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被毛所害提前离世

阅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1972年5月18日及往后，不了解内幕的读者会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呢？因为在5月18日，“确诊患膀胱癌”，而后续没有任何关于治疗的信息。这是极可能致人死命的重大疾病啊，鄙人没有听说过这样对待疾病的人。到了8月4日，“因劳累过度病情有发展”，还是没有任何有关治疗的信息。[1]真是奇哉怪也。阅读了辛子陵着《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您就可以找到答案了——毛泽东在背后捣鬼，目的就是让周恩来早点死去。历史是这样的：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医疗小组与上海、天津的专家共同认为，患者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早进行治疗，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如错过时机，发展成为晚期膀胱癌，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医疗小组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制定了早期治疗方案，上报给中共中央办公厅。等了几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向医疗专家们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实际是毛泽东的）四条指示：

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

第二、不要检查；

第三、不要开刀；

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三七八页）

医疗专家们知道错过早期治疗的时机，等于让总理等死，以为他们的报告没写明白，要直接上书毛主席陈情。汪东兴出面阻拦，说中央这样决定“是保总理的”，“你们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面问题，可过一段时间再看。”这样，周恩来的病便拖下来了。

一拖九个月，1973年2月的一天早晨，周恩来小便时大量尿血，把整个抽水马桶的水都染红了。当医疗小组向汪东兴反映总理的病不容再拖时，这位大内总管坚决贯彻主子毛主席的意图，说什么“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不要慌嘛。”是叶剑英直接面陈毛泽东，毛主席才不得不批准治疗。但通过汪东兴继续搞小动作，告知医疗组，只准做膀胱镜检查，不准电灼。这是很内行的破坏治疗的意见。

1974年5月上旬，周恩来体内的癌病灶扩散转移。5月9日，医疗组组长、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向中央陈情，力主马上住院手术。张春桥代表毛泽东表态：“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理由——周恩来“是党、政、军、内政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手术问题一拖再拖。[2]

直至1974年6月1日，确诊膀胱癌两周年之后，周恩来才住进305医院，做第一次大手术。手术后病情有所好转。8月7日、8日，尿血增加，病情出现反复，诊断为癌症转移。经毛泽东批准，于8月10日作第二次大手术治疗。[3]

1972年周总理初病时毛主席考虑的所谓“全面问题”，说穿了就是让周恩来“先走一步”，以便他安排江青等人掌权（参见本书20.4《毛泽东遗愿——毛远新当中共中央主席》）。如果毛泽东先走了，以周恩来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江青等人绝不是对手。为了实现家天下的迷梦，毛主席晚年的心理是非常阴暗的，品德是非常卑劣的。他绝不容许周恩来“晚走一步”。

为了实现周恩来“先走一步”，除了生物意义上蓄意阻拦治疗周恩来的癌症，毛泽东还对周恩来进行了三次大的精神打击。第一次是1973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投降主义路线”；第二次是批林批孔批周公；第三次是批《水浒》，又回到了所谓“投降派”问题上来，使周恩来在惶恐不安中加速走向生命的尽头。毛主席让周总理“先走一步”的阴谋计划一步步实现了。[4]

1975年5月中旬，周恩来病重。

6月16日，《周恩来年谱》载：“就三月二十六日做第三次大手术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致信毛泽东，告知这一段时间“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但“膀胱出血仍未断”，癌细胞屡有发现。经与中央常委四人研究后，决定提前进行膀胱镜电烧治疗。信中提出：“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信中还请毛泽东“早治眼病”，以利健康和工作。毛泽东圈阅了此信。当晚至次日凌晨，做治疗手术。”

  周恩来要是一切正常了，那不是与毛主席要他早死的愿望背道而驰嘛，这可不行，毛主席必定采取行动施加新的精神打击。

8月14日，毛泽东对陪读人员就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一书发表看法，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称书中农民起义军领袖宋江“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当天，姚文元得知后致信毛泽东，称毛关于《水浒》的评论“很重要”，对“现在和将来”、“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姚提出将毛的评论印发政治局在京成员和有关宣传、出版部门，以“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在姚信上阅批：“同意。”之后，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

8月16日，周恩来嘱身边人员找出《鲁迅全集》中《评金圣叹》篇及各种版本的《水浒》书送阅。

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8月28日和9月4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关于开展对《水浒》评论的社论，提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9月2日，周恩来嘱秘书找来最近《内部参考》中反映各地学习毛泽东对《水浒》评论情况的材料送阅。

9月15日，周总理与人谈话中，就近期报刊宣传上开展对《水浒》评论事指出：他们那些人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

9月20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准备做第四次大手术。进入手术室之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一。”之后，躺在平车上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即向前俯身问候。周恩来握住邓小平的手，用力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5]

既被毛泽东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又因为毛主席的多次打击心情不可能舒畅的周恩来总理，于1976年1月8日离开了人间，比毛泽东主席“先走一步”了。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下卷第526、543页。

[2]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7年版，第693—694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下卷第671、674页。

[4]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7年版，第694—695页。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下卷第709、712、716—717、719—721页。

                     周恩来去世前深沉反思

周恩来在临终时跟邓大姐所说的一句话：“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这说明周总理是带着“一肚子意见”去见马克思的。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是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的。当然对周恩来来说，已经到了临死前夕，没有什么“敢不敢”的问题，但是他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把这“一肚子意见”说出来以后，将会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又一场的大灾难，因此他只好“忍”了。我想：在与毛泽东同一代的领导人中，周恩来的这一段话是有代表性的。

2007年4月，看到《邓颖超日记》，其中详细记载了周恩来在临死前夕与他相儒以沫几十年的夫人邓颖超的私下谈话内容。虽说不上“一肚子意见”，但也算得上是周恩来的内心自白，而且主要是对毛泽东的批评意见，具有深沉的反思内涵。邓颖超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了周恩来发自肺腑的话。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周恩来的“最后遗嘱”。

至于所谓“一肚子意见”没有说出来，是指没有公开讲出来。不但场合不同，而且广度与深度也不同。

万幸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方向发展，像《邓颖超日记》那样过去属于严格保密的档案材料，终于允许在一定范围内传阅。而在当前信息时代，要完全控制住是不可能的。这样，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就有可以获取这类信息。

《邓颖超日记》——记载周恩来的内心自白

2004年3月，中共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内作党史研究用。邓颖超日记，记录了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颖超的谈话，真实地表现了晚年周恩来的形象。他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反思，反思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后历次政治事件中，作出了违心的抉择。

周恩来逝世30周年的“周恩来思想研讨会”：今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三十周年。中央党校、中央理论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曾召开“周恩来思想研讨会”。开了四个下午。会上首先公开了邓颖超日记档案、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小平、叶剑英的谈话档案。会上，对周恩来一生予以较高评价，但对周恩来在多次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背弃了原则作出迁就，造成历史性灾难，感到沉痛。这一切，可以从邓颖超日记中得到印证。

1978年10月，邓颖超就自己的日记，向中央政治局请示：“如何处理有关资料档案？”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告知邓颖超：“现在工作繁多，也很复杂，还是你保管好。”

1981年7月2日，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后，邓颖超又提出有关资料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邓颖超说：“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都看过，还是由你保存比较合适，考虑到多方面因素：党内团结、党的形象、毛主席的功过七三开评价、人民对总理热爱等方面。”

直至邓颖超逝世后，她的日记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属下的机要局保管。

2004年3月，中共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作党史研讨，不作政治结论。

周恩来病危期间 毛泽东拒往探视

1975年1月24日，周恩来病情恶化住院，直至1976年1月8日逝世。在这一年中，中央医疗小组先后在5月7日、7月11日、9月25日、11月12日、次年1月5日发出五次病危通知。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叶剑英、陈锡联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医院探望一下周恩来？”毛泽东迟疑一下说：“我可不是大夫。”1975年9月28日，在第三次发出周恩来病危通知后，叶剑英、李德生、朱德、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等联署上书毛泽东：“盼主席能到医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战友。”毛泽东委托毛远新传话：“我从不勉强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来勉强自己。”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2日，中央政治局请示毛泽东的意见：“主席是否出席追悼会，是否由邓小平致悼词？”毛泽东口述指示：“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强”，“邓致悼词恰当。”

病危期间周对邓颖超嘱咐“三不要”

以下是邓颖超日记中，有关病危期间与邓颖超谈话的部分内容摘录：1975年5月10日：“小超，我百思不解的是：斗争没完没了地搞下去，马克思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斗谁，和谁斗？”“怎么会造成今天的局面？”

1975年9月12日：“我快走了，快了。走后，一不要过问政治；二不要住在中南海；三不要留在北京，回老家养病，休息。记住，记住了，我也可放下些心。”

“这还叫人民作主的共和国？”

1975年10月3日：“我常在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我坚信马克思主义道路，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奋斗理想的目标。建国26年了，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这样下去，把国家带到灾难境地，这还叫社会主义社会，还叫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我的一生还留着书生气、失望走向归宿。”

周恩来道出遵义会议的真相

1975年11月15日：“我想在生命最后时期，还是要自我反思、检讨、澄清若干事件。尽管是晚了，但总不能让其错、假继续下去。历史谁也篡改不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是确立了张闻天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要把歪曲的历史更正过来，好在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还健在。”

周后悔给毛抬轿子

1975年11月17日：“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出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会议，又通过决议：得票最高为主席团主席。刘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泽东是第四。但是在内部由我提议：主席还是由毛泽东来担任。朱老总是很反感的。我又一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错误的抉择。”

周成全了毛的终身领袖地位

1975年11月19日：“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会上总结人祸带来灾难的教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指毛泽东）退下。在2月10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老总、陈云、小平表态：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是我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

1975年11月22日：“1956年9月29日，中共八届全会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二项决议：党的主席规定连任一届；要限制领导人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党内要体现民主集中制。是林伯渠、罗荣桓、彭真提议的。17名政治局委员，15名赞成，惟有2人弃权（毛泽东、林彪）。决议都给个人意志废了，我们也有责任和罪过。”

周对毛泽东路线的质疑和否定

1975年12月3日：“一场政治风暴要降临，还要斗，斗到何日何时方休呢？共产党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社会主义社会是靠斗争能建成的吗？”

1975年12月28日：“国家很不幸，建国26年，还有六亿人口饭也吃不饱，只会高歌共产党、颂扬领袖，这是共产党败笔。”（当时的全国人口是八亿）

周对1976年元旦社论的反应（1976年1月1日）：“不许放屁，内外树敌，国家正陷于经济危机。谁主沉浮？人民，醒悟了的人民。”

1976年1月2日：“记住，不留骨灰，不建墓碑，要远离中南海！”

原编后议：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邓颖超日记提示了周恩来临终前的悔恨：不该一次又一次地给毛泽东抬轿子，违心地把这个独裁者捧成终身领袖，以致给有中国造成严重灾难。

但他并不是晚年才明白过来。他是个聪明人，早就明白是非善恶，但在关键时刻一再违心地去捧毛，这是不能原谅的大错。因为这是对国家民族的命运不负责任。

以周在党内的经历、地位和威信，如果他不去低三下四地给毛泽东抬轿子，毛是很难把领袖位子抢到手的。即使当了领袖，如果不是周处处阿谀屈从，毛也不可能那样胡作非为，毛之所以能成为绝对权威的独裁者，所以能把国家命运玩于股掌之上，周恩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教训太深刻了。然而后来在政治中心的一些人物，却一再重复周恩来的错误。

                      走出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阴影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三时许，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在这之前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他就宣称“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曾经令多少天真的中国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从那时起，言犹在耳，而在一波一波他所发动的政治运动打击下，中国人以每次不少于运动卷入者百分之五的比例倒下去，因“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引起大饥荒，致使三千六七百万中国人倒下去（接近真实的数字，一说是三千六百万，一说是三千七百五十万），再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疯狂，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虐杀，到一九八九年仍以这个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实行武装镇压，一批批手无寸铁的中人倒在血泊。

    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如果不说已经被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决策、子弹和坦克所粉碎，也已经因此而受到合理的质疑。后来的中共领导层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力求挽回这个不堪的局面，但由于民主、法治和人权方面的长期缺失，党群关系即官民关系日趋紧张，民众首先是劳动人民的维权斗争此伏彼起。“按倒葫芦起来瓢”，有防不胜防之势。于是戒备森严，防民之动，严控舆论，防民之口，其实都是在扬汤止沸，激化矛盾。仅在天安门广场，即使严密布控，仍然屡屡发生个体或小群体的抗议活动，直到坠楼和自焚。“民不畏死”，是象征，也是警号。他们已经不止于乞求式的上访，他们以一死表达的，是无权者对滥用公权者的不平与愤恨。

    二十年来，在全国范围被逼出来的群体性行动人次逐年上升。以2008年为例，公开报道的贵州瓮安和云南孟连等地的事件，都是长期来基层党政与民众严重对立，激起民愤的结果。三鹿毒奶粉事件表现形式略有不同，犯罪主体虽为不良企业，却也是在地方和部门权力庇护怂恿下，蔑视并侵害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共产党内不是没有健康力量，但他们往往倍受掣肘。各级党政实权干部中，相当一些人的官魂深处，还是毛泽东的“不把人当人”。这个问题不解决，他们不仅不会实行“以人为本”，反而会像毛泽东一样，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名义，维护和行使无监督、无约束的权力，为所欲为，制造冤

案，八方树敌，“与民为仇”。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为当政者谋划一些防范的策略，应对的举措，而是直面历史经验的启示，从被侵权、被压制、被残害者的利益出发，寻找一条有效的自助自救之道，从亿万中国人（包括执政党成员）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出发，寻找一条长治久安之道。

    历史经验从哪里来？我不是历史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但作为过来人，回头看这六十年时，不是从概念到概念，而是从包括自己在内的千百万人切身的感性的事实即史料出发，凭常情、常理、常识做出自己的判断。上世纪末中共十五大前，人们就曾呼吁执政者实事求是地总结一次历史经验，却没有得到回应。我们不应在近三十年前那个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官方决议前止步，而要进一步深入，做出民间的修正与补充。中国人为历史付出了无数鲜血和生命，有权汲取与惨痛代价相当的足够的民间经验。认清毛泽东现象的要害在于“不把人当人”，就是重要的民间经验之一。

“不把人当人”是毛泽东现象的要害

    近三十年来，中国民间自发地回顾毛泽东时代特别是1949年以

来的毛泽东现象时，依照中国人传统的为人准则，普遍达到一个共识，即毛泽东这个人“说话不算话”，“翻脸不认人”用来概括其食言自肥，“阴谋”“阳谋”，其不讲诚信，背离道义，印证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言行，实例不胜枚举。这一语可作对他的政治道德的评价。    道德是一个人世界观和人生观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外化。究其根源，套用毛自己的说法便是：在他的灵魂深处，有一个皇权专制主义的王国。他总是顽强地表现自己，在在是“不把人当人”这一执政理念的实践。“不把人当人”也能叫做执政理念吗？是的，它是某种人

民观、民主观、政党观、国家观、军队观的集中表现，也是一种核心价值观。历代的帝王都是皇权专制主义者，不管他们嘴里唱得多么好听，夸称“与民同乐”，“爱民如子”，其实都是把自家置于万民之上，区别只在牧民有术或牧民无术，“牧民”者，把千百万老百姓视为牲畜来驱使服役也。   毛泽东很少讲人类，更没有讲过“以人为本”，甚至很少单独用一个“人”字，大概是力避超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力避所谓“抽象的人”吧（偶有例外，从早年的“与人斗其乐无穷”到晚年的“八亿人口，不斗行吗”，都是把具象的和抽象的人和人口当作他的斗争对象）。而在一九五八年人海战术式的大跃进初起之际，他竟在《介绍一个合作社》文中，大谈“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仿佛极其重视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时在从上到下批驳马寅初《新人口论》后不久，却是正面把“人多”同“干劲大”联系起来，既符合其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又紧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兵团作战战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千百万人，如同在战争时期被视为兵源——战斗力一样，在此刻则是实现其超英赶美宏伟蓝图的劳动力——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帝王们居高临下，只见匍匐于地的百姓的黑发，故称之为“黎民”“黔首”，今天“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黎民”“黔首”们在权力者眼中的实际地位，与中外古代奴隶主看作“会说话的牲畜”又有多少不同？

    战争有战争的逻辑，革命战争有革命战争的逻辑，毛泽东指示林彪，不惜牺牲五万士兵，一定要拿下四平。后来在长春战役中，牺牲的指战员不算，围城期间饿死的千百万平民，绝大多数并非毛泽东词典中的阶级敌人。1949年后的和平时期里，毛泽东还曾宣称，即使打起核战争，中国死掉一半人口，还会有三亿人，女人照样生孩子云云。退一步说，这样的奇谈，或许可以辩解为针对核讹诈故作惊人之语，但说到亿万人的死难毫不痛心，竟能以如此轻慢的口吻出之，也非铁石心肠莫办。

    更现实而非虚拟的一例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生日那天与文革亲信们餐聚，开头就笑说“庆祝全国全面内战”，这是在他“炮打司令部”，并挑动群众、干部互斗初见战果之后，踌躇满志的流露，也是下一步行动的信号。因为这时即将开展“全面夺权”行动，随之引起全国各地或有军队介入的群众组织间的武斗，运用从长矛到机枪诸种冷热兵器，造成巨大伤亡。如果说从这句恶毒的谶言已可窥见其变态心理的话，转过年来，“上柴联司”的血案中，他就是直接的决策者，王洪文之流不过是执行他的指令。而在现场枪杀的，正是毛泽东多年来口头上、书面上封为“领导阶级”和“基本群众”的工人！

无论是漫画家、诗人喻之为“斗蟋蟀”或“古罗马斗技场”的斗兽表演，都嫌规模太小。毛泽东是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视“臣民”如土芥，无情地践踏。这是典型的“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稍有违拗，就“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干脆消灭之！”从“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斗倒，斗垮，斗臭”，直到肉体消灭。在湖南农民运动中还是针对地主豪绅，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文革当中，那就不管是他原来定性的敌我矛盾还是内部矛盾，“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所谓人民内部矛盾以至党内矛盾，转眼就可变成敌我之势。而借口则俯拾即是。即使在毛死后十几年发生的“六四”屠杀（实际上从6月3日晚上开始的），也仍是毛泽东无视人的生命尊严的“把人不当”的执政理念起了主导作用。所谓用多少万条生命换二十年

“稳定”云云，伤天害理，惨无人道，果然是高举了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旗帜！

                 “新中国”是依照“党国”模式建立的

六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万众欢呼声中建立的时候，一度的确呈现过“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气象。中共的宣传强调这一次全国性政权易手，不同于三千年来重复多次的改朝换代，而是翻天覆地，“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的大变革，让人民大众代替反动统治者，在自己的国家里“当家作主”。

    人们记得，毛泽东不止一次许诺过，要用枪杆子打出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他解释这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其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将由选举产生，它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这些话出自他1945年7月书面答路透社记者问，不但白纸黑字印在当时的党报《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上，而且收入了东北新华书店1948年版的《毛泽东选集》，显然不是别有用心的外国记者造谣。【《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转引自《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阎长贵文，其中有云：“‘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然而，仅仅四年以后的1949年7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人们发现，原先所说的一套，不过是出于战争期间笼络国内人心以至争取国际同情的功利需要，正如后来有人说的，宪法并不是为了实施，仅仅是订给外国人看的。只有书呆子才去较真你当时是怎么说的。现在端出来的才是“建立新中国”的指导性文件。

      过去人们熟知的“国家”，是指“土地”、“人民”、“主权”的三位一体。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这样一个国度，在这里只有顺从共产党的人才算人民，此外尽皆是反动派，阶级敌人。共产党与它所建立的政府一而二、二而一，党政不分，拥有军队、警察、监狱，是一部实施专政的“国家机器”。以“国家机器”对反动派、对阶级敌人加以专政，就体现了“人民民主”。对谁讲“民主”，对谁搞“专政”，最后裁决权属于共产党，甚至取决于毛泽东的一个批示，一句话（自下而上是简报政治或密折政治，自上而下则是批条政治）。强国弱民，大政府，小社会，政府是全能的，正以限制并窒息公民社会的孕育和产生。这样的国家里，共产党才是唯一的真正主人。共产党从上到下的组织，共产党的干部，共产党的制度，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遵奉的马恩列斯，都是只许服从不许反对，岂止不许反对，而且不容怀疑，不容稍有异见，甚至不容建言（毛泽东说“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岂止反动派、阶级敌人如此，被称作“人民”的，实际上也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否则你就丧失了名列于“人民”籍内的资格，归入另册。号称党的三大作风之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对绝不接受批评的讽刺，以致在毛身后没有人再好意思重提了。这样的国家称得上“人民共和国”吗？人民云乎哉？共和云乎哉？这是不折不扣的“党国”。

      “党国”体制的创议者并不是毛泽东，也不是蒋介石，而是孙中山。毛泽东有时抬出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只在肯定他晚年倡导的“联俄联共”政策。孙中山以俄为师，借鉴苏俄一党专政的经验，提出了党国模式，未及亲身践行就逝世了，这份遗产留给了蒋介石。我们年轻的时候，便曾把蒋介石治下的“中华民国”如实地叫做“中华官国”或“中华党国”。这一体制是孙中山政治遗产中的负面部分。不过，孙中山毕竟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的浸润，他还是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段论，让人看到“还政（权）于民”的远景。蒋介石不肯放弃独掌的大权，等到他匆忙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演出一幕行宪的戏，已是戎马倥偬的1948年，可惜像清廷迫于形势搞立宪一样，为时已晚，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了。

      至于毛泽东，与慈禧载沣袁世凯蒋介石不同，他取法“新俄”，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思路：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阶级，而工人阶级对全国人民和国家机器、政府事务的领导是“通过共产党”实现的，当然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然则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就是先天的人民政权，自然不存在“还政（权）于民”的问题，谁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别有用心，不仅是挑拨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而且是企图推翻共产党，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反人民，罪在不赦了。无须论证，也无须验证，一切的论据都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句话里。打江山的理所当然坐江山，这就是出发点，也是结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制度安排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干部决定一切，“党管干部”，党内党外包括各民主党派的干部人选，委任升迁，概由各级中共党委说了算。原说由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组成“联合政府”的平等关系，不知何时暗转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一党独大，垄断公权，嘴里说的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实际上要的只是一个声音，应者云集，应声虫而已。

      共产党于是成了国中之国，国上之国，而党的领导层则成为人上之人。中共党的组织原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体都是“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语—关键词，民主是前缀—修饰语。其基本原则是从少数服从多数生发出来：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则服从核心的核心之一人，这是在实践中必然的逻辑结果。据说邓小平晚年讲过，从前是毛泽东说了算，现在是我说了算。这完全符合毛泽东时代奠定的第一把手——第一书记“最后决定权”的制度——这一制度经毛泽东1953年《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规定“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邓虽在名义上不是“第一把手”，但他享有实际上的“最后决定权”则是事实。这也是中共组织人事上非程序化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理论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人所共知，全国最高权力是掌握在中共中央手里。各级人代会的代表，都是由中共各级党委遴选，分配各选区投票通过的，俨然是“上帝的选民”，理应举足轻重了；然而从总体上说，人大也只是起个“橡皮图章”的作用罢了。至于本就由中共主持各方“协商”产生的各级政协，不但不同于1946年时的旧政协，也不同于1949年建国前夕的新政协，入选的与会成员实际上都被剥夺了独立平等的政治人格和话语权，要他们不当“花瓶”“摆设”也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如同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一样，都是在现行体制下仅有的被允许参政议政的人，但他们之所谓参政议政不得越雷池一步，一旦对执政党的重大政策或全局工作提出批评，就会遭到反击，就是不安于客卿或傀儡地位，想要“分庭抗礼”。梁漱溟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遭到毛泽东的羞辱，不下于刘邦阶前的儒生。甚焉者就是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那样打成右派亦即“资产阶级反动派”，换句话说是戴上“人民公敌”的帽子。

      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运中是“老子党”，中共执政后对各个弱势党派，也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老子党”自居。毛泽东从来不畏人言，自称“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即使是“小权”也仍由各级党政干部执掌，草民不得与焉）。《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回答“你们独裁”的指责时，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这是一句名言，言为心声，对普世斥骂的政治独裁，大有以可耻为夸耀之嫌。这样的“反潮流精神”，唯后来者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庶几近之。                    

               毛泽东仍是皇帝，中国人仍是皇权治下的“臣民”

      毛泽东自陈他于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是取其阶级斗争的学说和社会革命论。其它则是后来的补课。“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前一半他做到了，后一半没有做到。中国共产党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二十八年的后期，毛名正言顺地成为第一号人物，并且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被誉为共和国的缔造者。

    但若问他的治国方略，对不住，还没有形成，或者说就是革命时期的原装货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选”第一卷的头题，开宗明义第一章也。他根本没考虑过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问题。仍然不乏大敌当前的危机感，仍然是为要对付敌人才去找朋友。落实下来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敌人是划定了。

当然，现在看到的“毛选”第一卷卷首《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所列的敌人，已是建国后再三删改定稿的小名单。要知道1926年当时毛泽东目为敌人的大名单，还是要看最初的真迹。【毛泽东在《中国青年》1926年3月号等处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为五大类：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是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原文指出：

“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兼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毛还指出，全国四万万人中，“大资产阶级”一百万人，“中产阶级”四百万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他们也不过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可见，毛是把“中产阶级”也当作“半反革命”的。毛对“小资产阶级”中的“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又按其家庭富裕程度分为左中右三派：“富裕部分——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合革命”云云。以上转引自王来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当代中国研究》总第82期。】

那末，为什么后来不同时期毛泽东总要把更多的人——包括一度归入“人民”的人，特别是把所有知识分子当作敌人来打，就明白其来有自，一点不奇怪了。或曰，毛泽东“不把人当人”，是对敌人。革命的敌人，共产党的敌人，革命运动如农民运动的敌人。这些敌人如军阀官僚买办地主豪绅一贯不把人当人，则革命者也不把他们当人是完全有理有据的，此之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搞白色恐怖，我就搞红色恐怖以对之。这就是毛泽东的逻辑。这方面不须赘述。

      然而在敌友之间，由于种种原因，常会发生颠倒，如以友为敌，这是左，或以敌为友，这是右。毛泽东终其一生，从未有过以敌为友的右倾，即使一时对敌虚与委蛇，也只是为了蒙蔽、麻痹敌人。而以友为敌、化友为敌的事，屡见不鲜。因为丧失利用价值，把同路人一脚踢开，还振振有词，曰革命阶段不同，时间地点条件变化，甚至为了革命大局之类理由，可以随手抛出一大把。在毛泽东那里，革命的友军，同盟者，有用时，是人，礼遇之，形势变化不须借助时，就不当人了，弃之如敝屣，乃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在和平时期，对工商业和知识界，所谓“利用，限制，改造”，“团结，教育，改造”，按毛的说法，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归结到改造，对财产是剥夺产权，

对人头是洗心革面，改造对象就是革命对象，套一句毛的公式，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按敌我矛盾处理”了。沦为敌人，便成异类，类乎贱民，人不人，鬼不鬼，还想让他们把你当人看吗？

    不过，在毛泽东的理论体系中，工商业和知识界，本来就属于游移敌我之间的阶级或阶层。（见上述【】内文）所谓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可以变成革命派，也可以变成反革命派；所谓知识分子只是毛，可以附在革命的皮上，也可以附在反革命的皮上。这就注定难免要挨打了。

    但我们却还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基干队伍中，在它的最高领导层中，在毛泽东多年倚为股肱的战友中，像彭德怀、刘少奇，不是也没逃脱毛泽东“把人不当人”的待遇吗？百战老将，开国元勋，在毛泽东的手指下面，不过是一只蚂蚁。虽然彭与毛几十年间曾有骂娘和顶撞的旧怨，毛对刘早在建国初期就令高岗查他当年被捕后的把柄，然而，于公于私，彭刘都没有应死之罪，毛果然也只是记下账来，暂不清算。而到了毛一手发动和指挥的大跃进引发大饥荒，饿死人成千上万，彭德怀进言于前，说已民不堪命，刘少奇继之指出“七分人祸”，

“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毛泽东对前者发动围剿，对后者不发一言。但历史证明，随即提出“接班人”的问题，并不是号召青少年健康成长，而是要防“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年作批判斯大林式的“秘密报告”。毛说过，我是不下罪己诏的，但他却不吝于频下加罪臣工的诏书。

    按照毛泽东自己写来教育干部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有一条，叫做“树立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尚且要树立之，制造之，用来杀鸡吓猴，何况送上门来的口实——什么叫批评，什么叫建议，凡有不同意见，都是持异议者，是不甘俯首称臣，是不愿惟命是从，进一步就是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党进攻！向党进攻还不是敌人？一定要打得你检讨求饶，打成全党共诛全国共讨，所谓斗倒、斗垮、斗臭是也。已经是“狗屎堆”了，遑论把人当人看不当人看呢？即使唯唯诺诺，全力紧跟，不惜做伪证，当打手，不过是走狗奴才而已，某些时候还会当作替罪羊。

    关键是一言九鼎，言出法随，天纵英明，唯我一贯正确，永远

确。因此容不得别人说话，所谓“一言堂”是毛告诫下级不可称王称霸的，但他却正是一言堂的老牌，别无分号。现在一谈党内民主，就引用毛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什么要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固然所谓“让人说话”只能算是恩赐而非民主，而这种恩赐又何尝有过？

真是对着一锅清水夸鱼汤。毛在全国范围最大规模的一次“让人说话”，就是1957年的“引蛇出洞”，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诫”诱使成十万成百万人“帮助党整风”，然后一举坑害之。到了1962年初这样说，不过是在对1958年以来的形势浮皮潦草地承担责任后，故作姿态罢了。

    因此，在决策层只有一个声音，推而广之，在整个社会上，当然同样只许有一个声音。到文革时期片言只语也作为“最高指示”下达，“最新最高指示”一出，雷厉风行，全国城乡，敲锣打鼓不过夜。这只是在形式上登峰造极，而早在文革以前，实质上就一直是对毛提出的路线政策“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以此求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绝对不容质疑。发生了像反右派、大跃进这样后果极严重的错误决策，不但得不到有效的抵制，而且即使在高层有所发现，所谓近臣权要也是三缄其口，在为毛揩屁股的同时，还要帮助毛文过饰非，以新的错误去掩盖旧的错误，好维护毛的威信。党内有限的健康

力量被挤压到无处存身的困境。

    党外人士要说话，“你有什么资格？”是想夺党之权；党内高干要说话，“你比主席还聪明？”是想篡党夺位。普通民众要说话，则是反动言论，在文革中更是触犯了“公安六条”，随时随地可以绳之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唯恭唯谨上书毛泽东等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基层百姓，属于第一代上访者，等于自投罗网，难逃被抓的厄运。冤狱遍于国中，形成了“偶语弃市”的政治环境。历代帝王，除了像秦嬴政这样的独夫暴君以外，也都还受到一定的制约，他们须遵守祖宗家法，不能胡作非为。而毛泽东的权力则膨胀到了完全没有制约的地步。他的后继者以党的名义继承了这份遗产。有郭罗基其人1979年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倡言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结果被点名驱逐，从北京大学赶到南京大学，不准开课，这已经是局于“新时期”的形势，没有从重治罪。至于以“导向”为名，操控舆论，压制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不一而足，更不用说窒塞言路，对基层群众来信来访采取截堵抓捕，所谓“把……消灭在萌芽状态”，动辄动用暴力，通过公检法部门制造冤案，都是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身教言教在遏制、剥夺中国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的恶政。有人说，不求实现什么民主宪政，只要求按照现行宪法办事，放眼神州，又谈何容易？

    如前所述，“党国”体制体现的特色就是中国积重难返的皇权专制主义，党国的领袖人物也就成为九五之尊。毛泽东自称“马克思＋秦始皇”，有人说应是“列宁（斯大林）＋秦始皇”；总之，为目的不择手段，用铁腕兼用权术，不让秦嬴政专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可怜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做不了现代国家的公民，仍只能做“朕即国家”权力者的“臣民”。想过像人一样的生活，摆脱“不把人当人”的阴影，岂可得乎！

一定要摆脱“不把人当人”的阴影

   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对一切人和事都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口口声声的“翻身解放”，实际上多方设限，标榜老百姓“当家作主”，归根结底是共产党——毛泽东“当家作主”，民众则要“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这是保证置身于“人民内部”的前提。毛泽东以政治态度为划分标准的“两种矛盾”理论，取代了现代法治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厘定，为在具有公民身份的国人中随意指判属于“敌我矛盾”的敌人大开方便之门。人民的敌人，是革命的对象，专政的对象，打击的对象，消灭的对象，不当人待，似乎已顺理成章。

那末，“人民内部”呢？

    先看看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毛泽东发动的武装斗争从秋收起义起家，1927至1937的十年土地革命，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体，在毛定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实质上的农民革命战争中，农民不仅是战时钱粮的供应者，又是革命军队的兵源。四十年代后期的内战中，各根据地首先是东北的土地改革，给了贫农雇农下中农以土地等实际利益，得以掀起“保卫胜利果实”的参军支前热潮。这是中共和农民的蜜月期。一俟大局底定，广大农村由互助合作的初级形式，向高级合作化飞跃，闪电般实现全部生产资料归公，实行对农民的彻底剥夺，切断了刚刚起步的“发家致富”之路（这也为后来大批市县一级党政和乡村基层干部勾结地产开发商廉价占用“集体”耕地

伏线）。据说小生产每日每时地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最有力的“教育”则是改变他们的经济存在。于是，包括贫农下中农在内的全体农民，不但失去了不久前才由土地证确认的土地所有权，也失去了几千年来沿袭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变身为劳动营里的一员，由生产队长组长支配。粮食统购统销，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形成对农民经济生活的双重剥夺。

   全国农民，首先是贫下中农，对共产党以身家性命相许，而在城乡二元化结构下，农民并不能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沉重负担，历史地落在他们脊背上。1953年有位哲学家，过去提倡乡村建设的梁漱溟，就农民生活处境说了几句同情的话，就被自命农民利益唯一全权代表的毛泽东拉下脸好一顿训斥奚落谩骂。    农民不可能自己到最高国务会议上来发言，梁漱溟等又被判没有代言资格，五六十年代不少干部或知识分子说了一句“农村苦”，就划成了右派。但不是还有土改时期红火一时的农民协会吗——农（民协）会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民意志和集会结社自由的团体，早就在土改结束不久就宣告解散。取而代之的是网状的集体化组织（合作社及其后的人民公社），毛认为成亿的农户过于分散，一旦“梳成

辫子”，就好“抓”了。1958年大跃进，抓他们下田干活，白天黑夜连轴转，谁也别想逃脱，抓他们上山伐树，回家砸锅，土法炼铁，到公共食堂领粥喝，上河工时半夜偷偷回趟家都要挨批挨斗，公社社员无异于奴工。大跃进造成大饥荒，还以“清查瞒产”为名，闯入农家搜缴粮食，颗粒不剩。队长不开出村证明，谁也别想外出讨活路，丧失了人身自由的农民，就跟朱元璋时的农民一样，“朝出暮入，不出一里之间”，他们被户籍钉死，不仅是奴工，亦已形同囚犯。请想一想，全国有多达三千六七百万的男女老幼，大部是农民，关门闭户在

家中饿死！河南兰考农民感念县委书记焦裕禄，有一条就是他到火车站制止了阻拦，放走死里逃生的乡亲（后来宣传焦裕禄，却说他是到车站劝阻逃荒的农民留下来“生产自救”）。待到经济情况经过调整略有好转，毛泽东又重提阶级斗争，指责人们刮“翻案风”、“黑暗风”，开始他新的“战略部署”。四清（所谓社农民如此，工人属于领导阶级，总会好些吧？梁漱溟说农民在九地之下，然而工人并不在九天之上。

   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不过是理论上的名义，它的“领导”须“通过共产党”，共产党才是执掌统治权的实体。而具体到每一户、每一个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则不过是分属于工厂矿山工地铁道各个企业单位的个体劳动力。他们的顶头上司是单位中的党政工团，其中的“工”指工会。厂里虽有工会，却跟农民没有农会没有两样。工会主要是配合党政部门完成生产指标和政治任务，组织各项“中心工作”的，等于党委下的一个职能部门。工会干部也都由党委指派。宪法上的集会结社自由，在这里是凌虚驾空的。正如宪法上曾经规定的罢工自由、迁徙自由，都是空头支票。

   工人与干部发生矛盾，如同在其它机关团体的一般工作人员与领导发生矛盾一样，很容易扣上“违反纪律”、“破坏生产”以至“反对领导”等罪名。厂矿不搞反右派，但可以戴“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的帽子。在其它政治运动中，不合“规格”的不顺眼的工人，也都有划成“坏分子”的危险。甚至在平时，说谁“顶撞领导”，“一贯捣蛋”，就可以扭送公安局去“劳动教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工人，一部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在政治上取得的待遇，的确比所谓“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高出一头。在另一部分刚刚从农村进城换上工装的新工人前，老工人有较受尊敬的师傅身份。且不必说，他们在少数沦入工人队伍的“将校尉，港澳台”（即曾为旧军警或有境外社会关系的人）面前，更具主人翁的自豪感。“领导阶级”的光圈虽属群体，但也赋予个体以荣誉感。建国初年，这成为工人群众热情投入劳动竞赛技术革新的动力。这也是中共和工人的蜜月期。随着时光流转，许多厂矿企业中的党政工团迅速官僚化，一些领导干部特权化，严重脱离群众甚至成为群众的对立面。虽有“鞍钢宪法”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文革中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领域，似乎都是旨在提高工人的地位，发挥工人的作用，但已不能唤起广大工人群众的主人翁感和荣誉感。相反，几十年长期实行所谓“高积累，低消费”政策，普通工人在工资福利方面做出了最大牺牲（遗留问题如工人住房几十年一贯紧缺等，至今尚未解决）。【还有相当一部分工人，在六十年代初的经济调整中，因厂矿“关停并转”，精简编制，被遣回乡。当时许

诺一到经济情况好转，优先让他们回来就业。他们为解决全国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而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共产党的许诺并未兑现，他们后来长期在农村遇到的困难无人过问，成为一个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一个封闭压抑的社会里弥漫的消极失望情绪，也笼罩在两三代工人头上。文革是从上层建筑单位开始的，文革期间的武斗是从院校开始的，而工人造反组织成为派性斗争以至武斗的主力这一事实，反映了工人队伍的分化。这一高潮落潮时，不管是曾经紧跟党委的劳模、政治积极分子，是不满现状响应号召揭竿而起的造反派，还是挣钱养家不愿掺合政治的逍遥派，都有受骗上当遭到玩弄的感觉。“我自将心托明月，不知明月照沟渠”，毛泽东口口声声工人阶级长，工人阶级短，口口声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原来对普通工人也没把他们当人看。三十年间不但“涮”了为原始积累卖命破家的中国农民阶级，也“涮”了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直到文革中年年月月奉献了血汗产值的中国工人阶级

。

      广大士兵，是穿了军装的工农。不管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普通士兵都没有选择余地，只能“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果说有过一次选择，那是在朝鲜战争中选择回国的战俘，以为回到祖国怀抱，却不料陷入无穷的“审查”之中——成为了嫌犯，被责以不死。他们的境遇竟不如享受优待的敌方俘虏。政治迫害不需要理由，回国战俘的遭遇，就如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被捕后出狱时受到的质问：“好样的都牺牲了，你能活着出来，是不是当了叛徒？”至于以国防军介入国内政治，把枪口对准民众，所谓“快刀斩乱麻”，而陷军人于不义，那就是双重的失德枉法了。
      以上云云，都是说的“人民内部”，且是政治优先的工农兵。但“人民”的“内”、“外”，只是一纸之隔。中国人是很容易成为“敌人”，沦入“非人”之境的。“地富反坏”（后来又加上“右”）早就是明码的敌人。每次运动又都要达到百分之五的打击面，岂不就要从“人民”里再找出新的打击对象吗？运动中固然制造冤案，平时的冤案也层出不穷。以言治罪，以文治罪，以思想治罪；或实行有罪推定，先定罪名，再找伪证；或索性直接刑讯逼供，屈打成招。

毛泽东执政二十八年，没订过一部民法、刑法。但不是没有不法之法，不成文法，也履行一定的审批程序。各级党委设有政法委，“政”在“法”前，实至名归，它管着同级政府的公检法部门，几十年一贯制。任你嚷嚷什么反对“以权干法”，“以权压法”，“以权代法”，呼吁司法独立，无异与虎谋皮，司法部门若独立执行司法权，把名为“党的领导”的长官意志置于何地？司法权之大，莫过于杀人。土改时期县一级土改工作团就可批准杀人，文革中公安局的军管会就可批准杀人。草率杀人，几同儿戏。如果法律专业组织本科生和研究生，抽样复查一批死刑案卷，就可知共和国不仅有涉及高官显贵如刘少奇、潘汉年等的大冤案，而在对普通民众草率定案，公审公判之间，无视人权，罔顾法理，草菅人命，残酷到什么地步，荒唐到什么地步！
      有人说，这是制度的问题，不能全归咎于毛泽东一人。有人说，经是好经，歪嘴的和尚给念歪了。等等等等。我不说这些不值一驳，这些早已有人驳过了。

      宏观地看，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过是“湖南农民运动”的放大。只是昔年毛是巡视观察，今则坐镇指挥。以全国之大，人口之多，每次运动之中和两次运动间隙，除对身边“重犯”外，毛不可能一一亲自过问。替他操作的是他信得过的各级党委，还有国家机器核心部分的公检法部门。替他“树敌”，也替他打击并消灭敌人。凡是“称职”的干部，都是思想革命化达到了一定高度，得毛泽东之真传，“想毛泽东之所想”，也就是心中有了一个“小毛泽东”，从心所欲而中规中矩。他们在毛泽东设计的制度框架内，秉承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理念，以人为螺丝钉，为驯服工具，为愚氓，为阿斗，为阿Q，而蒙蔽之，利用之，驱使之，奴役之，蒙蔽利用驱使奴役之不足，更戏耍之，凌辱之，打击之，陷害之，总而言之是敌视之，置之死地而后快。政治运动和走火入魔的“政治工作”，就是完成这一过程，不断把百分之五的人树之为敌。三千六七百万饿死的人，并没有定性为敌人，但在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心目中也是“非人”，死不足惜。歪打正着，这个死亡数字，大约也正相当于当时全国七八亿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消灭了。不叫敌人而遭遇大体与“敌人”同。

      不过，说句公平话，追随毛泽东执行其专政任务的人，往往也终于难逃被他戏耍凌辱打击陷害的命运，乃至成为无以名状的牺牲。其中不少良知未泯的人，觉察到自己的处境，越是回顾越是痛苦。我的朋友胡遐之，原是重庆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随军接管湖南衡山县公安局，留下工作，曾负责修建监狱，他说“当时重在防止逃跑，狱中生活条件多未考虑”，不料文革中他自己蹲进这座监狱，有诗纪其事云：“孰料残冬入狱时，北风抖索冻难持。当年愧少言人道，苦果自吞能怨谁！”那些在政治运动中，在“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基层”过程中，因“少言人道”而不把人当人的人，如果没有“请君入瓮”的经历，有多少人能作这样的自责呢？

       2009年到来了。上距1949年已经六十年。毛泽东过世也已经三十二三年。毛泽东“一班人”都已消隐。但是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阴影仍在。既在典章制度中，也在有人脑袋里。前者与后者互相依存，双向运动，就如鸡生蛋，蛋生鸡，分不清孰先孰后。毛泽东身后，倡言改革，三十年了。本来，“不把人当人”的体制和机制早就该逐渐改掉，却受到深受其“不把人当人”思想影响的人的阻挡，举步维艰。大家在生活中都深有体会，有时舒畅一点，那是“不把人当人”的一套受到抵制，或是某个方面改掉了一点，这是付出巨大代价获得的进步。但不少时候我们发现，“又来了”，那就是体制和思想中的“不把人当人”依然对现实发生着强大的作用。本文开头说到的一些现象，一些标志性事件，无不说明这一点。

      毛泽东从哪里继承和提炼出“不把人当人”的政治理念，是传记、历史、政治学和政治心理学的学者们未完成的课题，对我们普通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政治遗产中的这一部分，体现着他的人民观，民主观，政党观，国家观，军队观，如果不对这些观点加以梳理和再评价，则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国家和公共利益的名义，与大小利益集团联手，对亿万中国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的侵犯行为，就将无时终止。

      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普通人不但插不上手，而且插不上嘴。对毛泽东的言行、思想全面地重新认识和评价，或许也不是我们分散的普通人力所能及。但我们对毛泽东“不把人当人”这一政治理念在今天现实中的表现，不可能视而不见，乃有切肤之痛，尽可能一一加以揭示，让这些事实来加深我们对毛泽东现象的理解，回答继续美化、神化毛泽东的谰言，应该成为我们日常的功课。至今上下左右无时无地无之的“不把人当人”的现象，都是植根于毛泽东时代，都是毛泽东“精神不死”、影响犹存的证明，也是执政者没有同毛泽东的历史错误真正划清界限的结果。指出这一点，有利于走出改革的歧路，有利于清醒地面对历史的挑战。

      让我们告别“不把人当人”的阴影，告别所有“不把人当人”的软件和硬件，让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享有人权、法治、民主、自由、公平、正义，能够像“人”一样生活！

2008年12月北京

对照蒋介石 看看毛泽东

如果历史镜头被定格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刻，毛泽东“英明伟大”的形象与蒋介石“独夫民贼”的形象，将被盖棺论定烙进青史。其实这一天是两人的人生转捩点。就在这一刻起，这两位历史人物不意间互换了方向，各自向着与原来相反的方向走去。

      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蒋介石与毛泽东这两个历史人物你死我活的争雄战场。在中共隆重纪念毛的诞辰之际，让我们对照蒋介石来看看毛泽东，是很有意义的。

     评价一名建筑师，不是看他拆掉了什么，而是看他建设了什么。同理，评定一个政治人物，亦不是他破坏了什么，而是他建设了什么，他给国家与人民带来的是什么？

两个“花园”的对比

     一篇谈及共党比国民党更专制的文章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当年在国统区的胡绩伟办了一份进步刊物，因批评国民党而遭查禁。胡绩伟换了一个刊名继续出版，再遭查禁。前后一共换了十个刊名仍然能够继续出版。这在共党统治下只能是天方夜谭。

     也许蒋介石终是行伍出身，他感兴趣指挥的是军队与国家，而不去染指文艺。因此，在他统治下的台湾文艺花园能够有某种生长空间，也允许独立的民办报纸、刊物存在，包括反对派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在蒋介石统治台湾的历史中，只发生过一桩“文艺事件”：一九六五年，《文星》杂志因发表了一篇保护新闻自由的文章而被停刊一年。

     与蒋介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对文艺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从建国初期批电影《武训传》开始，毛泽东瞄准文艺阵地的机关枪再没有停止过扫射：评《红楼梦研究》、胡风反党集团、丁陈反党集团、《刘志丹》反党小说案、评《海瑞罢官》……，最后进入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显然，蒋介石的台湾花园要比毛泽东的文艺花园要缤纷许多。

专制下的异象

     毛泽东创立的「新中国」，不但没有给人民带来它所许诺的幸福生活，相反，从一九四九年起，中国人从此失去了言论自由，失去了罢工、抗议示威的权利，失去了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农民刚刚分到土地又被共党收回去；老百姓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没有迁居的自由。

     户口名簿、粮簿、单位依附制、档案制、居委会、秘密员警编织成一张严密的网，只为了一个目的：对每一个中国人实行严密控制，不许他“乱说乱动”。

     在毛泽东时代，除了毛泽东，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维护个人权利与人格尊严，上至国家第二号大人物刘少奇，下至平民百姓张志新。毛泽东将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大监狱。

     蒋介石在政治上固然也是独裁专制者，但是除了像共党和台独这类敏感问题之外，台湾新闻界是十分自由的，可以谴责国家和地方政府。台湾人拥有经济自由，只要不参与政治，作为个人或家庭可以生活得美满幸福。

     再从个人的角度，对比一下蒋毛二人的个人品格。比较一下蒋介石与毛泽东的胸襟和心地！

     蒋介石与毛泽东是如何对待同志，战友，党内对手的？

     蒋介石再黑，尚未至将党内不同政见者从肉体上消灭或投进监狱。台湾时期，与蒋介石发生过最大冲突的两个人：台湾省长吴国桢和陆军司令孙立人，蒋介石的最坏表现也仅是使计谋迫其辞职，并没有剥夺他们的生活自由，更没有把他们投入监狱。吴国桢去了美国，在那里度过了自由的晚年，还可以公开谴责蒋介石。象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陈济棠等一再捣乱，他从未施以报复，反而给他们节节升官。

     在蒋介石一生中对他最大的一次冒犯，就是以兵犯上的张学良。蒋介石既没有赐其死罪，也没有将他投进监狱。虽被软禁，但张的日常生活还是挺轻松愉快。在最近发表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张学良还特别提到，蒋介石仍然一直非常关心他。

     试想想，假如张学良以兵犯上的对像是毛泽东而不是蒋介石，张学良能活到今天吗？他的下场会比彭德怀刘少奇更好吗？所有被毛泽东认为反对他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蒋介石会把自己的抬轿人、自己亲自提为接班人的心腹刘少奇残酷折磨而死吗？

     再看看这些中共开国元勋的悲惨下场：国家主席刘少奇身上插着三根管子还要被批斗，死了连条短裤也没得穿；北京副市长刘仁镣铐双加，冬天穿不上衣服，活活在秦城狱中冻馁而亡；明史专家吴晗，头发被薅光，肋骨被打碎，而死在何日何时，尸骨在哪里，至今无人知晓；彭德怀元帅一次被打断三根肋骨，也不准呻吟一声；贺龙被迫舔那倒在地板上的稀粥；说真话的遇罗克丧了命；坚持真理的张志新被割断喉管。

     张志新仅仅反对打倒刘少奇，就被老毛抓进监狱，进行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迫害，包括把张志新扒光衣服扔进男犯监牢，让20多个犯人轮奸，导致子宫破裂碎烂。枪毙张志新时，怕张志新喊口号，不用麻药，把张志新的脖子按在砖头上，把一段喉管割掉。

                            崩溃边缘与走向腾飞

     在毛泽东统治“新中国”的二十七年中，给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带来了什么呢？

     “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就是中共官方为毛泽东时代作的结语，可见已经无法为毛泽东遮掩了。

     当毛泽东将中国带到崩溃边缘，蒋介石在台湾干了什么？真心实意实行“耕者有其田”。毛蒋二人皆从农民入手，却走向相反方向。

     蒋介石从解放农民、农业自给自足开始，沿着「以农养工」，然后重点由农转工，“加工出口”，发展“外向型经济”，走向经济腾飞。一九六三年，台湾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一九六八年增长率达到223%，居世界首位。一九七五年蒋介石逝世时，台湾人均年收入己达到697美元，在整个亚洲中仅次于日本。

     而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时，大陆的经济状况如何？那一年，我被毛泽东从城市驱赶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农村。第一年的收入，扣除每个月在生产队预支的大米，全年总收入只有三十五元人民币。

     还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蒋介石在发展台湾经济的同时，对「均富」特别关注。据台湾张果为教授的《台湾省家庭收支调查》显示，一九五三年台湾最高与最低家庭收入比率为116，一九六零年下降到19，一九七二年再降至14。经济越发达，贫富差距越小。如今，大陆的贫富差距却是越来越大。

      我们应该感谢上苍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台湾这样一块别具历史意义的小岛，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浴火重生、走向民主的一个契机，使中国人有幸第一次获得对两个政权进行比较的历史机会。国民党先是在经济上，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走在共党前面。三十年后，第二代共党人邓小平才跟在蒋介石后面亦步亦趋。台湾的第二代领导人蒋经国已然走进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历史性的民主进程。而大陆政权到了第四代，民主的希望仍遥遥无期。

     从政治、经济、文艺全部领域，毛泽东都创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惊人的黑暗历史纪录。正是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却唱出了有几千年悠长颂歌传统的中国历史上最响彻云霄的颂歌；正是这样一位“暴君”为自己加冕了历史上最多的“伟大”桂冠，并第一次要超越国界，要成为“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后来毛泽东的位置从“绝对伟大”被邓小平放置到“七三开”。毛泽东统治“新中国”的二十七年里，他所有引以为豪的丰功伟绩，后来全部成了他的罪行。这就是毛泽东的“七分成绩”吗？

     另一流行的说法来自中共的另一高官陈云，他说毛泽东“建国有功，治国有过，文革有罪”。如果建国是为了展开后面一系列人祸，实施那一系列罪行，这一“建国”还是“功”吗？这一“建国”对谁有功？他只对共党有功。正是毛泽东率领共党夺得政权，坐上江山，建立起共党的一党天下，他对共党“功不可没”。

     然而，从毛“建国”的那一天起，就是对中国人民新的奴役，更专制、更黑暗的历史的开端，这一建国对人民是“功”还是“罪”？蒋介石国民党所以被推翻，是因为它独裁专制、腐败黑暗。如果你知道毛泽东共党一旦掌权后将会比蒋介石国民党更独裁专制、更腐败黑暗，你还会迎接这种“解放”、这种“建国”吗？毛泽东的所谓“建国”完全是开了一次历史倒车。

     共党出版的蒋介石传记，恨不能全盘否定蒋介石，却迫不得己对蒋介石发展台湾经济的成就予以肯定。那么，在国民党出版的毛泽东传记中，可以肯定毛泽东什么呢？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每天都得洗耳恭听这一曲颂歌：“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在毛泽东一生中，他做过哪一件“为人民谋幸福”的事情？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还是人民的“大灾星”？在毛泽东一生中大概有过一次“为人民谋幸福”，这就是“土改”。毛泽东在他进入中南海之前，大半生在农村渡过，他的革命成功靠的也是农民。他最懂农民，最知道农民需要什么。当他的革命需要农民为他打天下的时候，他就想农民所想，搞起“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以赢得农民的支持。一俟他夺得天下之后，他就开始了对农民的剥夺与压迫。可见毛泽东的“土改”只是他打天下的手段，只是对农民的利用。一如他在文革初期利用红卫兵与造反派为他冲锋陷阵，一旦大功告成，便兔死狗烹。

     而蒋介石则完全是一个城市人，按共党的说法，蒋介石的阶级基础是官僚、地主、资本家，是农民的敌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实行“土地改革”的却是蒋介石，真正关心，解决农民生活问题的竟是农民的敌人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蒋介石在台湾搞的“土改”，正是从毛泽东的“土改”那里学来的。

     成功有时并不是一个好老师。成功令毛泽东踌躇满志、不可一世，自信“战无不胜”，最后走向“崩溃”；失败使蒋介石清醒，使他真正想到为民众做点事情，使他从地上重新爬起来，爬向经济腾飞。

     毛泽东有过一次为中华民族建功立业的机会，那就是抗日战争。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可以当民族英雄的机会。但这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伟人，却无意去当这类民族英雄。善于为毛泽东歌功颂德的中共，为毛泽东拍过不少影片，最经典、最大手笔的是一部名叫《大决战》的三部曲，描写毛泽东领导共党歼灭蒋介石军队的三大战役，展示了毛泽东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一代伟人风彩。但为什么中共不去拍一部展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与日本侵略者“大决战”的“雄才大略”与“伟人风彩”的片子呢？ 

     善于编造谎言的中共却不敢编造毛泽东抗日的谎言。整个抗战时期，毛泽东己是中共的最高领袖，为什么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中，具有“军事天才”的毛泽东却未曾指挥过一场对日作战，将他的“军事天才”用于抗击日本侵略者？在中华民族将要沉沦为亡国奴的时刻，毛泽东干什么去了？毛泽东老谋深算地发挥保存实力、扩充军队、扩大根据地的“雄才伟略”去了。一俟日本人投降，从不跟日本人“大决战”的毛泽东，便如下山猛虎，如虹气势与蒋介石展开“大决战”了。抗日期间，由共党领导的唯一一场对日战役──百团大战，还是彭德怀违反毛泽东的指示擅作主张的结果。这一抗日功勋后来竞成了彭德怀的罪名一再遭毛泽东清算。

     蒋介石再黑暗，再恶名昭著，终归关心、解决过台湾的“民生”问题。而毛泽东一辈子从未关心过民生问题，漠视人民疾苦，视老百姓的生命为草芥。从毛泽东的生平中我们找不到一件“他为人民谋幸福”的丰功来。 

     毛泽东终其一生所追求的只是一件东西──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权力。由此，毛泽东倾其一生所从事的只是一件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述就是“与人斗，其乐无穷”。他先是跟党的领袖斗，把他们一个个斗下台，为的是让他来当党的领袖。然后他跟委员长蒋介石斗，为的是他要登上九五之尊的天子帝位，成为人民的“大救星”“红太阳”，君临天下，四海归一。这下该天下太平了吧？但皇上还是睡不着觉，权力被觊觎的恶梦挥之不去。伟大领袖不与人斗，不玩权谋，就会失去“其乐无穷”，无以显示其伟大正确、雄才伟略。于是，毛泽东继续“斗”人，斗掉一个个革命同志，以迫害一个个“亲密战友”为乐，斗掉一批批知识份子，斗得中国大地天昏地暗。一部中共党史，就是毛泽东“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血腥史。

     盖棺论定，毛泽东的一生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破坏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毁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