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探讨系列之五--

〈作为立此存照的附件——致强国深水区班主们：我的有关探讨“科学发展观”的系列文字已经多次被扣发，对此十分不满和遗憾！更质疑“强国论坛”名号的真实性。可以直率地说，下面这篇文字，就是针对类似现象有感而发的主动挑战，以便搜集事实作论据。在真诚欢迎和期待你们组织、发动批判驳斥的同时，我将保留继续对此类行为加以评论的权利！潘一丁
又注：读者可直接去强国论坛深水区以作者名“老潘一丁”查询笔者上贴记录〉

应该承认，近代西方在跟自然科学有密切关系的物质文明领域里，取得了极大成功，这种突出而可以直接看到或感受到的成功，甚至让人们有意无意地通过宣传引导，产生了“以点代面、一叶遮目”式的误解，以为是西方（加工社会人的）文化比中国的更“优秀”、“先进”而自惭形秽，产生了情愿当“跟屁虫”的强烈愿望。正是这种大缪不然的颠倒见解，一百多年来，让中国人，先跟日本人走“变法维新之路”，后跟马克思走共产主义暴力革命之路，最后又跟西方走资本主义唯钱是图道路。摸着别人留下的石头去趟浑水而吃足了苦头。现在总算回过点“不对劲”的味来，而要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科学发展观”了。这起码在表象上的确应该被看成是一种真正科学的“进步”，值得我们探讨和掌握。

不过这“科学发展观”不是可以靠“钦赐、御批”之类的“最高指示”定得下来的。甚至可以肯定，靠这种方式定下来的，一定是不科学的想当然“发展观”。这样的例子可以随手拈来而比比皆是，如过去所谓的“（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大跃进”“句局是真理，谁反对就打倒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超英赶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及“猫论”“全盘西化”之类行动口号，除了迷信盲从、胡搞外，毫无任何一点“科学”可言，结果也都全部以“此路不通”的失败告终，无一例外。

那到底应该如何建立或鉴别真正的“科学发展观”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运用解压缩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建立起来的《新人类社会学》和科学《认识论》，按大自然不可违背的运动规律--丛林法则，在唯一只适用于人类（而不是高等动物）的层次上，用真正的言论自由为武器，来打一场“精神战争”，通过思想精神上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来自然地形成，除此别无它法。

其实这样的结论根本不是什么“发明创造”，而只不过是东西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某些阶段性成功的经验总结。比如中国的“春秋时代”，那时还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只是由一些由地域环境条件自然形成的小国“各自为政”。有扩大、统一的野心和客观需要，却没有一套系统而完整的、可以被统治者和社会普遍认可接受的社会理论。所以政治生态上处于一个比较宽松、自由和开放的时代，各种不同的政治见解或社会理论，可以像“农贸市场”的瓜果蔬菜一样地随便摆出来相互比较、思辨和推销竞争，由“顾客（统治者）”根据自己的学识、经历和先天素质条件，来作选择取舍，形成一个被后人赞之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环境条件。如果用时髦的词汇来形容，就是有充分的所谓“言论自由”。可惜的是，由于这些理论的产生，都是建立在只知其然的表象认识层次上，理论上就注定不可能指导实践取得成功，后来的失败实践证明果然如此。从此埋下了只知道文过饰非地，一味拿这些理论当自己主观失误的“替罪羊”的祸根！

可以说，“言论自由”是建立“科学发展观”的前提和必须具备的条件，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其中道理也是明白无误的。因为从西方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成功的经验中，不难总结出一个普遍适用的规律，那就是凡是能够跟科学相提并论的东西，一定是可以经得起反复推敲质疑，在有比较、鉴别和能够通过实践来检验证明的条件下产生的，没有任何例外，而我们之所以不承认西方的社会理论，理由也是因为它不符合这种规律，完全经不起实践检验，根本不配称为“科学”。所以，如果现在要想对建立的“发展观”冠以科学之名，当然就得接受任何人提出的质疑、并达到这样的标准，否则就不能跟科学挂钩，最多只能被说成是某人的思想、理论，而没有资格打出“科学”的招牌。比如我们可以宣传主张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但是却不宜提什么“科学共产主义”，因为它根本经不起检验或质疑。这是有无数的历史教训的，过去曾经有许多领袖、伟人、学者、名人提出过许多社会或经济理论，可惜这些理论都不敢正面面对挑战，只是因为小集团利益的缘故受到青睐，靠权力的运作来宣传和强行推广，结果也都只有唯一一个失败的结局。所有各家学派提出的不同、甚至互相矛盾对立的理论，虽然被后来的一些统治者，或厚此或薄彼地轮番采用，但是实践的结果却总是殊途同归地回到专制、独裁的道路上，面临必须改朝换代的下场。以科学认识论来究其原因，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包括儒、法、道，以及后来的马列主义、资本主义各大家在内的这些理论，全部都是在“只知其然”的表象层次上，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现象或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一味企图以前人不成功的失败实践，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就算由于时代的机遇上了台，也绝对抵挡不住各种的确有理有据的反对声音，只能重蹈覆辙地，或者压制、封杀反对派的言论，或者挂起“不争论”的免战牌来我行我素。由于这些理论的产生过程，在逻辑上已经犯了根本性的原则错误，种下必然失败的前因，除了有一点给后来的科学新理论充当“俊友”的对比价值外，理论上就注定没有成功的希望。即使到了今天，这些社会学者们自己，不仅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人类自己和自己的社会，更不知道人性和天性的区别，以及它们相互间的互动影响和制约关系（不然也就不会有今天还没有打完的“性善？性恶？”的文字官司争论了）。所以他们面对社会问题时，提得出的，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之道，理论上就注定永远只能的到“事与愿违”的结果。这中国自春秋以来两千多年（至今还没有到头）“翻做葱油饼”似的历史，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根据中国自己的历史经验，让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当初的秦始皇不是用“焚书坑儒”的方式来堵住反对者的嘴巴（最后却堵住了自己国家的前途）。那么，这个国家后来所犯的许多导致改朝换代（甚至亡国）的错误，本来早就已经被持另外一种理论的反对派所指出。要是当初就实行“言者无罪”的畅所欲言政策，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所具备的能力和条件，也许一种可以和西方自然科学平起平坐、相提并论的社会科学理论（比如在尝试解压缩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利用现代网路科技条件和西方社会宽松的环境所形成、已经或正在主动接受实践考验的《新人类社会学》理论系统），早就在那里诞生过了！

但是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这种言论自由绝对不是后来西方社会引以为荣的那种类似“鸟啼蛙鸣，虎啸狼嚎”，偏旁只能从“口”不配从“言”的“想说什么说什么”的自由，而是有严格科学界定目的，并遵守共同约定判断规则的，一种实行真正民主（而不是那种简单无聊的“拔河式”选举）的重要手段或工具。

不幸的是，那以后的中国历代统治者，由于手中没有掌握经得起言论自由来推敲检验的、真正科学的社会理论，所以往往总是只把“没有言论自由”作为批评指责还在台上的前任（或前朝）错误的理由和手段，一旦自己有条件掌权后，就要面临他人“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的、同样难以招架的尴尬。所以马上就得“改弦易辙”地，再次祭起“统购统销”式的“一言堂”大旗，利用权力来压制、限制、甚至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的声音，落下被西方嘲笑为“文化落后”或“窝里斗”的把柄，正是这种争取、限制、再争取、再限制言论自由的反复过程，写就了一部还记忆犹新、有据可查的中国近代史，却白白糟蹋了民族的崛起、和理应为全人类做出贡献的文化条件和机会！

所以根据这样的历史经验，可以总结出一个准确判断“科学发展观”的标准，那就是敢不敢接受以真正的“言论自由”为武器的挑战，来进行一场“精神战争”？而不是像总是把科学“龙”挂在嘴边、反复说自己“好龙”的叶公！

可以有把握地说，用这样的标准作为“试金石”，可以检验任何一种言论或行为的科学“含金量”。不相信者，可以自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