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五四和六四

　　作者：徐宿懷

　　五四似乎正在離我們越來越遠，以至於在每年五月四日以外的日子，我們再也見不到她的身影，聽不到她的名字。大陸的習近平主席把五四的核心概括為“愛國”，簡單而實用; 而海峽對岸的余光中先生更是早在1964年他的《下五四的半旗》一文中就說 “偉大的五四已經死了，讓我們下半旗誌哀”。五四運動是不多的國共兩黨都接受並紀念的近代歷史事件。她包含了豐富的精神內涵：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倡導新文化，走民主科學的道路。持各種立場的人，不論是哪個政黨，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還是哪個派別，自由派、左派或仍在堅守毛澤東思想的左派，都將五四視為共同思想價值的來源，從中取出一份為己所用的東西。共產黨看到的是愛黨愛國，而台灣政黨看到的是民主科學。

　　我們這一代人經歷過風風雨雨的政治變革。在還不知道什麼是世界的時候就經常說要轉變世界觀，從要關心國家大事，到不要妄議中央。世界上的各種意識形態，社會制度也在不停的變遷和融合。原本的社會主義國家現在比資本主義還要資本主義，而老牌的資本主義卻正在不斷添加着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global citizenship) 的元素。一切都在變化之中，沒有什麼東西能夠青春常駐。曾經被奉為普遍真理的馬克思主義已經被拋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美結合的毛澤東思想正在被壓制；倡導真理檢驗標準的黑貓白貓理論也開始被質疑。世上萬物似乎都有時效性，那麼已經百歲的五四對於我們還有什麼現實的意義呢？

　　生活中能讓我們感動的往往不是真理本身，因為真理本身就是相對的並且具有時效性。讓我們感動的是追求真理時展現的勇敢，激情和奉獻精神。當我們欣賞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我們不會再在意他求索的是什麼。儘管我們對社會現實無能為力只能聽黨的話跟黨走，還仍然會執拗的想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或許五四青年的口號和訴求我們現在已經部分實現，或者已被忽略和修正，但蘊含在五四運動中無私無畏的抗爭精神還會常存和延續。這種精神可能會時強時弱，但永遠不會消亡。七十年後的六四學生運動雖然口號和訴求與五四不同，策略和方法也未必成熟和適度，但其蘊含的精神內涵是一脈相承的。那就是追求社會平等公正和民主進步的無私勇氣和犧牲精神。

　　很多時候，真理並不深奧和曲折，甚至是常識性的顯而易見。我們缺乏的只是追求的勇氣和無私的坦蕩。我們大都會相信是人就會犯錯的，但只有張志新和林昭站出來說毛主席也有不對的時候。表達自己的意見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的權力和義務，但在開除劉少奇黨籍的時候也只有一位黨員敢於投下反對的一票。五千年的文明孕育着聰明和智慧，但也壓制了情懷和氣概。不畏強暴對中華民族而言尤其顯得珍貴和可敬。

　　有人說五四過時，因為“五四的新青年們，死的死了，老的老了。身在大陸的幾位，更是‘我躬不閱’，遑恤文學？舊的時代已經完全過去”；有人說六四是被利用了的學生運動，看看當年的學生領袖要麼歸入宗教，要麼爭權奪利耽於內鬥。對我而言，人可以改變和死亡，但只要他們曾經展現出令人敬佩的品質，那就是對中華民族精神寶庫的一份貢獻。當我們被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震撼的時候，不會再想到這是他讚美拿破崙的作品。儘管汪精衛日後成了漢奸，但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 “慷概歌燕市， 從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負少年頭” 中的氣概。

　　雖然可能有些政治不正確，但我仍固執地認為這種精神氣質一部分產生於教育和環境，而另一部分則是與生俱來的。參與創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如果生在建國之後就不會成為共產黨的領袖；而現在的部長書記倘若早生一百年則很可能還是當時的權臣官吏。這種氣質和情愫可以或多或少的存在於每一個普通人的身上，不以人的尊卑強弱而有別。所以歷史上既有抱負遠大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的青年毛澤東， 也有纖弱多愁但卻秉承 “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的閨中李清照。

　　隨着歲月的流逝，我們都會變得成熟圓滑懦弱而務實，但至少不要忘記曾經的熱血勇敢進取和真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