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誕生於蘇聯解體之後，至今二十餘年，已廣為人知。目前更是被一些人加以利用，甚囂塵上。我這樣平民，沒有興致讀他的書，《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但是梗概也略知一二。和達爾文的進化論一樣，雖然有科學道理，但是也會引起種族主義者滅絕其他民族。道理很簡單，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是自然法則，也是無可厚非。但是人類是特殊的，惡者可能據此理論，先發制人，消滅異族。這種直接了當的對事情的最糟可能的闡釋，也難得見著書端，為什麼呢？因為人類的本性是迴避自己的惡，直到罪惡已經發生，方才痛徹心扉，希特勒納粹便是例子。

同樣，文明衝突論也可能被惡人利用。一方面，他們不自信，懼怕異族新文明取代自己的文明，另一方面，他們可能以其他國家不文明為藉口進行軍事干預。就人類歷史來說，國家與民族衝突，本質上並非文明衝突，通常只是軍事衝突，爭土地爭資源。未來也還是這樣。強國仍然以古羅馬帝國為範本，建立龐大的勢力範圍，征服儘可能多的國家為附庸國。

可以想像，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是對於正常的國際社會和正常的國家相互關係的闡述。但是，如果一個國家被希特勒墨索里尼之類政客所把持，由此引起的衝突算文明衝突嗎？

任何一種政治理論都可以被好人利用也可以被壞人利用。亨廷頓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審視了新興國家可行的政治制度的發展，其中關於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廣度和分析洞見是驚人的。亨廷頓在考察了許多國家的情況後指出，經濟發達和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在政治上都比較穩定，而發生政治動盪的大都是經濟上有一定程度發展的國家。主要原因是經濟的發展、集團的分化、利益的衝突、價值觀的轉變以及民眾參與期望的提高，都遠遠超過了政治體制的承受能力，進而導致了社會紊亂。而要根除國內政治的動盪和衰朽，這些國家就必須建立起強大的政府，所謂強大的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治參與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可以看出，亨廷頓看法非常正確。可是，獨裁者為了“建立起強大的政府”，可能逐本求末，採取高壓維穩手段壓迫人民，使人民失去進取精神和尋求社會公正的動力，讓整個國家陷入蘇聯末期的僵化停滯，這樣一個國家還剩多少文明可言？

對於非西方文明來說，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會引起不快。印度人阿馬蒂亞·庫馬爾·森在1999年指出，西方世界形成現代的社會形態不過是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之後數百年間的事。主張西方“數千年來致力於民主”，將其與世界其它部分對立，是個嚴重錯誤。巴勒斯坦人愛德華·薩義德認為這是“可憎的種族主義的體現”，是當今世界裡針對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希特勒式科學”。美國的左派思想家喬姆斯基認為此論調不過是美國官方為其在世界各地犯下的暴行正名的新官方宣傳，因為冷戰後“蘇聯威脅”已不再是一個可用的藉口。

至於中國，亨廷頓顯眼地將儒家文化列為未來文明衝突中最可能“惹麻煩”的文明，聲言中國文明將對世界構成挑戰。中國人認為這是亨廷頓帶着“有色眼鏡”看待中國文明的別有用意，其觀點的癥結在於西方文明和植根於其上的民族和國家仍以一種“征服”和“敵視”哲學在評判其他文明及其發展。

所以，總的來說，文明衝突論導致文明成為一種進攻性武器。在目前西方文明主導下其他文明多少會感受到威脅。而中國，有可能毫無意義地強調中國自古以來多麼文明，而不是盡力創造新文明。事實上，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在工業革命之後的殖民主義時代已經被打得落花流水，是最大的失敗者。現在怎麼可能是挑戰者呢？況且，中國已經砸爛孔家店，又沒有宗教信仰，所以沒有文明之實。

2019年5月15日，習近平出席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發表演講說道：“各種文明本沒有衝突，只是要有欣賞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我們既要讓本國文明充滿勃勃生機，又要為他國文明發展創造條件，讓世界文明百花園群芳競艷。” 這樣一個會議，實際就是文明衝突論的產物。習近平也沒有“欣賞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本質上，中國共產黨排斥了西方非馬克思的所有文明思想，擁抱了商鞅法律，使得中國失去“文明發展條件”，讓中國文明黯淡凋落。

5/15/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