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鹏：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现象级的政治事件，
政治学能跟上形势么
观学院
微信ID：guanschool04-05 16:19
樊鹏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我们今天的政治学跟不上形势，我们现在使用的大量的概念和分析工具都非常low，概括不了现在的现象，你概括不了现象你给中央提个建议，你提的啥鸟建议？你想想你说的那个事儿这个基础都不稳固。
以下为观学院整理的内容要点
我是研究政治学的，传统的政治学比较关注的是国家的形态、社会组织的形态、公共治理的形式。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生，产生了一些新兴技术，使得整个国家权力运行的环境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如果不对此进行反思，恐怕政治学会跟不上形势。
一、新技术环境 05‘26
新技术公司的崛起，不管是对世界，还是对中国来说，都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事件，而是一个现象级的政治事件。比如，Facebook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美国的索罗斯基金会干预公共意见，投放了大量的钱去监测美国右翼的政治行为。
在中国，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滴滴等大型技术公司正在以很快的速度，登上了社会舞台，而且渗透到了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中国有1.7亿官方掌握的摄像头，现在已经有几千万个分享给了商汤科技，由它来监控一些公共场所，通过结构化比对，能迅速识别犯罪分子，这个技术被称为电子围栏。
还有大家在淘宝上的那些数据、个人偏好等都是国家统计局所不掌握的，国家作为最权威的统计组织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
阿里巴巴现在还跟全国多个城市做信用城市的建设，国家作为垄断性信用权威的事实也在发生改变……
这些大数据本身其实跟手枪差不多，具有暴力功能，而它的生产权和使用权，全部都集中在大的技术公司手里。
二、新技术环境对政治安全的影响
1.政府监管体制的挑战 17’58
传统商业主体的组织边界是清晰的，过去的监管工具也相对是有效的。但是现在由于新技术的应用，很多地方出现了行政失效的状态，比如滴滴司机杀害和猥亵乘客的事件。现在一出了事，大家就会想着相关官员不负责，一定要下台。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很多情况是新兴的经济形态，是社会发展突破制度极限造成的问题，没有办法在现有监管体制下做处理。
中国的平台经济世界领先，但平台经济虚拟化的特点导致政府很难监管。马云提出了“五新”——新零售、新金融、新制造、新能源、新技术，但每一个“新”诞生之后，都是对政府原有管理体系一个极大的挑战。
2.公共服务与政权组织 28’15
大量公共服务在移交给技术公司，大量地方政府也通过和技术公司的合作处理社会问题。上海是第一家跟滴滴合作制定交规的，全国的税务部门正在跟阿里携手建立税收的信用系统，济南公安部跟浪潮集团合作推出警务云来维持治安打击犯罪，还有反诈骗的钱盾，寻找失踪儿童的团圆系统等。技术因素进入政府合作领域之后，它会倒逼权力改革，倒逼政府内部结构的调整。
3.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 35’53
今天再提到社会，已经不再是那种社会组织和庞大的机构了，而是很多无形的小组织，它们是依赖于新技术形成的观念的集合体，它们通过某种程度的信息和知识的拼图，在对国家庞大的利维坦进行腐蚀。
今天中国的社会非常活跃，整个社会的交互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之前政法委花了很多钱构建网格化管理，但是，现在它的管理效能在下降，因为社会动员和信息交换完全不取决于个人所在的实体化社区。我们过去觉得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国家有更多的能力去监控社会，实行技术统治，但事实可能恰恰相反。
如果你说过去几年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社会越来越弱，我从来不同意这个看法。如果你说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强，国家越来越弱，我也不同意。我们一定要看到国家权能在增长的同时，中国的市场跟社会的搅局的能力和博弈的能力也是在不断增长的。
4.技术统治跟政治竞争 44’36
实际上新技术已经介入到了西方国家的一些选举。索罗斯基金会在去年中期选举时，民主党为了对付特朗普就跟一个组织合作，这个组织就叫高地实验室，它可以提供准确的民意测验，比传统的调查问卷节约90%的成本；还有的以认知科学为基础，同选民进行及时交流，投放政治广告；还有一些可以监测政治对手说出来的每一个字。总之，各种各样的新技术企业正在介入政治竞争。
三、政治安全 52’12
我在这里要提出四个关键的概念，作为新技术环境下的政治形态，它们分别是：
1. 新型政治空间
比如说团组织，在将来不是你叫团组织你就是团组织，谁能把青年组织起来，谁能做好党交给你的任务谁就是团组织，这是一个比较颠覆的观点。
因为现在的组织形态、信息的形成不是按照你原有的组织来的，大量的青年人可能不跟你这个机构接触，那你用什么办法创新什么机制去接触他们呢？这些新的空间你能够概括出来吗？你能够识别出来吗？你能够有效干预它吗？这些都是问题。
2.系统性风险
新技术加速了系统性风险的爆发。比如说P2P，在过去可能是个金融问题，但因为这种新技术蔓延很快，现有的监管工具监测不了，所以它有极大的可能演变成社会的总体性风险。
我们过去以为的农业、国土、金融、文化方面的风险，在今天可能都是政治的，当具体领域的风险外溢，都可能由于新技术演化为整体风险。所以，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跨越党政军群的界限，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就是为了应对整体性的治理需要。
3.制度极限
我们现在不能够从不作为和问责的角度，简单理解一些事情，我们要清楚在很多领域，它的本质是现有的国家权力难以覆盖，现有的行政权力的极限或者制度能力的极限受到了挑战。
4.社会事实
在后真相时代，什么是社会事实？如果大家心理上强化认为那个东西是这样的，恐怕在政治上就是个社会事实。在新技术环境下，感受和观念的集合在政治世界比过去发挥的作用更大了。像速食电影，几分钟看电影系列，就是通过选择性的解读和重新剪排，对主流叙述进行解构，这些都促使原有的意识形态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四、未来革新思路 57’12
1.革新监管
第一要革新监管思维，第二要投入更多科技力量，第三要更多的依靠合作型监管。
要加强对技术公司的监管，我曾经写过一个报告，我说要在中国社科院成立一个第三方的评估机构，专门对新技术公司的运行和新产品，以及它走向社会后产生的政治效益进行评估。
2.权力的升级
我们要有一个智力预警机制，不能够完全依靠传统的官僚化的方式处理社会问题。再者，政治学跟不上形势，我们现在使用的大量的概念和分析工具都非常low，如果有崭新的工具来认识今天政治世界里发生的变化，才可能有进一步的作为。
3.协同合作
我们的政府会逐渐地利用新技术，改造自己的统治体系结构，转移公共职能，但是还有一部分是转移不了的。所以，我觉得将来可能会有一些混搭的新规则，需要树立协作思维，避免单中心思维治理。
比如说我们完全可以成立一个新技术合作局，改造我们现在的治理体系，专注于让新技术和公共服务对接。也可以做一个智库，共同推动新兴技术和政府对接，这些都是可行的方向。
4.社会的稳定机制
每一个社会都需要一个适配的社会稳定器，过去更多依赖的是家庭、传统的礼教。但是现在送餐、家政、交通，甚至是性产业，这些高度发达的服务业跟新技术公司捆绑之后，太便捷了，实际上削弱了人们对家庭的依赖，会加速传统稳定器的解体。
我们需要思考在将来要建构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稳定机制？不能够仅仅依赖于家庭这种小的社会容器，还需要寻求更多的稳定的一些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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