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反送中”的勝利，凸顯出大陸維權運動的死胡同
——兼論維權運動與民運的區別及其局限性
此次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港人以不屈的抗爭，終於迫使林鄭月娥正式宣布放棄“送中”修例，至此，香港人的民主訴求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
此次香港“反送中”運動，高峰期示威達兩百萬人以上，規模遠遠超過整個中國大陸群體事件規模的總和，而香港市民熱情高漲，不止一位香港青年為民主當眾自殺明志...
“反送中”運動表現出來的港人民主素質，再次有力地駁斥了以格丘山、螺杆為代表的“熱血漢奸”所謂華人基因劣等、不配民主等無恥讕言；
另一方面，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又實實在在反映出現在香港民眾與大陸民眾的巨大差異：
比起現在大陸民眾對民主的空前冷漠，香港人追求民主的熱情、鬥志和決心，實實在在有若天壤之別！可以說，“反送中”運動表現出來的港人素質，實實在在令大陸民眾汗顏，而香港青年奮勇當先追求民主，甚至不惜以死明志的精神，實實在在地令只有“小我”利益算計地大陸“八零後”、“九零後”、“零零後”們齊齊蒙羞！
其中尤其令人心寒的是廣州人，他們本與港人同系粵語子民、同文同種、親上加親，卻對港人的抗爭，整體冷漠得發指，甚至反過來譏諷抗爭的港人是神經病，是在“搞文革”，“吃飽了撐的”，有吃有喝還上街“搞事”...
大陸民眾的此種空前不堪的現實，是任何大陸反對派人士，不能不面對的客觀現實（儘管這是一個悲哀的現實），即：經過“六四”（特別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之後中共三十年的精緻化毒害，中國大陸民眾已經整體地喪失了社會正義感，變成了一個舉世罕有的“不問政治”的冷漠群體。
以徐水良為代表的人，否認這種差異，硬說中國大陸民眾的反抗，遠遠超過香港人，遠遠超過前東歐國家的民眾...這種虛妄的態度誠不可取，因為如果不能面對現實，你就沒有修錯能力，並將再次錯失未來的機遇。
徐水良所舉的（“六四”後）大陸民眾的反抗運動，全部都是維權運動；“六四”屠殺後，特別是1992年之後，大陸基本上只有維權運動，沒有民主運動，唯一的一次例外也許可以算徐文立、秦永敏為代表的中國國內民主黨組黨運動，但那次運動沒有形成街頭的遊行示威。
而維權運動和民主運動是完全不同的：
民主運動具有體制性的訴求，如，中國的“八九”民運，提出了“人大真實選舉，新聞出版自由”的體制性訴求，一旦實施，共產黨的專制就會發生改變（即“變天”），因此，“六四”運動就是民主運動，而不僅僅是反腐運動；
又如，2003年的香港反“二十三條立法”大遊行，訴求就是阻止中共胡錦濤當局企圖剝奪港民言論自由的“二十三條”立法，具有體制的性質，因此它屬於民主運動；
再如，今年的“反送中”運動，訴求是反對“送中”修例，這也具有體制性質，因為一旦“送中”修例出台，香港的司法自主權將基本淪喪，港民將落得和毗鄰的深圳人相近的待遇，都淪為只有“生存權”的“特色”經濟動物——港民自然誓死抗拒此種卑賤的“特色優越性”！阻止香港深圳化，自然是具有體制性質的民主運動——準確的說，它屬於廣義民主運動範疇內的人權運動...
而維權運動沒有體制性的訴求，一般只是特定的群體為自己爭取經濟補償或待遇改善（包括恢復名譽）；如要求中共媒體停止攻擊法輪功的“4.25”包圍中南海事件、討要經濟損失的強拆受害者上訪等，都屬於維權性質。
運動的維權性質，取決於其訴求，而與其規模無關，如：去年一度包圍軍委大樓的老兵運動，雖然有全國規模，但仍然是維權運動，因為遊行示威的老兵，其訴求只是改善退伍老兵待遇，絲毫沒有體制性的訴求。
因為訴求不觸及體制，甚至要藉助現有的體制，來獲取個案的解決，所以維權民眾、維權老兵在運動中高舉毛澤東、高舉胡錦濤、高舉習近平...高舉共產黨（所謂“只反貪官，不反體制”）的現象十分普遍，這當然對專制構不成絲毫的挑戰。
因為維權運動的訴求，不觸及社會體制，且只局限於特定群體的經濟利益和待遇，因此，它無法引發廣泛的社會共鳴，不可能匯聚成挑戰體制社會洪流。
拆遷上訪戶們前赴後繼的北京上訪運動，他們高舉國旗和胡、溫像，遭武警、便衣、截訪拳打腳踢...仍無法激起北京民眾的參與，根本原因即在於此；
老兵運動為何不能激起社會大眾的廣泛參與或聲援？因為運動的訴求，只是改善退伍老兵的待遇，自然不能吸引非老兵群體的參與；
最近武漢市陽邏區數千居民遊行示威，抗議在陽邏區建設垃圾焚燒廠，連香港青年在盾牌前盤腿靜坐的方式都COPY過來了，與香港“反送中”幾乎同步，但事件在國內沒有任何反響，甚至在武漢都激不起一絲微瀾，連陽邏周圍的人都冷漠以對，這是為什麼？顯然主要不是因為中共封鎖消息，而是因為陽邏區居民抵制上馬垃圾焚燒廠的維權 訴求，與其他地區的人的利益根本不相干，所以引發不了共鳴。
維權運動，因其訴求只關乎局部利益（甚至局部的特定群體利益），不關乎整個社會的利益，所以是不可能吸引社會各群體的廣泛參與的。試想：如果百多年前，武昌舉事的新軍熊秉坤、吳兆麟一夥的訴求是改善鄂軍伙食和營房等維權訴求，可能引發各省新軍跟進倒戈嗎？？
熊秉坤、吳兆麟一夥之舉事，之所以引發了排山倒海的效應，是因為其“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排滿政治訴求！
香港人的“反二十三條”、“占中”、“反送中”之所以能激勵其五十萬、兩百萬港民前赴後繼、死戰不退，是因為言論自由、司法自主...關乎每一個香港人自身的尊嚴、後代的教育，香港人選擇做一個與國際接軌的人，誓死不願做只有“生存權”的深圳式經濟動物，更不願自己的子孫被共產黨洗成腦殘！
既然自由民主的訴求與維權不同，它關乎社會的每一個人，那麼為什麼現在的大陸人整體地不追求自由民主，甚至反過來普遍視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是神經病呢？
這就是社會道德淪喪的必然結果。從1992年開始，有專制特色的中共權貴資本主義的精緻化腐蝕，外加上紅色資本家以“心靈雞湯”為代表的新式洗腦，已經徹底而全面地摧毀了歷經“文革”都沒有泯滅的社會公義精神，把十多億中國人都塑造成了對“政治”（實為社會公義）極端冷漠，精於個體利益最大化算計的小我“經濟動物”，他們一絲一毫地不會為了與己利益沒有直接關係的“自由、民主”等公義而付出，儘管他們為了個體的利益，敢於上街，甚至可以拼命。
近三十年來，中國大陸民眾只知維權，而絕不為自由民主而抗爭，其根本原因即在此。
大陸民眾的這種小我“經濟動物”個體利益最大化算計，正是中共故意塑造、且夢寐以求的。由於大陸民眾的新特點，大陸再也形不成民主運動，而維權運動引不起社會共鳴、各自為戰的特點，使得中共能夠對全國各地的維權運動從容地各個擊破，因為中共有調集軍警異地鎮壓的“大國優勢”。
徐水良說中共國一年的群體事件多達十幾萬起，但象武漢陽邏事件、老兵事件這樣的維權運動就算一年上百萬起，又有何用？能夠對中共專制有一絲一毫的觸動嗎？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共專制反而變本加厲，就是證明！
因為維權運動對體制沒有挑戰，也引不起社會共鳴，所以中共現在對維權運動的鎮壓，愈來愈肆無忌憚，中共一貫欺軟怕硬，維穩方面，中共經驗豐富、功底深厚、出招狠毒，此次武漢陽邏事件，絲毫沒有觸及體制的陽邏人被特警打得頭破血流，中共的裝甲車居然開上街頭...簡直比香港鎮壓“反送中”兇狠十倍不止！
現在比起為民主而上街，現在大陸一盤散沙的維權運動，成功的希望更加渺茫，且風險也不見得低，中共照樣惡狠狠地鎮壓，悍然把維權者當作敵人、“暴徒”，眼睛都不會眨一下。
絕對不為自由民主上街——“政治”極端冷漠的大陸民眾的此種小我“經濟動物”個體利益最大化算計，反落得“聰明反被聰明誤”的結局。
什麼時候大陸民眾認識到“政治冷漠”是大愚若智，而維權運動是死胡同（因為現今大陸各種暴政和侵權，都是體制的必然），轉而重新開始為自由民主而上街的時候，中國的歷史，才有望翻開新的篇章。
曾節明 2019.7.9炎夏下午於紐約州
——兼論維權運動與民運的區別及其局限性
此次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港人以不屈的抗爭，終於迫使林鄭月娥正式宣布放棄“送中”修例，至此，香港人的民主訴求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
此次香港“反送中”運動，高峰期示威達兩百萬人以上，規模遠遠超過整個中國大陸群體事件規模的總和，而香港市民熱情高漲，不止一位香港青年為民主當眾自殺明志...
“反送中”運動表現出來的港人民主素質，再次有力地駁斥了以格丘山、螺杆為代表的“熱血漢奸”所謂華人基因劣等、不配民主等無恥讕言；
另一方面，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又實實在在反映出現在香港民眾與大陸民眾的巨大差異：
比起現在大陸民眾對民主的空前冷漠，香港人追求民主的熱情、鬥志和決心，實實在在有若天壤之別！可以說，“反送中”運動表現出來的港人素質，實實在在令大陸民眾汗顏，而香港青年奮勇當先追求民主，甚至不惜以死明志的精神，實實在在地令只有“小我”利益算計地大陸“八零後”、“九零後”、“零零後”們齊齊蒙羞！
其中尤其令人心寒的是廣州人，他們本與港人同系粵語子民、同文同種、親上加親，卻對港人的抗爭，整體冷漠得發指，甚至反過來譏諷抗爭的港人是神經病，是在“搞文革”，“吃飽了撐的”，有吃有喝還上街“搞事”...
大陸民眾的此種空前不堪的現實，是任何大陸反對派人士，不能不面對的客觀現實（儘管這是一個悲哀的現實），即：經過“六四”（特別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之後中共三十年的精緻化毒害，中國大陸民眾已經整體地喪失了社會正義感，變成了一個舉世罕有的“不問政治”的冷漠群體。
以徐水良為代表的人，否認這種差異，硬說中國大陸民眾的反抗，遠遠超過香港人，遠遠超過前東歐國家的民眾...這種虛妄的態度誠不可取，因為如果不能面對現實，你就沒有修錯能力，並將再次錯失未來的機遇。
徐水良所舉的（“六四”後）大陸民眾的反抗運動，全部都是維權運動；“六四”屠殺後，特別是1992年之後，大陸基本上只有維權運動，沒有民主運動，唯一的一次例外也許可以算徐文立、秦永敏為代表的中國國內民主黨組黨運動，但那次運動沒有形成街頭的遊行示威。
而維權運動和民主運動是完全不同的：
民主運動具有體制性的訴求，如，中國的“八九”民運，提出了“人大真實選舉，新聞出版自由”的體制性訴求，一旦實施，共產黨的專制就會發生改變（即“變天”），因此，“六四”運動就是民主運動，而不僅僅是反腐運動；
又如，2003年的香港反“二十三條立法”大遊行，訴求就是阻止中共胡錦濤當局企圖剝奪港民言論自由的“二十三條”立法，具有體制的性質，因此它屬於民主運動；
再如，今年的“反送中”運動，訴求是反對“送中”修例，這也具有體制性質，因為一旦“送中”修例出台，香港的司法自主權將基本淪喪，港民將落得和毗鄰的深圳人相近的待遇，都淪為只有“生存權”的“特色”經濟動物——港民自然誓死抗拒此種卑賤的“特色優越性”！阻止香港深圳化，自然是具有體制性質的民主運動——準確的說，它屬於廣義民主運動範疇內的人權運動...
而維權運動沒有體制性的訴求，一般只是特定的群體為自己爭取經濟補償或待遇改善（包括恢復名譽）；如要求中共媒體停止攻擊法輪功的“4.25”包圍中南海事件、討要經濟損失的強拆受害者上訪等，都屬於維權性質。
運動的維權性質，取決於其訴求，而與其規模無關，如：去年一度包圍軍委大樓的老兵運動，雖然有全國規模，但仍然是維權運動，因為遊行示威的老兵，其訴求只是改善退伍老兵待遇，絲毫沒有體制性的訴求。
因為訴求不觸及體制，甚至要藉助現有的體制，來獲取個案的解決，所以維權民眾、維權老兵在運動中高舉毛澤東、高舉胡錦濤、高舉習近平...高舉共產黨（所謂“只反貪官，不反體制”）的現象十分普遍，這當然對專制構不成絲毫的挑戰。
因為維權運動的訴求，不觸及社會體制，且只局限於特定群體的經濟利益和待遇，因此，它無法引發廣泛的社會共鳴，不可能匯聚成挑戰體制社會洪流。
拆遷上訪戶們前赴後繼的北京上訪運動，他們高舉國旗和胡、溫像，遭武警、便衣、截訪拳打腳踢...仍無法激起北京民眾的參與，根本原因即在於此；
老兵運動為何不能激起社會大眾的廣泛參與或聲援？因為運動的訴求，只是改善退伍老兵的待遇，自然不能吸引非老兵群體的參與；
最近武漢市陽邏區數千居民遊行示威，抗議在陽邏區建設垃圾焚燒廠，連香港青年在盾牌前盤腿靜坐的方式都COPY過來了，與香港“反送中”幾乎同步，但事件在國內沒有任何反響，甚至在武漢都激不起一絲微瀾，連陽邏周圍的人都冷漠以對，這是為什麼？顯然主要不是因為中共封鎖消息，而是因為陽邏區居民抵制上馬垃圾焚燒廠的維權 訴求，與其他地區的人的利益根本不相干，所以引發不了共鳴。
維權運動，因其訴求只關乎局部利益（甚至局部的特定群體利益），不關乎整個社會的利益，所以是不可能吸引社會各群體的廣泛參與的。試想：如果百多年前，武昌舉事的新軍熊秉坤、吳兆麟一夥的訴求是改善鄂軍伙食和營房等維權訴求，可能引發各省新軍跟進倒戈嗎？？
熊秉坤、吳兆麟一夥之舉事，之所以引發了排山倒海的效應，是因為其“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排滿政治訴求！
香港人的“反二十三條”、“占中”、“反送中”之所以能激勵其五十萬、兩百萬港民前赴後繼、死戰不退，是因為言論自由、司法自主...關乎每一個香港人自身的尊嚴、後代的教育，香港人選擇做一個與國際接軌的人，誓死不願做只有“生存權”的深圳式經濟動物，更不願自己的子孫被共產黨洗成腦殘！
既然自由民主的訴求與維權不同，它關乎社會的每一個人，那麼為什麼現在的大陸人整體地不追求自由民主，甚至反過來普遍視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是神經病呢？
這就是社會道德淪喪的必然結果。從1992年開始，有專制特色的中共權貴資本主義的精緻化腐蝕，外加上紅色資本家以“心靈雞湯”為代表的新式洗腦，已經徹底而全面地摧毀了歷經“文革”都沒有泯滅的社會公義精神，把十多億中國人都塑造成了對“政治”（實為社會公義）極端冷漠，精於個體利益最大化算計的小我“經濟動物”，他們一絲一毫地不會為了與己利益沒有直接關係的“自由、民主”等公義而付出，儘管他們為了個體的利益，敢於上街，甚至可以拼命。
近三十年來，中國大陸民眾只知維權，而絕不為自由民主而抗爭，其根本原因即在此。
大陸民眾的這種小我“經濟動物”個體利益最大化算計，正是中共故意塑造、且夢寐以求的。由於大陸民眾的新特點，大陸再也形不成民主運動，而維權運動引不起社會共鳴、各自為戰的特點，使得中共能夠對全國各地的維權運動從容地各個擊破，因為中共有調集軍警異地鎮壓的“大國優勢”。
徐水良說中共國一年的群體事件多達十幾萬起，但象武漢陽邏事件、老兵事件這樣的維權運動就算一年上百萬起，又有何用？能夠對中共專制有一絲一毫的觸動嗎？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共專制反而變本加厲，就是證明！
因為維權運動對體制沒有挑戰，也引不起社會共鳴，所以中共現在對維權運動的鎮壓，愈來愈肆無忌憚，中共一貫欺軟怕硬，維穩方面，中共經驗豐富、功底深厚、出招狠毒，此次武漢陽邏事件，絲毫沒有觸及體制的陽邏人被特警打得頭破血流，中共的裝甲車居然開上街頭...簡直比香港鎮壓“反送中”兇狠十倍不止！
現在比起為民主而上街，現在大陸一盤散沙的維權運動，成功的希望更加渺茫，且風險也不見得低，中共照樣惡狠狠地鎮壓，悍然把維權者當作敵人、“暴徒”，眼睛都不會眨一下。
絕對不為自由民主上街——“政治”極端冷漠的大陸民眾的此種小我“經濟動物”個體利益最大化算計，反落得“聰明反被聰明誤”的結局。
什麼時候大陸民眾認識到“政治冷漠”是大愚若智，而維權運動是死胡同（因為現今大陸各種暴政和侵權，都是體制的必然），轉而重新開始為自由民主而上街的時候，中國的歷史，才有望翻開新的篇章。
曾節明 2019.7.9炎夏下午於紐約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