]只是用在市场购买的部分简单的电子原件，自己组装了一台(生物波放大设备)，就发明了通过把A人的人体生物波放大，然后传导给B，那么B就可同步得知A的所思，所视。 1954年至1959年姜堪政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医学系毕业，1959年至1971年在中国医科大学生理教研室任助教。1971年至1985年因迫害逃至国外——苏联，继续从事他的科研工作并取得辉煌的成果。 

1955-1957年，姜堪政(Цзян Каньчжен；Tszyan Kanchzhen)提出了"场导论"，认为"既然生物体有电磁场的交换，那么该电磁场必然会有一部分传递到有机体之外。如果被另外的有机体所接受，作为生物信息，必然会定向控制该生物体的生命活动过程。"DNA 只是一个生物电磁信号(生物信息场)的"磁带记录"材料。换句话说，遗传物质存在两种形式：被动- DNA和主动-电磁场。DNA提供了稳定的有机体遗传物质，而电磁场立场可以去改变它，足以影响这些生物电磁信号。

中共的脑控实验从60年代开始就没有停止过，脑控受害者（实验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脑控武器的功能也在增加，总结起来就是“远程无线测谎侦查控制打击骚扰暗杀技术”！中国的脑控受害者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一年365天都受到脑控犯罪分子的迫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一日的法西斯迫害，使得多少受害者精神几近失常，多少人被逼自杀，多少人被精神病，多少人被逼走上犯罪道路。甚至出现因为被脑控犯罪分子脑控而杀人，最终被执行死刑，而脑控犯罪分子却能够逍遥法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怪事”。精神上凌迟，肉体上活剐，名声上搞臭，先消灭灵魂，再消灭肉体，这种灭绝人性的事大概只有中共才做的出来！

脑控武器的使用是直接侵犯人权的，中共哪里知道“人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脑控武器的使用是违背宪法的，天真的人们哪里知道宪法只是“花瓶”。1988年9月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李鹿野于1986年12月12日签署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然而，此人权公约虽经批准但无法落实，中共的脑控暴行从来没有受到约束并将继续进行下去！

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句话：不能要求受害者成为圣人，而应要求作恶的魔鬼成为常人。中共想将50年左右的脑控罪行一直隐瞒下去，可以说连门儿都没有，我可以给中共装上一扇门，那就是“脑控门”！中共的脑控门是等待被揭穿的反人类罪行，中共也将因此付出血的代价！我泱泱中华，岂容土匪一手遮天，为非作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