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中國“暴力崛起”的信號槍

——八九六四三十周年祭奠之六

談起六四，國內外的某些士人們往往會振振有詞，“殺了入又怎麼樣？不‘平暴’會有今天的經濟繁榮嗎？”是的，他們滿意地看到在六四白骨堆上的“血沃中原肥勁草”，卻不願意料想將來的“寒凝大地發春華”。他們寧願以中國人民的生命為代價，獲取自己眼前的蠅頭小利，也不要看到中國人民以自己的集體意志，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中國人民真正的家園。

雖然說六四在表面上確實起到近代現代中國“崛起”的信號槍的作用，但是，它傳遞的是怎麼一種信號？它的真實的歷史代價何在？還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第一，六四槍聲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徹底決裂的信號槍。中國共產黨近一世紀以來，盜用“人民”的名義，喬裝打扮，把自己包裝為中國人民的“當然代表”，與人民“親如一家”，“軍民魚水情”等等，欺世盜名。中國人民被這些謊言玩得團團轉，一直傻乎乎地為黨做牛做馬，而未能意識到自己的被壓迫被奴役的悲慘地位。“北京六四的一聲槍響”，給中國人民解開了思想的精神枷鎖和人身的依附關係。

第二，暴露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的真實關係是一種暴力統治關係，而不僅僅是所謂的“社會分工”那麼簡單。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已經證明，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個“非暴力”組織——它是一具貨真價實的統治階級意志指導下的國家暴力機器，但是，動用頂級的國家暴力機器，包括野戰軍正規建制的所有家當來對付赤手空拳的平民學生，完完全全地把此黨的一副“屠夫”“魔王”真相，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

第三，暴露了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如此脆弱。共產黨的統治，完全是建立在對人民的欺騙所換取的假象和有限的容忍的基礎上。這一點，共產黨，包括鄧小平，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一旦從民間爆發出“不信任”的initiatives，他們就意識到民間的挑戰挑在他們統治的最薄弱環節，他們不得不動用殺器，血洗北京城。

第四，對於共產黨權貴的家族利益，是六四的民間根本訴求，“反官倒”。統治階級的極頂層人物，包括鄧小平，本來應該遵循政治介入的原則——再不濟也有老祖宗的中國古代官場的迴避制度，不宜以球員的身份行裁判重任。象鄧小平這樣的北京屠夫，象王震那樣的聲嘶力竭的喊殺聲——他們用全黨利益與名聲作代價，包庇他們的“犬子”太子黨的劣性劣習劣行，不惜借用公器，殺器，用人民的鮮血，染紅太子們的門楣與頂戴。

第五，自古以來，中國統治階級的口號是，馬上得天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純武行”的暴力集團，啟用暴力，永遠都是它的第一，也是最後的，最高的統治形式——它很難也不情願把自己打扮成為一個“有德者”，“無德而僭越”，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必然歷史評價。

第六，既用殺器，而復稱“和平崛起”，什麼樣的邏輯修養？什麼樣的掩耳盜鈴？什麼樣的瞞天過海？

與中國共產黨“槍桿子裡出政權”的黨派暴力不同，六四是中國共產黨明目張胆地發動的“內戰”，針對它的非敵對“同盟者”。中國歷史上，已經有過不止一次的“國共合作”，在一次次的“合作”聲中，共產黨表面上“肝膽相照，赤誠合作”，最後無不以“蛇吞象”為結局，剋殺自己的合作夥伴。而共產黨一貫以此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對象，不止於國民黨一家。

有歷史明鑑，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一直與中國共產黨真正合作的，其實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階層或者知識分子集體，尤其是在推翻國民黨統治的內戰中，國統區的“第二戰場”就是由中國知識分子發起和推動的。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本質上就是這麼一種合作的“替天行道”的杏黃旗——共產黨所謂的“馬上得天下”，也不純粹是“馬上得之”。

只是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從內心，從“初心”認可自己的“得天下”合作夥伴，它不會與民主黨派一起共同建設“人民民主專政”，而是要對，必然對，自己昨日的合作夥伴進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一九五七年，“共知決裂”，共產黨與中國知識分子一刀兩斷，反右運動，把中國的極為匱乏的，建設亟需的知識分子，技術精英，送進勞改營，送進中國的“古拉格”——不是因為中國已經掌握了現代科學技術，而是中國共產黨的背後，有當時蘇聯專家的“無私援助”，國產的，海歸的中國知識分子，於是乎死有餘辜。

文化革命更是一個獨夫民賊戕害全體中國知識分子的國恥國難。在那之後，鄧小平給人一種“知識分子是自家人”的虛妄假象，六四的屠殺證明，共產黨與中國知識分子集體是永遠勢不兩立的水火不容的敵對勢力——不是中國知識分子要挑戰中國共產黨的統治，而是中國共產黨從“初心”就開始的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敵視，仇視，無視。

鄧小平以為他的背後有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成熟的完整的科學技術寶庫，他可以不用藉助中國知識分子的努力，只要“小試牛刀”就可以輕鬆地用其他手段獲取。

於是我們看到，中國的號稱的“和平崛起”，從一開始就是“暴力崛起”。在國內是對中國知識分子，包括“自己培養”的青年知識分子的屠殺，在國際上，是對外國技術的豪奪巧取的“另類暴力”。

六四，不幸，成為鄧小平此等“既定政策”的絕對暴力表現，接下來的中國“暴力崛起”，構成數十年來的“暴力總成”，一直到習近平的國家暴力“更上一層樓”的“終身制”，世界民主國家才從睡夢中驚醒過來，才意識到中國人民已經意識到的真理：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全武行”的暴力團體，是不會遵守任何遊戲規則或者道德約束的。

最近在香港爆發的“反送中”浩大遊行，可以被看作是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年輕的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共產黨的又一次“文諫”。如果說六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對共產黨的“苦諫”被共產黨視作“與虎謀皮”，企圖把共產黨“非暴力化”的努力功虧一簣。那麼今天香港的青年們，完全是在“為己謀命”——共產黨的暴力的屠刀，已經在跨越香港特區的邊境，有形地和無形地架在他們所有人的頸項。

悲乎，中國的最後一塊非暴力的靜土，淨土。

與中國共產黨，或者朝鮮金三胖，進行艱苦卓絕的談判，無疑是一種偉大的“以柔克剛”的，以和平克制暴力的努力。只是那種暴力的暴戾“初心”，一旦在無窮的暴力循環中鑄就，又經“排他”的血統的傳承，不會接受世人的“普世價值”的宣教而輕易皈依。

六四的青春之華，再一次寒凝而發：柔乎，剛乎；暴乎，韌乎；屠乎， 克乎？

（2019.7.4 美國獨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