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人士评述毛泽东  

老作家丁玲：毛泽东头脑中确实有帝王思想

在杨桂欣写的《“别了莎菲”的丁玲》一文中，有一段丁玲关于毛泽东的帝王思想的论述，她向本文作者讲了两个故事。原文如下：

“一是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的住处去。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了人名。反正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听了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定会打死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处，他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孩。我们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把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候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仍抱着孩子，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竟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这言词，在反右派之前，我还记得清它的主要句子。这么多年了，我老了，经过那么多的折腾，现在我是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这尽管是玩笑，但也确实说明了：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他晚年之所以会犯大错误，尤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大错误，不能不说他的帝王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啊！……”

（上文摘自《别了莎菲》2001年版，原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

编者的话：

丁玲讲的两个故事，是回忆她与毛泽东的两次对话。她说当时认为毛泽东讲的是“开玩笑的话”，其实，这正是暴露了毛泽东埋藏在他的灵魂深处最本质的东西——帝王思想，这一点丁玲在经历“文革”以后自己也搞清楚了。

身为无产阶级政治家、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有这种“帝王思想”，是他本人的不幸，更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不幸。建国后二十多年的历次大冤案，并由此带来的大灾难，从本质上说，都源于毛泽东的这一帝王思想。

在这本一百多万字的《反思录》中，笔者只字没有涉及毛泽东私生活的丑事。虽然，早就有所闻，但不屑一顾。行文至此，不妨将有关史料汇编成文，题为《毛泽东宫廷式的糜烂私生活》。

                 毛泽东宫廷式的糜烂私生活

本来对毛泽东腐朽的私生活，不想说什么，但鉴于丁玲已经谈到这个问题，就极其扼要地作些补充说明，证明毛泽东不但在政治上是一个十足的暴君，而且在生活上是一个典型的惯于玩弄女性的大流氓！这是当代秦始皇的两个侧面。一个号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竟是这么一个货色？不知该说什么好！

在丁玲讲的第一个故事中，其中第一段关于“封文武百官”的事，那是作为“铺垫”，关键在于引出“封三宫六院”，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泽东之意，尽在不言之中。据说丁玲在另一场合就透露当时的情节：

“毛泽东拉住我的手，扳住我的指头，一个一个地数起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来。他封贺子珍做皇后。丁玲，你就封个贵妃吧！……”

这一情节是可信的，因为丁玲当年正是一位风华正茂的才女，倍受毛泽东青睐。既然毛泽东讲了这个敏感问题，动手动脚就不足为奇。

既然毛泽东有这种丑恶的灵魂（特指所谓的“三宫六院”的帝王思想），因此，在建国后毛泽东也自认为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是“斯大林加秦始皇”——李锐语），并“超过秦始皇百倍”，对他来说玩弄女人于股掌之中，就是理所当然、轻而易举的事。被他糟蹋过的女子，为尊者讳，这一向是属于绝密的禁区，因此难以数计。这里只涉及三位著名的女性——孙维世、上官云珠和张玉凤。

关于孙维世：

她是烈士后代、周恩来的养女。1949年底毛泽东率团去苏联访问，孙维世任俄文翻译组组长。在列车上，有一次毛泽东约孙维世长谈，突然一双大手搂住了她，抚摸了她。她浑身都颤怵着，……这晚上她以纯真的处女之身，伺奉了“伟大领袖”（编者注：说白了，就是奸污）第二天一早，她逃了出来，跑到她爸爸周恩来的车厢。孙维世投进了爸爸的怀抱，痛哭起来。最后才半吞半吐地把事情说了出来。周恩来恨得直跺脚，气得煞白了脸。他嚷了几句。他能说什么呢。去大闹一场，去提出抗议，周恩来凡是顾全大局，一切为了大局，一辈子服从大局，对女儿，周恩来除了心疼，就是忍让，他有整整两天脸色都不好，但照常工作，谁也不知出了什么事。从莫斯科回来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过孙维世的事，周恩来夫妇婉言相谢。理由是孙世维本人不同意。不久，周恩来夫妇做主，把爱女嫁给了著名的戏剧艺术家金山。

在“文革”初期，孙维世受尽酷刑，惨死在江青手里，时年仅39岁。江青之所以对孙维世恨得咬牙切齿，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被毛泽东破了处女之身。

关于上官云珠：

她是一位著名电影演员，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去上海住进西郊宾馆一号院。柯庆施深知毛泽东的圣意（指毛泽东事前已向柯透露他对江青的不满和对上官云珠的赏识），通过柯的巧妙安排，终于让上官云珠在西郊宾馆一号院住了整整一星期，直到毛泽东离开上海。

1963年春天毛泽东又去上海，在西郊宾馆一号院再次与上官云珠幽会并诗赠“心中藏之，何日忘之—句出诗•小雅”。

1965年夏天，毛泽东从南方到北京，他把上官云珠带进了中南海，以按摩师身份住在丰泽园里生活服务组。只有张玉凤一人知道她与毛泽东的关系。她随毛泽东来到中南海丰泽园内小住，见不到任何人，也不能参加任何活动，形同幽禁，她这才懂得禁宫生活的厉害。由于毛泽东在北京跟上海不同，接待任务繁重，上官三、五天都见不上他一面，冷清清、空落落，不免使她感到无限凄凉。后来上官云珠随毛泽东专列回了上海。之后，她再也没有见到毛泽东。直到1966年秋被江青迫害致死。

关于张玉凤：

张玉凤原是毛泽东专列上的一位普通列车员，一次毛泽东在一张纸上连写了几个张玉凤的名字，被“大太监”汪东兴发现后，立即调张玉凤到毛泽东车厢里专门侍候毛泽东。不久又调入中南海丰泽园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编者注：从中可以看出汪东兴对“主子”是一付十足的奴才相）时年张玉凤仅18岁。最后又提升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享受正部级待遇。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张在毛泽东身边整整侍候了十八年。事实上她与毛泽东同居了18年，这期间张玉凤为毛泽东生了两个男孩（第一个儿子是1963年出生的，毛泽东亲自取名为“张南子”，意即“南海之子”；跟江青的女儿一样，从母姓）。

在毛泽东死后，张玉凤正式向党中央提出为两个孩子正名问题，要求公开承认是毛泽东的儿子。这当然是一道难题。同意张玉凤的要求，无疑给“伟大领袖”的脸上抹黑。当时，华国锋已大权旁落，胡耀邦表示同情张玉凤和孩子的命运，问题最后到了邓小平手里，他说：“这类人儿太多，我们不要管什么李玉凤、萧玉凤，不要开这个例”。

胡耀邦觉得总应该跟人谈一谈，做做思想工作，并进一步安排好张玉凤跟原先那位丈夫复婚，过正常人的生活。胡耀邦说：“她才四十岁的女同志，本身有什么错？是毛主席要了她十八年吆。”

在写完了上述情节后，毛泽东的丑恶嘴脸已经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笔者不想再说什么了。就此打住。

  《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毛泽东歧视知识分子是荒唐的

在王若水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他论述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评价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

“毛泽东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受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因而都是要改造的。把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去，就是让农民改造他们。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都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在1949年以前确实受过‘资产阶级式的教育’，也就是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东西。这是毛泽东不喜欢的，但这是进步的思想，比毛泽东头脑中的帝王思想要进步得多，也比农民的封建思想和小生产思想进步得多。我不是说知识分子没有缺点，但是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或阶层加以贬低，作为‘臭老九’加以歧视，是荒唐的。”

（引自强剑衷主编《历史大趋势》，第231-232页）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卢祖品：毛泽东为什么不是反革命？

卢祖品在其《一九六八年》的题为《论“文革”之乱及杀人事件》的《后记》一文的第十节全文较长，论述了在1968年在全国普遍出现大规模屠杀“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惨案。现仅摘录其中的几段：

“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上用心不专，办法不多，成绩不大，镇压反对派却极有心得。始终不相信知识分子，对‘自家人’尤其爱往死里整。

“‘四类分子’在农村被管制的种种情状，构成中国农村一道特殊的风景。‘四类’后来增加‘右派’，成了‘五类’，都是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另类，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生命没有保障。……

“暴徒既然不把‘五类’当人看，那么，也可以把另一些人不当人看。他们认为需要时，就把可以不当人看的人，例如为了图谋钱财，为了报私仇，像牲口一样加以杀害。……

“……在毛主席检阅红卫兵那段日子，……听说在东安市场里面的吉祥戏院每天深夜都有批斗会，当场打死不少人（称之为‘牛鬼蛇神’），然后就用大卡车当作垃圾拉走了。……

“有一天在大兴县发生一桩集体杀人事件。经后来查实是：头天晚上，这村里一口气杀了56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连抱在怀里的婴儿也未能幸免。

下面作者又列举了惨无人道的迫害事例，从略。接着作者写道：

“‘文革’因毛泽东而起，‘四人帮’倒台才结束。毛泽东因‘文革’而推出林彪、江青，把他的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发挥到极致，把一条极‘左’路线发挥到极致。

“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是近代中国一个特殊时期里的特殊现象，使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突然陷入集体无意识，作出了许多荒谬绝伦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从摧残文化开始，直接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来势汹汹，势如破竹。一切神圣的经典、权威，都得重新接受‘文革’炼狱般的考验。发生在上述各地的大屠杀，集中表现了‘文革’理论、路线、政策的全部荒谬性。

“毛泽东发动并亲自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但他没有对这场灾难承担什么责任。

“当然是极大的错误，但光说错误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是罪行，而且是极为严重的罪行。从恶梦中醒来的民族，却非常大度地宽容了他的罪行。

“所以，‘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毛泽东为什么不是反革命呢？’这，就成了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永久的疑团。

“罪恶未能清算，历史了悄悄翻开了一页。

“……至于杀人集团的主谋和凶手，从他们杀人的那一天起，就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编者注：从历史的发展规律看，毛泽东能摆脱这个命运吗？）

编者的话：就目前的政治现状看，新一代的最高领导层依旧把毛泽东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仍向他顶礼膜拜，作者敢于提出如下的两个触目惊心的观点：“当然是罪行，而且是极为严重的罪行。从恶梦中醒来的民族，却非常大度地宽容了他的罪行。”“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毛泽东为什么不是反革命呢？这，就成了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永久的疑团。”这两个问题提得好，令人解放思想、大开视野！每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应该作如是观！

                传记作家叶永烈：“对毛泽东的审判 还没有结束”

“毛泽东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裁决”

叶永烈在《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中，有这样两段评述，言简意赅，乍一听，有些耸人听闻，但如果联系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两次“大灾难”，使几千万人的血流成河；两次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从这一视角去看毛泽东其人，就不难理解叶永烈讲这些话的心态。只要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抱着“血溶于水”的感情，并且对毛氏暴政进行深沉的“反思”，就自然而然会认同叶永烈的这一观点。他是这样说的：

“如果没有‘八届十中全会’，或者毛泽东在1962年8月之前谢世，那么中国对毛泽东的评价将还会再高些。……

“八届十中全会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从此，毛泽东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虽然他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也风光一段日子，但他是向着一个无底的深渊，一步步走去，再也不能回头，最后到‘文化大革命’中沉沦。毛泽东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历史和人民会作出公正的裁决，反正时间还多着呢！”

文中，一个是“如果……谢世”，另一个是“下地狱”，这两句话的内涵，只要细细捉摸，还是回味无穷的。

他在《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的另一处又说：

“刘少奇没有好死，毛泽东也没有好活。”

“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终结的丧钟敲响了！”

“刘少奇没有入地狱，而毛泽东也没有上天堂！”

“刘少奇‘盖棺论定’了，但历史与人民对毛泽东的审判，则还没有结束。”

叶永烈在《周恩来与毛泽东》一书中，在有关章节中对毛泽东有更全面的评述，现将这些评述汇集在一起，从中可以更加深刻认识毛泽东其人。而这些评语又都是建立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后得出来的。

他对毛泽东的评价：

在政治上，他认为：“毛泽东是由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蜕变为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一个革命家蜕变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君王。”

在思想作风与道德品质上，他认为：“毛泽东的排斥不同意见，是特别恶劣的。”“他往往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通过高压、暴力的方式，对持不同意见者施予打击、斗争乃至铲除、杀害。”（指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搞的“肃反”。）

“晚年的毛泽东，是卑微渺小、龌龊黯淡的。”

“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垮（指对周恩来）”。

“毛泽东将这套肮脏的手段来对待周恩来。……毛泽东对待周恩来何其残忍如斯！”

“毛泽东的那种玩弄权术与阴谋诡计的手段，那种明知故犯、落井下石、威逼陷害的思想作风，都是十分丑陋的。”

“毛泽东的这种心态与行为，突出地反映了毛泽东晚年恶劣的政治品质！”

“毛泽东的那种阴险狠辣、不择手段，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丑恶的行径之一。”

“……连垂死的病人都不肯放过，一定要斗争到底。这股狠辣的劲头，也只有毛泽东才具备。”（指对周恩来）

因此，作者的结论是：

“毛泽东的排斥不同意见，是特别独断专行，是毛泽东思想作风的一大恶劣的本色。他一生中所犯的重大错误，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千古劫难，全部都是与此有关。”

“毛泽东的‘德’过于恶名昭著！”

作者在评述毛泽东的一生处世哲学时，他在引述毛泽东自己讲的原话后（比如毛泽东说：“……一万年以后，也要斗”。毛泽东还说：“有人说，中国爱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实中国就是好斗，我就是一个。”）就接着说：

“实际也是这样，毛泽东走到哪儿，就斗到那儿。形形色色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云，伴随了他那漫长的一生。”

为了说明毛泽东“走到哪儿，就斗到那儿”，作者从封存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档案中，挖掘出了迄今鲜为人知的、毛泽东一手炮制的苏区根据地的大冤案。作者对这一冤案作了如下评述：

“中央苏区三十年代初期的肃反运动，是一起毛泽东借用反AB团来铲除异己的政治事件。据不完全统计，死在这场政治阴谋中的红军官兵与党政干部，达二万人之多。（编者注：见司马长风《毛泽东与周恩来》）他们大都是革命的中坚分子与骨干力量。……”

这一冤案为“尊者讳”，迄今没有公开平反。

“此后，从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到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策划的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这一切源头，便是反AB团运动。”

作者对延安的整风运动是这样评述的：

“毛泽东为周恩来组织的批判斗争，不仅规模宏大、时间持久，而且气氛紧张而激烈。由于整风的第一号对象王明早就称病住院，躲避了批判斗争；因而第二号对象的周恩来便承受了主要的批判斗争的火力，其场面的激烈程度为整风运动的首见。而周恩来本身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毛泽东的这条错误的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中共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给中国带来了贫穷、落后与苦难。毛泽东在世之时，没有人能够反对它，更没有人能结束它。听任其横行恣肆。这一切都是崇拜延安整风运动之所赐。”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看重延安整风，是因为通过这次运动，形成了毛泽东的统治模式。”

“毛泽东由反教条主义的英雄，变为教条主义的俘虏；由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蜕变为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一个革命家蜕变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君王。而延安整风运动由一种思想教育运动变质为毛泽东打击党内外的不同声音的武器，成为毛泽东专制统治的工具，就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

“建国后，毛泽东将封建皇帝治国安邦的宝典《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那部书画满了毛泽东所做的记号、批注。那些封建王朝宫廷斗争的权木，浸透了毛泽东的每一条神经。”

编者的话：

叶永烈的包括《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内的三本着作，十年前在国外出版，去年由远方出版社在国内出版发行。像上述那样对毛泽东的淋漓尽致的批判、揭露与无情的鞭笞，按传统的思维定势，他只能在国外度日，是难以在国内立足的。

但令人欣喜的是：在今年出版的《同舟共进》杂志的第十一期上刊登了一篇由叶永烈写的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的长文。这一现象，至少说明现在政治上已放宽到像叶永烈那样的人，不但允许他在国内存在，而且还可以发表他的文章。这是一件大好事！

这是否意味着让中国人民开始享受对当年暴政史的知情权！？果能如此，重新评价毛泽东已为期不远矣！

史学家唐德刚：毛和刘邦朱元璋等农民起义领袖是“同一种动物”

大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文章说：

“他（指毛泽东）从完全正确，走向完全错误，最后把全国人民整到绝境。这是五千年历史上的特殊阶段。”他认为：“毛对法治的理解，还停留在二千年前法家的层次。他所知道的‘法’，只是惩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他对现代法理学一窍不通。”　　

毛不讳言，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反映他自诩的“虎气”和“豪气”。唐居然说：“这位农民知识分子，和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刘邦、刘秀、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英雄好汉是同一种动物。”

身为大师，何出此言！平时为文，用词遣句是准确而老到的。是失语，还是调侃，还是为破除迷信，而用此激愤之词呢？

（上文引自丁弘着《毛泽东现象和其它》一文）

编者的话：

用“同一种动物”这个词来论述毛泽东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似乎偏激了一些。听起来有些刺耳，曾拟将小标题改写为“同类”。后来一想，为尊重原作者的观点，又恢复原来的小标题。

对毛泽东在建国后所炮制的一系列冤案及其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的大灾难，必定会有合乎实际的定论。在目前既有“禁区”，严格控制舆论界，又要坚持改革开放，走“民主、法治”之路，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一个真正的民主、法治的国家里，是绝对不允许有什么“禁区”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这是法治社会的底线。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条件，所谓“民主、法治”只能是欺人之谈！史学界在目前之所以出现思想混乱的局面，就与此有关。

在诸多评价中，归纳起来，无非是三种：一曰毛泽东依然是“神”，应当继续向他“顶礼膜拜”，这种人不是“左爷”，就是奴才或者还习惯于跪着的人；二曰毛泽东是人，但有罪；三曰毛泽东是“魔”或“动物”，这是一批对毛泽东暴行进行深刻反思的人。对他们的思想激情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千古罪人”，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有专制主义者，在毛泽东面前，都是望尘莫及的！通过三年“人祸”，活活饿死了四千万人，通过“十年浩劫”又活活逼死了两千万人（叶剑英语），仅这两笔血债，说毛泽东是绝灭人性、丧尽天良，决不过分。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毛泽东那样的人来。从这一角度看，说毛泽东是“魔”或“动物（即畜牲）也是讲得通的。大史学家唐德刚这么评说，也无可指责。

当然，对编写史书的人来说，还是应该理智一些。把毛泽东当作有罪的历史人物来对待，还是比较贴切的。

唐德刚说：“毛对法治的理解，还停留在二千年前法家的层次。他所知道的‘法’，只是惩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他对现代法理学一窍不通。”像这样评价，于理于法，都是站得住脚的。从这一视角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是绝对逃不了的。可惜直到现在为止，对毛的评价还停留在《历史决议》的水平，真是太可怜、太悲哀了。

  陈一谘：毛泽东实在是一个古今中外专制暴君之集大成者

本文是从作者所写的、题为《中国改革三十年祭——兼论毛泽东的“四个创造”》一文中摘录其中的一节。

作者在“六•四”事件前，曾先后担任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组长、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理事、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政治改革办公室秘书长和中国政治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从作者的身份看，他所写的史料与史观是有重大参考价值的。特摘要转录于后。

在1949年至1978中共执政的前30年中，毛泽东发动和制造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一次比一次残酷，使中华大地经历了亘古未有的浩劫，成了一座“人间地狱”。那时，居住在古称“神州大地”、“礼仪之邦”土地上的人们，哪一个不是日日心惊胆颤地生活在恐惧之中，不知何时自己的家人或亲友就有飞来横祸。几乎各界精英无一例外地都先后受到各种冲击、批判、凌辱和斗争，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30年间，毛泽东制造了8，300万冤魂、3千万件冤案、3亿多人受批斗。可以说，毛泽东视人命为草芥、造冤狱遍寰中的罪行，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暴君恶行的总和。国际社会普遍将希特勒、斯大林当作20世纪暴君的代表，希特勒造成了6百万犹太人的死亡，斯大林则造成了2千万苏联人的死亡，他们所犯的反人类罪和毛泽东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至于那令农民食不裹腹、国弊民穷的“全盘公有”和把人变成兽的“一党文化”对人性的戕害，此处暂不赘述。总之，当毛泽东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魔君离开人世时，中国已到了不改弦更张便难以为继的崩溃边缘。

1978年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理论务虚会”上我说过，“现在大家评价毛泽东的过和功三七开，30年后恐怕倒三七也不止”。1986年中，我在中共高级党校的一个报告中说：我们国家现在建立的“体制模式”，源于“三个因素，一个是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延续；第二是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的继承；第三是斯大林模式的移植”；“三个因素加在一起，使我们建立了一个党、政、经合一的、中央高度集权的、按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命令管理的体制模式，这种模式不能不带有强烈的封建宗法的特点”。1988年我又指出，毛泽东实行的“以党治国”、“全面专政”和“等级身份”、“等级产权”，严重束缚着中国的进步。可惜这些说法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笔者认为：不彻底批判毛泽东在中国的一系列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的恶行，不彻底解除毛泽东强加给中华民族的重重枷锁，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强国的梦想是难以实现的。如果说改革是为了消解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那么，毛泽东那一系列反人性、逆潮流的“创造”则必须从根本上革除，否则中国一直会被摈除在现代化国家之外，难以汇入人类社会的主流。

毛泽东实在是一个古今中外专制暴君之集大成者。

     戏剧家吴祖光：我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毛尸体从纪念堂扔出去

吴祖光在1997年就说过：“中国的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绝对是一个中国以至全人类有史以来最绝灭人性的、最这惨无人道的、最荒淫、最无耻、最残忍、最阴险的暴君。他的罪恶擢发难数。在他的头脑里，没有丝毫的法制观念。毁灭生灵如同儿戏，毁一条生命，比踩死一种蚂蚁还要容易。”他还说：“污染中国人心灵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毛的尸体从纪念堂中扔出来，将毛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来。”现在仍将双手沾着中国人民鲜血的暴君头像挂在天安门城楼，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汉学家费正清（美）：一个缺乏道义的人

可以掌握亿万人的命运 太可怕了！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长期百思不解：为什么一个只是有限性的人，掌握无限性的权力。一个缺乏道义的人，可以掌握亿万人的命运？他的最后一本书《中国历史新论》，还在探讨这个在中国由来已久的关键问题。他认识到，如同封建社会的真龙天子—皇帝，他是被神化了。只是可惜：他不是神，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可是他拥有生杀予夺的、随心所欲的权力，这太可怕了。这是一个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引自丁弘着的《论毛泽东现象和其它》一文）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毛泽东是瓷砖上作画

在丁弘的《在哲学的迷雾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述：

“他（指毛泽东）几十年间惨淡经营的人民公社、大跃进、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新时期到来，全部一风吹了。从总体上看，这都和他没有‘实事求是’哲学思想有关。正如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所预言：‘毛泽东是在瓷砖上作画，一场风雨就会冲光了……当然中国还会存在。’旁观者清，这是对毛泽东主观唯心主义最生动、最深刻的批评。毛泽东自己陷入哲学的迷雾之中，他却驾驭着中国这一巨轮。正像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哲学家李达事先预告的：‘你这样，中国要遭难了。’”

（引自《往事》一书，第221页）

编者的话：

李光耀不愧是一位资深的政治家，他以第三者的身份，客观地、清醒地看到毛泽东晚年的政治旅程，作出了：“毛泽东是在瓷砖上作画，一场风就会冲光了。”这样一个极其风趣、幽默、含蓄的评论。应该说，它的内涵是值得令人细细回味的。资深的记者丁弘先生，仅用三言两语，对李光耀的话作了精彩的补充说明，从而让人们能更深刻领悟李资政这句话的哲理；最后作为结束语，丁弘又借用李达“你这样，中国要遭难了。”用“点睛之笔”，评价了毛泽东的晚年。                        

毛泽东真相

最早的大屠杀——苏区大肃反（毛泽东最早的大屠杀引起了当时中共中央和苏区红军大多数领导人的反感和反对，也曾经一度使得毛失去了红军的支持同时也失去了权力：参考高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AB团”的历史考察》等。黄克诚说：“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30年代在湘赣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的数次大“肃反”（肃清反革命运动）中估计至少有十万多人被屠杀。毛泽东当时是总前委领导，始终处于大肃反的主要领导者地位。毛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反布尔什维克）团分子，甚至超过1/4。

事发的起因是毛泽东反对李立三的进攻武汉、长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的战略方针。这在中共红一方面军内部有不少争议，出现了“骂前委对抗中央”的言论以及不满前委领导的情绪，毛泽东认为这就是“AB团”的进攻。

打AB团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敢于直批毛泽东的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对其权威的挑战。结果，最先被逮捕的就是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等120余人，以后逐渐株连达到4400到5200人之间，杀了几十个AB团团长，永新县接连把六届县委打成了A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杀了。毛泽东在给上海党中央的信中说，一个月的工夫，在他的管辖下，整个“红军中破获AB团4400以上”。

老红军萧克回忆道：“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就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被捕的人被“双手吊起来用牛尾竹竿子毒打”，或者“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

当红军中曾经反对毛的人肃清得差不多了，毛泽东便着手对付江西共产党人。1930年12月3日，毛泽东派李韶九去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当时毛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对毛有所不满的人。毛下令要“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12月5日，李韶九带着一连人马日夜兼程，赶往富田，立即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苏军事部长）、周冕（省苏财政部长）、马铭（省苏秘书长）、刘万清（原四军政治部主任）等8人。从7日到11日，李韶九不分白天黑夜，四处捕人、审讯。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处决24人，其中有省行委员7名。12月9日，富田肃反人员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规模的捕人狂潮。由于李韶九等人的滥捕、滥杀，终于酿成了揭竿另立的富田事变。

省行委常委丛允中曾经说：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泽东指使，是毛泽东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好安安稳稳地当皇帝。

项英、任弼时等人都认为打AB团、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帮派主义，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当时中央派来的三人团之一的顾作霖，严词斥责毛泽东：“毛泽东从来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武断地把反对你的同志当作反革命杀了！你是什么立场？”

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AB团运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萧克上将回忆，仅在其四军即打AB团，占全军人数五分之一。

江西肃反后来又扩展到其它红区。贺龙回忆：“洪湖的区县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一直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仅1931年底，湘赣处决AB团成员1210人。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半数以上被杀害，仅1931年5月中旬就逮捕了“社会民主党分子”1670人，其中700余人被处决。红四军主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中，仅倪志亮、王树声幸免，余皆被杀；仅30团被杀的干部就有500人之多。白雀园大屠杀，杀不过来自己的“同志”，就用机枪扫。难怪薄一波说，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比死在国民党手中的共产党员多得多。

1935年，遵义会议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但是毛泽东反客为主、反臣为君，篡党夺权长达十年，直到1945年党的“七大”才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

好斗本性和独裁决策铸成的大错误——朝鲜战争（当时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反对出兵朝鲜）：在冷战的情况下，美国为了与苏联抗衡，避免毛泽东倒向苏联，一开始极力拉拢即将夺取政权的毛。内战之初，美国就停止了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宋美龄赴美空手而归；国民党政权撤出南京，苏联大使馆跟着跑，唯美国大使馆不动，美外交人员要“与中共接触”；蒋介石逃到台湾，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称国民党是“被中国人民所抛弃”，允许毛的军队进攻台湾；美台之间连续9个月断绝了所有的往来，毛泽东积极准备“解放台湾”的战争；美国还曾经提出以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换取与毛建交（见《作家文摘》或人民网：新中国对美外交内幕：如不一边倒，美国可给50亿美元援助2010年06月21日）。可是抱着极左思维、一心想倒向苏联的毛泽东却说：“不要急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交。”“政治是不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就这样，毛泽东错过了一次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机会。不但如此，此时的毛泽东、斯大林还怂恿金日成率先发动了“解放”朝鲜半岛的朝鲜战争。但随着美军的介入，北朝鲜败回三八线。斯大林于是又怂恿毛泽东与美军作战，想以此削弱苏联的东方强国——中国，并阻止中国统一的大业。斯大林假装许诺为毛的军队提供空中支持和武器装备。果然，毛泽东上当了。本来，中共政治局开会，由于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反对出兵朝鲜，毛泽东一度作罢，可是，后来，毛与彭德怀一席话后，背离中央，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而斯大林此时却表示不提供空中支持了。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极其劣势的装备参战了，牺牲30多万人、后期供给被美军切断而饿死冻死30多万，总共死亡70多万人（见王树增《远东朝鲜战争》），而美军才阵亡5万4千2百46人。不仅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而且朝鲜战争至少造成了两大极其严重的长期后果：一是美国改变了其防守范围绕过台湾的战略，开始阻止两岸统一。朝鲜战争之后，美台更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可以说毛泽东保了朝鲜，丢了台湾（等到南北朝鲜统一之后，贫穷落后的北朝鲜人也将憎恨毛）。照理说，稍微有战略头脑的人和有民主决策机制的政权都会先解决自己的内政（台湾）问题，然后去管别人的事（反对出兵朝鲜的林彪、聂荣臻等人就是如此的主张），可是毛泽东说：“别人有困难，我们不管，于心不忍啊！”毛的好斗和轻率性格完全蒙蔽了他的战略头脑。二是朝鲜战争后，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封锁，致使中国30年闭关锁国，于是关起门来搞“超英赶美”的大跃进、搞窝里斗的文化大革命。

朝鲜战争中，美军抓获中国战俘2万余人，其中14000人去了台湾，6673人在经历绝食等“斗争”后终于返回大陆。一开始，毛泽东鲜花迎接，不久，全部战俘打成了“投敌叛徒”，被开除出党，大部分被折磨致死。

新的顶峰——文字狱：封建社会文字狱密布，朱元璋杀了数万读书人，雍正、乾隆制造了无数的文字狱，死者延颈相望。可是，与毛泽东的文字狱相比，古代统治者也是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

第一文字狱胡风案：胡因写《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被毛泽东说成是“反革命意见书”，共牵连2100多人，许多人被整死，如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被活活打死。胡风被抓10年后才被判刑14年，刑满后又不释放，他上书要求释放，结果被判无期徒刑。

第二文字狱《刘志丹》小说案：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成歌颂刘志丹的小说，结果被毛泽东说成“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副总理习仲勋被打成“彭（彭德怀）、高（高岗）、习反党联盟”，12000人受到迫害，许多人丧命。连习仲勋吃过8次饭的饭馆经理也被诬为“习仲勋的交通员”而被捕，株连烤鸭店、湖南饭店等50几户，逮捕10多人，打死6人。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被害死，一机部副部长白坚被斗致死，湖南劳动局副局长刘宗焕被专政队沉河，活活淹死，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被打死，连为李建彤带过路的陕北贫农王悦贤、刘景华也被打死。

毛泽东的极左思想和阴谋权术的大表演——反右运动：毛泽东以其自夸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号召老百姓给党“提意见”，人们不知是计，畅所欲言，结果一共揪出55万右派分子（加上没有戴右派帽子的右派，为180万人）。按毛泽东的话说：右派分子其实就是反革命！可怜，一个阳谋造成了多少个家破人亡！自此，毛泽东的斗争矛头从“阶级敌人”转向了人民内部。

1959年庐山会议后，又有300多万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毛泽东的浪漫主义表演——大跃进；毛泽东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大饥荒：毛泽东于1958年南宁会议上批判“反冒进”，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责对浮夸持怀疑批评的人举的是“白旗”，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毛提出要“插红旗，拔白旗。”于是，大江南北竞相吹牛，“放卫星”。更要命的是，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提出全民大炼钢铁，满腔热情的农民把锄头、铁锹、秤砣、锅等都扔进土炉里“炼钢”，炼钢炉满山遍野，炉火通宵不息。当年本来粮食丰收在望，可9000万人上山炼钢，农民让粮食烂在了地里，无人收割。彭德怀急了，以诗疾呼：“青壮炼钢去，锄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与人民鼓与呼。”果不其然，大跃进、大炼钢造成了大饥荒。据当时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中国人口减少了2000万。若加上每年本应增加新生人口一二千万，所以，实际的饿死人口在4000万以上（最新的专家研究报告：死亡4120万。）。也就是说，三年饥荒的死亡人数是抗日战争中国人牺牲、被屠杀、饿死的人口总数的2倍。连历史上从未饿死人的天府之国四川也饿死了一千万人。这是毛泽东对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参见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等）

至今一些人不仅不思悔过，反而信口雌黄，把三年饥荒说成是“自然灾害”（对这么大的中国来说，局部的自然灾害哪一年也没断过，但事实是，学者们考证的结论也是，那三年中根本没有大的全局性的自然灾害），这是对几千万死去的同胞的极大侮辱，是对中国人民的高度蔑视。可他们遵循的思想路线却自称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号称是“实事求是”。

据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河南省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时，信阳100万人死于饥饿时，河南省至少有25亿斤粮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亿斤粮食库存，仅动用这两省的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明知道大面积饿死人，毛泽东还大幅增加当年的全国征粮库存额度。

另据报道，大跃进中，河南省委浮夸的粮食产量为实际数字的几倍。省委硬说农民有粮不交。为追逼粮食，仅信阳地区就逮捕和拘留1.2万多人，其中703人被打死在拘留所或狱中。后来，信阳地区饿死100多万人，其中息县饿死10万人，村庄减少639个。可省委书记吴芝圃因批判彭德怀有功，易地做官，被毛泽东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而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因如实讲出大跃进中的问题而被打成反党集团。

1959年，中国竟然出口粮食400多万吨，足够2000万人吃一年。可是，毛泽东为了争当世界革命的领袖，也顾不上国人马上要饿死了。

王稼祥建议在国内困难的情况下减少外援，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毛严厉批判，指责为“修正主义”。

中国在60、70年代共援助阿尔巴尼亚100亿元，该国仅200万人，相当于每家获得中国援助2万多元，而当时中国国内几乎没有万元户，除毛泽东总共违规违法获稿费7582万元外（当时全国仅他一人有权获稿费，见后）。

另外，邓小平曾经告诉李光耀，中国援助越南200亿美元。援助红色高棉10亿美元。朝鲜战争支付了63亿元费用和560吨物质。另据在日本出版的对朝文件披露：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向北朝鲜总共提供了超过8000亿人民币的援助。

大饥荒后，召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因刘少奇要立碑纪念饥荒中死去的人民，还说“喊万岁是封建意识”（毛泽东在1950年的国庆口号中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在党的“八大”时根据彭德怀的提议、刘少奇第一个表态支持，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毛泽东对刘怀恨在心。江青后来称：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七千人大会的恶气。

集权力斗争、封建专制、极左思想于一炉的空前浩劫——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先是发动“四清”运动，称要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成死亡77560人，挨整532万多人，然后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其政治对手刘少奇等人。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等被迫害致死。1967年8月28日，毛泽东下令开枪，打死“反革命”游行群众101人。大兴县杀“四类分子”325人，22户被杀绝。湖南道县农村纷纷组成“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大队干部随意处决人，红色大屠杀致死上万人丧命。屠杀的手段有：刀砍、铳打、铁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钝刀剐、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数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人丢进红薯窖用火活活熏死，还采用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断肢等种种手段，惨不忍睹。文革中，冀东案迫害8万4千人，死亡2955人；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案致死14000人；内蒙古人民党案致死11622人。广西武斗死亡10万多人，广西武宣县、隆安县、大兴县、上林县、武鸣县、蒲北县、灵山县、贵县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煮吃“反革命分子”心、肝、肉的吃人事件。叶剑英曾说，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汉学家麦诺教授估计，非正常死亡773万人），上亿人受迫害。

然而，一切的罪恶都被推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头上。他们成了替罪羊。罪魁祸首可以逍遥法外，不被批判，仍然是万民爱戴的“伟人”。

可是江青说：“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腐败的不择手段的皇帝——毛泽东：毛泽东性情放荡不羁，与100多个女人发生性关系。彭德怀曾斥责毛“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在中南海成立文工团是在“选妃子”。毛泽东对女性见异思迁，道德堕落无人出其右——在夫人杨开慧身陷囹圄时，他与贺子珍合欢；在贺子珍赴苏联养病期间，他与江青同居；在与江青结婚时，他与许多女性“暗渡陈仓”。

毛每次外出，坐专列，警察、军队数千人保护他，一切人、一切车辆皆服从其特权——让路。毛每次外出要花费数百万元。毛去苏联访问，也用专机把木板床运去（毛的朴素只是他的农民习惯而已。当要花很多钱维持他的“朴素”时，他毫不犹豫地折腾）。即使三年饥荒时期，全国到处都在为毛建豪华别墅。除各省市首府外，一些中等城市如包头、鞍山等也竞相效尤，其数量之多，古今中外少有。外交部当时的总务司长等人从各地观摩回来后说，有些地方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有些别墅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除庐山“美庐”旁的一处外，1959年6月毛回韶山时，还向省委提出在滴水洞造点房子，说以后可以来此办公、休息。这座别墅，连修公路、美化环境在内，1962年才竣工，耗资1.2亿元（那时30元可以够一家人糊口）。有人计算，如果毛泽东用建别墅的钱去买粮赈灾，可供湖南饿死的248万饥民吃一年。同时建造的毛泽东的另一个行宫在上海，西郊宾馆连同园林占地一千多亩，上海市委称之为“四一四工程”，1962年毛住进去的时候，丝毫没有为在各地饥殍遍野的时候大兴土木而内疚，偌大一个宾馆，十几年里，毛总共只住了几天。还是在全国到处都饿死人的时候，毛命令把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改成“118会议室”，里面的装璜、家具、陈设、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而且，中南海的春藕斋也被重新粉饰装修，成为毛的专用舞厅。在饥殍遍野时，毛居然把舞会由每周一次改为两次，可谓莺歌燕舞。

《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记载：三年饥荒期间毛泽东的菜谱：1961年4月26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作了西菜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其中有：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60年代初，工作人员为毛制作的鸡类西菜有：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60年代初毛泽东吃过的猪肉类西菜有：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几、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毛泽东吃过的西菜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

《党史文苑》载：据汪东兴回忆，1967年10月，毛亲自查了自己的稿费存单，达570多万，毛是当时中国的首富。（2007年12月11日，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透露毛泽东著作的稿酬累计加上利息，共有1.3121亿元人民币。1976年12月底，汪东兴在清查毛泽东私人财产时发现，毛泽东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稿酬累计存款为7582万余元），而毛的文章却大多为胡乔木、田家英、康生等人所代写（“毛选”中的文章90％以上是秘书们所写），《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非毛的作品，只是冠以毛的名字发表或成为毛的讲话稿，稿费全部归毛。1964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改革稿酬制度的请示报告》——废除了印数稿费的制度，只采用字数稿酬，后来全国报刊、出版以及任何创作又取消了稿费制度，全国唯有毛泽东一个人享受特权在拿稿费，而且是按印数稿费拿。毛的著作大多不是人民自己掏腰包购买，而是国家、单位花钱购买，发给人民，结果每个家庭都不止拥有一套两套。著作不断地再版，声称“手不沾钱”的毛泽东不断地违规拿钱，对于这种特权腐败人们熟视无睹。

毛的钱是怎样花的呢？据王彬彬的《为批评正名》《党史文苑》叙述：毛的稿费收入首先是用于贴补生活之用。毛泽东每月工资404.8元，江青330元，他们的收入是当时中国普通工人收入的十倍。但远不够他们开销，于是每年从稿费中拿出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十万）用于个人生活，结果毛还被宣传为“艰苦朴素，粗茶淡饭”。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泽东先后9次提取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给了江青；从1967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5次提取15万元给了张玉凤，又给了护士吴某2.5万元，给了汪东兴4万元，但没有见过毛拿自己的稿费去做公益事业或者救贫济困—即使是对曾经养育过、乃至成就过他的“福地”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等长期以来相当贫穷的地区，“伟大领袖”也没有掏过腰包。

毛泽东不但没有感激过贫穷的乡亲，而且多次公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叫好。比如日本首相田中访华，田中为日本侵华口头道歉，毛却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

毛害怕自己死后，周恩来会左右时局，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一方面“批林批孔批周公”，一方面加紧害死周恩来，其残忍本性再次用在了自己的“亲密战友”身上（参见周恩来研究最权威的专家、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参与编写中国官方的《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的高文谦所著《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出版）。周患癌症，毛泽东竟亲自担任治疗小组组长，医生、专家皆提出必须给周动手术，周的秘书们也力争，可毛泽东竟然不准，批示说：中医治疗。秘书们看见批示后全哭了，周因此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周病重期间，毛拒绝探视，叶剑英等中央许多领导、将军多次劝说、联名上书毛泽东，请求毛去探视，也被拒绝。毛为了保住“文革”，怕周死在他之后，周会否定文革，所以不择手段让周早死。周死后，毛泽东允许张玉凤放鞭炮庆贺。可是，御用报纸却解释：因为好几年，中南海没有放鞭炮，张玉凤为了让毛春节高兴，擅自放的鞭炮。试想，如果没有毛的批准，周恩来刚刚去世，张玉凤敢放鞭炮？当时，北京全城百姓都在议论：周总理去世，毛主席放鞭炮庆祝！

毛泽东晚年曾经多次提出自己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毛远新或王洪文。可见，随着周恩来去世，毛家天下的班子初步形成，幸亏毛岸英早死了，否则他就是中国的金正日。

毛泽东创造了中国五大纪录：近代史上国土版图最小的记录（为倒向苏联，毛割让了外蒙）；非正常死亡最高的记录（共死亡6000余万人）；GDP占世界份额最小的记录（文革结束时中国GDP占世界2%，而国民党时期占世界6%）；国民生活水平排名世界倒数第一的记录；控制人民精神、思想和私人生活最严密的记录。

最早反思毛泽东独裁、反思文化大革命的人——林彪：

林彪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统治的封建主义实质，他在日记中写道：“主先臣后”，“主倡臣和”，“终生不犯错误之法，……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坚决的左倾高姿态”，“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叶群记录的林彪讲话还有：“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林彪正是按照这些原则投毛之所好，进行表演的。其情形与周恩来如出一辙，林、周是两个为了自保而竟相吹捧毛泽东的人，他们希望像赫鲁晓夫那样靠着喊斯大林为“父亲”而躲过大肃反，并且最终成为党的领袖。

所谓林彪整人，只是对毛泽东想整的人说了几句话而已，如对罗瑞卿、贺龙。罗瑞卿因为在毛泽东专列上安装窃听器的事而被毛欲置之死地，贺龙因为长期不愿奉承毛而被毛怀疑——贺龙家里从来不挂毛泽东的像；全国学毛选时，贺龙却说“应当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毛泽东接见运动员，贺龙站在门口，10分钟就走了；有一次，运动会上高奏《东方红》，贺龙起身就走；毛泽东摆家宴过生日，贺龙称身体不好没去，可是却在家里打扑克；批判刘、邓，贺龙不发言，毛泽东逼他发言，贺龙却说：“我上不了纲哟”。因此，毛泽东怀疑贺龙是另外一个彭德怀，必欲除之，让人揭发他“二月兵变”想成功后贺龙当主席。周恩来也面对“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故意贬损贺龙，称南昌起义有“我和朱德同志、林彪同志、陈毅同志”，惟独不提担任起义军总指挥的贺龙。

林公开大批彭德怀，私下里却说彭的“万言书是对的，就是急了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毛吹成“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但私下里却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林彪个性清高，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个敢顶撞毛主席。林彪反对出兵朝鲜，拒绝率兵入朝；反对大跃进，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推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林彪竟把毛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

毛泽东强迫林彪做接班人，但林彪或许是因为身体不好，他是寡欲的，他多次声明不当国家主席；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但却把日常工作委托给了叶剑英。从1967年到1970年，林彪仅一次在住地召见过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约20分钟，谈的仅仅是防止苏联对北京的突然袭击；黄永胜当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前后，林彪只见过他两次，林彪从未单独接见过吴法宪，对李作鹏也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一次，邱会作在文革期间从来没有面见林彪的机会。林彪甚至在文革数年也没有对军委办事组下达过像样的命令。可就是这样一些零散的人，被毛泽东捏造为“林彪反革命集团”。

原来，林彪与“四人帮”等毛泽东的走狗水火不容。林彪集团的人都是受到毛泽东、四人帮的残酷打击而投靠林彪的。黄永胜直到1980年出庭受审时还大骂江青“大流氓！大坏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皆是受尽批斗凌辱，后来被林彪暗中保护了起来。林彪他们称江青为“白花蛇”，张春桥为“眼镜蛇”，姚文元为“响尾蛇”。林彪多次当众大骂江青，还说要“毙了她”；一次，陈伯达想辞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可林彪劝他：“你不占住这个位子，她（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只是因为江是毛的夫人，林彪又要让叶群与江青套关系。1971年，林在苏州大哭一场，提出要“清君侧”，搞掉张春桥等几个奸佞，搞掉“三蛇”，架空毛，实施“新政”，“新政第一条就是：中止文革，搞民富国强。”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录：林彪与毛泽东最大的矛盾是在起草中共九大报告中。毛让林彪主持起草该报告，林彪、陈伯达起草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报告，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所以应当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应当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搞“民富国强。”陈伯达也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泽东看了报告初稿以后大怒，决定另起炉灶，让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政治报告。张、姚起草的报告由林彪在大会上宣读，当时林彪面色铁青，肺都要气炸了。念完报告回到家里，叶群说：“我真担心，你都念错了。”林彪说：“多念错一点才好呢！”

据最近开禁的《林彪工作札记》：林对毛“文革”中的阴谋了如指掌，如林彪札记中记载：

1965年9月30日：风吹得很劲。毛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条件参加实际一线面上工作。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毛的办公室主任是七级、八级。毛说：“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1966年5月26日：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1966年12月7日：毛已决意要除刘、邓。刘邓提议，61年8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64年5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8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毛指：61年是要复辟搞修正主义，64年是排斥毛夺权。

1967年1月9日：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毛泽东）授权眼镜蛇（张春桥）、婆娘（江青）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1967年1月20日：局势继续乱，25个省区告急瘫痪。动用武装部门、保卫部门武器参与武斗。双方都坚持忠于同一个神，同一个魂，同一个旨。

九大之后，毛决心除掉林（毛最终逼死林彪，出于三大原因：林彪的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思想与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严重冲突，为了自己身后不被否定，毛必须在打倒刘少奇之后乘胜追击，打倒林彪，甚至后来试图打倒周恩来；当初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秘令林彪坐镇中央军委，为他掌握军队，结果军委办事组都是林彪的人；毛认为批判张春桥的“二月逆流”是林彪推动的，因为以林彪为代表的“枪杆子”与以张春桥为代表的“笔杆子”水火不容），林多次求见毛而不得，林彪甚至为此大哭了一场。一次，江青让林彪到钓鱼台，林以为毛要接见，匆匆赶去，结果只是跟江青照了相，没有见到毛泽东，林彪气愤填膺。毛始终不给林彪任何解释的机会。庐山会议上，本来是康生首先提出要设国家主席，林彪从未提出，而且多次表态：如果设立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我林彪绝对不当。但毛泽东要借机打倒林彪，他跑到南方大肆进行非组织活动，到处声称：有人想分裂中央，想当国家主席。他逼迫林彪出逃，林彪不想认罪，认罪了必然是刘少奇、彭德怀的下场。林彪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以上均见林彪秘书的回忆录）中央本可以阻止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当时全国的飞机都禁止升空，惟独允许林彪的飞机起飞，毛泽东还十分潇洒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其实，毛、周胸有成竹，飞机上早就安了定时炸弹。

文革中，一份批判文革的信——《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传到林彪处，林听讲后一言不发，但随后又把信要了去，说“再看看”，可见，这封信引起了林彪的共鸣。林彪曾说：“文化大革命，要变成‘武化’大革命喽！”林彪儿子林立果等人在《571工程纪要》中写道：“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上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林的女儿林豆豆曾说：“中国啊中国，你何时才能结束这种封建桎梏，真正走向民主啊！”

从上可见，林彪代表着对文革的批判力量，林彪集团是文革时代最早的觉悟者。              

                   毛泽东秘密讲话曝光邪恶远超希特勒

《毛泽东选集/内部》，由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选编，党内限级阅读。所选编的文献全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至六零年左右，毛泽东在中央高层的历次重要讲话。出版日期应该是在四清运动开始前后。书的厚度比公开发行的毛选四卷的一卷本略薄。

选集中的许多讲话过去都略有所闻，没有引起我太多兴趣。有两篇给我印象比较深，一篇是58年关于大跃进的讲话，毛说：我们在报纸上公开提出超英赶美，十五年超过英国的口号，其实我们十五年完全可以超过美国，我们公开只提十五年超过英国，是说话留有余地；另一篇是59年毛关于把国家主席让给刘少奇的讲话，从那篇讲话中明显可以判断，毛泽东是在党内巨大压力下不得不把国家主席的位置让给刘少奇。

选集中令我十分震惊的，是毛泽东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几次讲话，读过这几篇讲话，我当时的结论就是：毛泽东的邪恶，远比德国法西斯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历史如果给了毛泽东机会，中华民族肯定早已经被他毁灭了。

我当时推想这本选集的出版可能与毛刘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有关，可能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一派人有意假借宣传毛泽东思想之机，扩大共产党内对毛泽东的反人民思想的了解，为日后的党内斗争做铺垫，却没有想到最后还是被毛占了先机，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毛泽东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几次讲话均集中在1955年，其时代背景是“抗美援朝”“胜利”后，赫鲁晓夫公开批判斯大林之前。讲话可能有3-4次之多。概括起来其主要内容是：

1)世界大战并不可怕。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就可以实现世界大同。

2)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

3)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我建议苏联假装坐观，由我来带领中国人民把美国军队吸引到中国战场，我们同美国军队打常规战。

战争扩大滚雪球，然后我们假装败退，逐步把美国军队引入中国大陆，使美国军队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从而迫使美国向中国战场投入主力军队。

当美国将主力军队投入中国战场后，请苏联向中国战场突然投射原子弹，将美国主力军队一举歼灭在中国的战场上。

4)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当时中国的统计人口是六亿)

5)死掉四亿人，还剩两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

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中国人预计死四亿，那全世界要死多少亿呢?相比之下，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共死了三千多万人，不过是毛泽东大手笔的零头。而且二次世界大战死那么多人未见得是战争狂人在战争前的预计和初衷---因为在发动战争前，战争狂人无不把战争胜利的获得想得很轻松，陷入战争泥潭不能自拔才是无休止地杀人的进一步原因。

再说希特勒和日本鬼子要杀死的是外族人，而毛泽东首先预计的是死自己的同胞。四亿人，那可是预计要牺牲的自己的同胞啊，战争一旦爆发，成了脱缰野马，六亿中国人岂不是全搭进去了?中国人岂不是死绝了!足见其其内心邪恶远非前者所能比拟。

当我读到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时想到，毛泽东大权在握，真是得意忘形了，这样的话，想一想都是罪大恶极，他竟然还敢在中央高层会议上讲出来：尽管共产党残忍，那些高干尤其如此，但是我相信任何承认自己还有中华民族血脉的人，哪怕是土匪，也会骂毛泽东民族败类，狼子野心了，只不过在其淫威下不得不隐藏自己的观点。

我是所谓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共产党毛泽东在我的心目中曾经完美无瑕。争三好，学雷锋，加入少先队，共青团，直至大学毕业前夕加入共产党。因为那时不间断的政治运动，连续的杀、关、管、教，我们那一代的父母都已经成了惊弓之鸟，没有人还敢向孩子们说真话，只能任由学校，报纸，广播，向青少年们进行随心所欲的谎言灌输。所以共产党对我们那一代人曾经进行了空前绝后的，最成功的谎言教育。

青少年时代虽然也经历了荒谬的三面红旗运动，饥饿的三年困难时期，甚至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曾有所怀疑，但仍然不愿意从内心深处否定他，愿意原谅他。我对毛泽东认识的质变就发生在我读到这本内部毛选后，知道毛泽东曾经不惜用四亿中国人，三分之二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为他换得大同世界领袖的地位。试想一下，如果一个自称是人民的大救星的领袖，预谋让他的国家里每一个三口人之家都死掉两口，那个人是人民的大救星还是魔鬼?当然是魔鬼!

中国有句古话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共和毛泽东谁是皮谁是毛呢?按理说党应该是皮，党员，即使是领袖，也应该只是毛而已。但是在我的心目中，恐怕在所有中国人民的心目中，都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才是皮，中共不过是毛泽东这张皮上附着的毛而已。这恐怕也是中共至今不敢彻底否定毛的真正原因吧。     当我在内心深处彻底地否定了毛以后，共产党在我的内心深处也就被彻底的否定了，不过这一切只能深藏于我内心的底处，直到我85年出国以后。

出国以后我立刻就参加了海外民运，并正式登报退出了中共。后来在《新闻自由导报》上写了一篇揭露毛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牺牲四亿中国人的文章。不过那时网络还远没有如此发展壮大，新闻自由导报发行量有限，更可能因为人微言轻，另外可能是人心已经麻木，毛准备牺牲四亿中国人的惊人内幕竟然激不起一丝浪花，确实曾经令我悲伤。

毛泽东准备用牺牲四亿中国人口的代价换取世界大同，这是毛泽东1955年在中共内部讲话的确切数字，是我亲眼所见，可是这个数字我再也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国内没有，海外也没有。到海外的这些年来，我偶尔看到有三亿这个数字，原来猜测可能是误传。最近看到马建介绍张戎新书《毛，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知道三亿这个数字来源于苏共档案。这样看来，毛泽东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在不同背景下对第三次世界大战有过多次不同的论述。

国共战争期间许多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对国共战争很害怕，害怕因此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毛泽东为了鼓动国共战争，曾对第三次世界大战有所论述，其主要思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机虽然存在，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努力下是可以避免的。毛的这些思想在公开发行的毛选第四卷里有所论述，被认为是正面的，为中国人民广泛所知。

据马建介绍，张戎的毛传提到，毛在苏联说过：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中国准备死三亿人。可见国外所传三亿这个数字是从苏联流传出来的。

毛泽东访问苏联是在1949年12月。当时中国人口的统计数字是4点5亿，三亿也正好也是三分之二，可见准备牺牲三分之二中国人，对毛泽东来说已经由来已久。倘若今天毛的徒子徒孙以同样的大手笔谋划下一次世界大战，也预计抛出三分之二中国人口，那可就是九亿啊!

如果说49年毛泽东在苏联对斯大林说准备用3亿中国人贡献世界革命，可能是想给斯大林送大礼，以博得斯大林丰厚回赠，那么1955年斯大林已经去世，“抗美援朝”又取得了“胜利”，头脑发胀的毛泽东肯定是想用4亿中国人的生命为他个人获取大同世界领袖的头衔做祭品---我们很难想象他是打算为赫鲁晓夫做嫁衣裳。不过那时中国还没有原子弹，他的梦想只能借助苏联的原子弹往中国的土地上的投掷来实现。以毛的头脑，他不会没有预计到，一旦苏联投原子弹把美国的主力军队消灭了在中国土地上，美国一定会把所有的原子弹倾泻到苏联。美苏互投原子弹的结果，剩下的大同世界当然就是毛的一统天下了。

没有死的两亿中国人并不是毛泽东对自己的同胞还残存一丝仁慈的结果，是因为毛需要这两亿中国人去为他接收全世界。多么美好的梦想!又是多么愚蠢的梦想：苏联就会那么愚蠢地为他火中取栗?真想不到，一个把全世界都骗得团团转的超级巨骗，竟然也有把做梦娶媳妇当真事去办的时候。

后来赫鲁晓夫拒绝了毛泽东让其假做旁观，真投原子弹的蠢驴角色，毛泽东的梦想大受挫折，但依旧大梦不醒，转而要求赫鲁晓夫向中国卖造原子弹的技术，建造原子弹的工厂，从而开始了张戎的书中所说的，准备用饿死5千万中国人勒出来的粮食换取苏联的材料技术和设备来自己造原子弹。那末用肉体挡原子弹的人海战术是不是毛泽东当初批马寅初马尔塞斯人口论，推动中国人口大繁殖的初衷?十五年(1973年)超过美国的大跃进是不是毛泽东为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做物质准备?这些恐怕绝对不是空口无凭的猜想。

从马建的介绍来看，张戎的书中恐怕也没有涉及到我所看到的上述党内文献。这么多年我也没有看到报纸，杂志或网上有人提到过这些文献。这使我感到奇怪，因为这些文献应该会有更多的人看到，因为这本文献当时是在我们大学的内部图书馆发现的。所谓“内部”图书馆是供院级领导和马列主义教员专门使用的。我们学院是北京的一所普通大学，如果我们大学有内部图书馆的建制，有资格保存这样的文献，我相信北京的其他大学也应该会有。

我当时借阅了大约一个星期，可惜那时没有复印机，否则我一定会把相关讲话复印下来。不过由于震惊，记忆也就尤其深刻，几十年过去了，那些字句和数字依然深刻于我的脑海。我真希望本文读者的有心人中，能发动国内有资格进入大学内部图书馆的朋友重新找到这本书，将有关讲话复印下来，将其原文讲话公开于全世界。到那时，毛泽东也就不批自倒了，即使是毛的徒子徒孙也无言为其辩护了。我相信人类历史必将像抛马弃希特勒一样，永远地抛弃毛泽东。

                        毛泽东害死朱德的阴谋

2008年5月2日，我在国家图书馆调阅了《中国近百年历史图集（1840—1978）》，看见了一张1976年6月21日朱德会见外宾的照片，照片上可见朱德精神很好。当天晚上越捉摸越不对劲，因为朱德逝世于7月6日，那么就是说6月21日身体、精神都不错的朱德半个月后就逝世了，当中必然有意外。5月4日，我到国家图书馆重新调阅了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中国近百年历史图集（1840—1978）》，第620页有如下内容：

  在周恩来患病期间与逝世之后，特别是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中国又宣布不再安排毛泽东与到访的外国贵宾会见之后，朱德显然以国家元首的身份，代替毛泽东会见外宾了。但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中国突然宣布朱德在七月六日逝世。他逝世前两个星期还会见外宾。

在这段文字的右边，就是朱德身体显得很健康，满面笑容站着与外宾握手的照片，照片说明如下：“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朱德会见澳洲总理弗雷泽，这是他逝世前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贵宾。”

我到阅览室查阅了《朱德年谱》，找到朱德出人意料死亡的原因了——就在6月21日这一天，别有用心的人用意外的冷气把虚岁九十一岁的老人家冻病了：

6月21日  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这是朱德最后一次出席外事活动。

Δ由于当日接见外宾的时间推迟，朱德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在放有冷气的房间里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回到家中，便感到身体不适，咳嗽并伴有低烧，经医生诊断是感冒。

6月25日  因病情加重，入北京医院治疗。

7月初  对到医院看望他的李先念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搞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

……

7月6日  下午三时一分，在北京医院逝世。

  6月21日朱德会见外宾的时间推迟了，谁决定的？这绝对不可能是外宾决定的，那么就是国内有关方面负责人决定的了。朱德是什么身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按照宪法就是国家元首。在国内会见外宾的时间别人随意改变了居然没人通知他这位九十高龄的国家元首，这多么蹊跷。更可怕的是在大热天的夏至时节，让毫无思想准备和衣着准备的高龄老人被迫“享受”冷气，结果把朱德冻病了，不久就逝世了。

真是因缘巧合，2008年5月4日这天的《北京晚报》第29版连载的朱德孙子朱和平所著《永久的记忆》节录，其中《接见外宾被“冻”感冒》有下面的内容：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1976年6月21日，这也是爷爷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早晨，爷爷一起床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我们都觉得爷爷既然病了，就不要去参加外事活动了，应该好好休息。但是爷爷不顾我们的劝阻，坚持要去，他说：“这是国家大事，我怎么能因为身体不舒服，就随便不去了呢？”

爷爷这次会见的外宾是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这是弗雷泽1975年竞选获胜出任总理后一次重要的出访。爷爷按安排的时间提前来到人民大会堂，在开放着冷气的休息室等待客人。会见的时间到了，客人还没有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也没有外交部人员来说明情况，爷爷只好耐心等下去，他感到浑身发冷。过了好一会，爷爷才被告知，会见的时间推迟了。

爷爷带着病体，坚持到会见活动结束。回到家中，越发感到不舒服。经过医生诊断，是患了感冒。到了25日晚上，又出现了腹泻。

上述两段史料，都没有点出导致朱德委员长被冻感冒的表面原因：是因为最初通知朱德委员长的时间与通知澳大利亚使馆的时间有差异？还是有关领导临时通知澳大利亚使馆改期而不通知朱德委员长？无论是哪个表面原因，内在原因都值得深思。朱和平文章中另一些内容联系起来推理就更加顺畅了：

临走的那天，我去跟爷爷告别，他老人家虽然已住进了医院，但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学习和工作着。看我来了，爷爷很高兴，又听说我要按时归队，他就更高兴了，他说：

“军人嘛！就得这样才行！”

我坐在爷爷身边，对他老人家说：“爷爷您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应该多注意休息。”

这话爷爷有点不大乐意听，说：“身体不好不能成为不工作的理由，和平，我年纪大了，为党工作的机会不多了，要抓紧时间。我的生活组织上会照顾好，你回去以后，要把全部精力用在学习和工作上！”

我知道他老人家此时此刻的心情，轻轻地点点了头。于是我告别爷爷，回到部队。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刚刚回到部队，就接到了家里的电话，让我马上回去，说爷爷病情加重了！等我赶到爷爷身边时，爷爷已经不能说话了。

当时专门为爷爷成立了医疗组，组长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振华，副组长李素文。成员有姚连蔚、吴桂贤、刘湘屏等。刘湘屏是当时的卫生部部长，谢富治的老婆，同江青关系密切。她在三楼住，每天都要来看爷爷一次，奶奶说：“她的态度和神情，都使我感到她对朱老总缺少真诚的关心。有一次，我听见她问负责朱老总医疗的主管医生：‘还能拖多久？’”

谢富治、江青都是毛泽东的忠实走狗（关于谢富治是毛泽东的走狗，参见本书3.3.2《非法杀人》；关于江青是毛泽东的走狗，江青在1980年受审判的时候说：“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毛泽东叫我咬谁我就咬谁，你们打狗也得看主人面呀！”），刘湘屏肯定也可以归类于毛泽东的走狗之列。与江青关系密切的刘湘屏，肯定是要为毛泽东、江青做事情的，“关心”朱德的生命，属于她这位卫生部部长的强项。

综上所述，我认为，朱德生命历程中的突然转折、陨落，是权力场上有人不乐意看见朱德的风光，采取措施迫使他从权力场上消失，从人间消失，目的也确实达到了。

权力场上不乐意看见朱德风光而又能让朱德消失的人是谁？毛泽东。原因可简单归纳为出于毛泽东对朱德的嫉妒与恐惧。

先说毛泽东对朱德的嫉妒。

毛泽东身体早已不好，但是为了保持国际知名度，出风头，抓一点世界舞台的光环，他坚持会见外宾，可这些会见有损他的形象。 

泰国领导人说他们进房间时毛泽东在“打呼噜”。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描绘道：毛泽东说话吭哧嘟哝，头歪倒在沙发背上。从当时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毛泽东脸如蜡像，两腮下坠，口角流涎。直到1976年5月底，毛泽东看到他接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的照片后，决定再不见外国人了 。他这时也知道丢人了。

朱德生于1886年12月1日，毛泽东生于1893年12月26日，朱德比毛泽东年长七岁有余。当毛泽东因为身体虚弱在自己的房间里都不敢见外宾的时候，朱德委员长还能那么健康地到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心眼狭小的毛泽东若不产生嫉妒心理才怪了吶。

再说毛泽东对朱德的恐惧。

毛泽东很希望别人对自己一生所作所为给以肯定性评价。他非常清楚自己一生做了很多很多坏事，最大而又最明显的两件坏事，毫无疑问就是毛泽东发动、领导的大跃进运动导致的饿死五千多万中国人的空前浩劫，以及毛泽东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空前浩劫。这两件事在朱德心里都不是什么好事。毛泽东惧怕自己死后被朱德彻底翻盘。

在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收拾写信给他提意见试图阻拦浩劫进程的彭德怀最紧张的时候，朱德找毛泽东谈过一次话，他对毛泽东直言指出会议的不足之处：“我觉得这次会议发言民主风气不够。”毛泽东听了先是一愣，想了一会儿，说了一句：“你对一半儿，我对一半儿。”庐山会议后，被毛泽东打倒的彭德怀门庭冷落，但好友朱德却常常去看望这位与他并肩战斗时间最长的战友。1974年，彭德怀去世时，临终想见朱德，一次一次地向看押的看守请求，可谁也不告诉朱德。直到彭德怀死后，朱德才知道彭德怀临终的心愿。他顿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大声叫嚷：“你们为啥子不让我去看彭老总，要死的人，还能做啥子，还有啥子可怕的。”

您再看看有病住在医院之时的朱德，仍然关注民生，念念不忘抓生产，就可以知道毛式社会主义抓“革命”（当时正在运动几亿中国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抓生产在朱德心中是什么评价。

您只要知道朱德历任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解放军总司令，您即可知道朱德在解放军内的分量。朱德还是长时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虽然文革后副主席的头衔被毛泽东剥夺了，其实还是权力场最高层有位置的大人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家元首。

若是毛泽东先死了，朱德会对毛泽东的一生所作所为给以肯定性评价吗？根本不可能。假如朱德在毛泽东死后还活跃在权力场上，他收拾毛泽东妻子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将比叶剑英更加坚决、果断、有力量。

出于极端嫉妒和极度恐惧，毛泽东采取措施除掉朱德是合乎逻辑的事情。

通过1976年6月21日对朱德实施冷气冷冻，身体远比毛泽东健康的朱德就进入了医院，在别有用心的领导和专家的“特别”关照下，朱德提前离开了人间。

关于心肠黑而无色的杀人犯毛泽东残害多年的战友、同事，请参看本书2.6.1《刘少奇主席，被毛所害老病无医》、2.6.2《彭德怀元帅，被毛所害痛不欲生》、2.6.3《周恩来总理，被毛所害提前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