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反送中”的胜利，凸显出大陆维权运动的死胡同
——兼论维权运动与民运的区别及其局限性
此次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港人以不屈的抗争，终于迫使林郑月娥正式宣布放弃“送中”修例，至此，香港人的民主诉求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此次香港“反送中”运动，高峰期示威达两百万人以上，规模远远超过整个中国大陆群体事件规模的总和，而香港市民热情高涨，不止一位香港青年为民主当众自杀明志...
“反送中”运动表现出来的港人民主素质，再次有力地驳斥了以格丘山、螺杆为代表的“热血汉奸”所谓华人基因劣等、不配民主等无耻谰言；
另一方面，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又实实在在反映出现在香港民众与大陆民众的巨大差异：
比起现在大陆民众对民主的空前冷漠，香港人追求民主的热情、斗志和决心，实实在在有若天壤之别！可以说，“反送中”运动表现出来的港人素质，实实在在令大陆民众汗颜，而香港青年奋勇当先追求民主，甚至不惜以死明志的精神，实实在在地令只有“小我”利益算计地大陆“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们齐齐蒙羞！
其中尤其令人心寒的是广州人，他们本与港人同系粤语子民、同文同种、亲上加亲，却对港人的抗争，整体冷漠得发指，甚至反过来讥讽抗争的港人是神经病，是在“搞文革”，“吃饱了撑的”，有吃有喝还上街“搞事”...
大陆民众的此种空前不堪的现实，是任何大陆反对派人士，不能不面对的客观现实（尽管这是一个悲哀的现实），即：经过“六四”（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之后中共三十年的精致化毒害，中国大陆民众已经整体地丧失了社会正义感，变成了一个举世罕有的“不问政治”的冷漠群体。
以徐水良为代表的人，否认这种差异，硬说中国大陆民众的反抗，远远超过香港人，远远超过前东欧国家的民众...这种虚妄的态度诚不可取，因为如果不能面对现实，你就没有修错能力，并将再次错失未来的机遇。
徐水良所举的（“六四”后）大陆民众的反抗运动，全部都是维权运动；“六四”屠杀后，特别是1992年之后，大陆基本上只有维权运动，没有民主运动，唯一的一次例外也许可以算徐文立、秦永敏为代表的中国国内民主党组党运动，但那次运动没有形成街头的游行示威。
而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是完全不同的：
民主运动具有体制性的诉求，如，中国的“八九”民运，提出了“人大真实选举，新闻出版自由”的体制性诉求，一旦实施，共产党的专制就会发生改变（即“变天”），因此，“六四”运动就是民主运动，而不仅仅是反腐运动；
又如，2003年的香港反“二十三条立法”大游行，诉求就是阻止中共胡锦涛当局企图剥夺港民言论自由的“二十三条”立法，具有体制的性质，因此它属于民主运动；
再如，今年的“反送中”运动，诉求是反对“送中”修例，这也具有体制性质，因为一旦“送中”修例出台，香港的司法自主权将基本沦丧，港民将落得和毗邻的深圳人相近的待遇，都沦为只有“生存权”的“特色”经济动物——港民自然誓死抗拒此种卑贱的“特色优越性”！阻止香港深圳化，自然是具有体制性质的民主运动——准确的说，它属于广义民主运动范畴内的人权运动...
而维权运动没有体制性的诉求，一般只是特定的群体为自己争取经济补偿或待遇改善（包括恢复名誉）；如要求中共媒体停止攻击法轮功的“4.25”包围中南海事件、讨要经济损失的强拆受害者上访等，都属于维权性质。
运动的维权性质，取决于其诉求，而与其规模无关，如：去年一度包围军委大楼的老兵运动，虽然有全国规模，但仍然是维权运动，因为游行示威的老兵，其诉求只是改善退伍老兵待遇，丝毫没有体制性的诉求。
因为诉求不触及体制，甚至要借助现有的体制，来获取个案的解决，所以维权民众、维权老兵在运动中高举毛泽东、高举胡锦涛、高举习近平...高举共产党（所谓“只反贪官，不反体制”）的现象十分普遍，这当然对专制构不成丝毫的挑战。
因为维权运动的诉求，不触及社会体制，且只局限于特定群体的经济利益和待遇，因此，它无法引发广泛的社会共鸣，不可能汇聚成挑战体制社会洪流。
拆迁上访户们前赴后继的北京上访运动，他们高举国旗和胡、温像，遭武警、便衣、截访拳打脚踢...仍无法激起北京民众的参与，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老兵运动为何不能激起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或声援？因为运动的诉求，只是改善退伍老兵的待遇，自然不能吸引非老兵群体的参与；
最近武汉市阳逻区数千居民游行示威，抗议在阳逻区建设垃圾焚烧厂，连香港青年在盾牌前盘腿静坐的方式都COPY过来了，与香港“反送中”几乎同步，但事件在国内没有任何反响，甚至在武汉都激不起一丝微澜，连阳逻周围的人都冷漠以对，这是为什么？显然主要不是因为中共封锁消息，而是因为阳逻区居民抵制上马垃圾焚烧厂的维权 诉求，与其他地区的人的利益根本不相干，所以引发不了共鸣。
维权运动，因其诉求只关乎局部利益（甚至局部的特定群体利益），不关乎整个社会的利益，所以是不可能吸引社会各群体的广泛参与的。试想：如果百多年前，武昌举事的新军熊秉坤、吴兆麟一伙的诉求是改善鄂军伙食和营房等维权诉求，可能引发各省新军跟进倒戈吗？？
熊秉坤、吴兆麟一伙之举事，之所以引发了排山倒海的效应，是因为其“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排满政治诉求！
香港人的“反二十三条”、“占中”、“反送中”之所以能激励其五十万、两百万港民前赴后继、死战不退，是因为言论自由、司法自主...关乎每一个香港人自身的尊严、后代的教育，香港人选择做一个与国际接轨的人，誓死不愿做只有“生存权”的深圳式经济动物，更不愿自己的子孙被共产党洗成脑残！
既然自由民主的诉求与维权不同，它关乎社会的每一个人，那么为什么现在的大陆人整体地不追求自由民主，甚至反过来普遍视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是神经病呢？
这就是社会道德沦丧的必然结果。从1992年开始，有专制特色的中共权贵资本主义的精致化腐蚀，外加上红色资本家以“心灵鸡汤”为代表的新式洗脑，已经彻底而全面地摧毁了历经“文革”都没有泯灭的社会公义精神，把十多亿中国人都塑造成了对“政治”（实为社会公义）极端冷漠，精于个体利益最大化算计的小我“经济动物”，他们一丝一毫地不会为了与己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自由、民主”等公义而付出，尽管他们为了个体的利益，敢于上街，甚至可以拼命。
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民众只知维权，而绝不为自由民主而抗争，其根本原因即在此。
大陆民众的这种小我“经济动物”个体利益最大化算计，正是中共故意塑造、且梦寐以求的。由于大陆民众的新特点，大陆再也形不成民主运动，而维权运动引不起社会共鸣、各自为战的特点，使得中共能够对全国各地的维权运动从容地各个击破，因为中共有调集军警异地镇压的“大国优势”。
徐水良说中共国一年的群体事件多达十几万起，但象武汉阳逻事件、老兵事件这样的维权运动就算一年上百万起，又有何用？能够对中共专制有一丝一毫的触动吗？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共专制反而变本加厉，就是证明！
因为维权运动对体制没有挑战，也引不起社会共鸣，所以中共现在对维权运动的镇压，愈来愈肆无忌惮，中共一贯欺软怕硬，维稳方面，中共经验丰富、功底深厚、出招狠毒，此次武汉阳逻事件，丝毫没有触及体制的阳逻人被特警打得头破血流，中共的装甲车居然开上街头...简直比香港镇压“反送中”凶狠十倍不止！
现在比起为民主而上街，现在大陆一盘散沙的维权运动，成功的希望更加渺茫，且风险也不见得低，中共照样恶狠狠地镇压，悍然把维权者当作敌人、“暴徒”，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绝对不为自由民主上街——“政治”极端冷漠的大陆民众的此种小我“经济动物”个体利益最大化算计，反落得“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局。
什么时候大陆民众认识到“政治冷漠”是大愚若智，而维权运动是死胡同（因为现今大陆各种暴政和侵权，都是体制的必然），转而重新开始为自由民主而上街的时候，中国的历史，才有望翻开新的篇章。
曾节明 2019.7.9炎夏下午于纽约州
——兼论维权运动与民运的区别及其局限性
此次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港人以不屈的抗争，终于迫使林郑月娥正式宣布放弃“送中”修例，至此，香港人的民主诉求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此次香港“反送中”运动，高峰期示威达两百万人以上，规模远远超过整个中国大陆群体事件规模的总和，而香港市民热情高涨，不止一位香港青年为民主当众自杀明志...
“反送中”运动表现出来的港人民主素质，再次有力地驳斥了以格丘山、螺杆为代表的“热血汉奸”所谓华人基因劣等、不配民主等无耻谰言；
另一方面，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又实实在在反映出现在香港民众与大陆民众的巨大差异：
比起现在大陆民众对民主的空前冷漠，香港人追求民主的热情、斗志和决心，实实在在有若天壤之别！可以说，“反送中”运动表现出来的港人素质，实实在在令大陆民众汗颜，而香港青年奋勇当先追求民主，甚至不惜以死明志的精神，实实在在地令只有“小我”利益算计地大陆“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们齐齐蒙羞！
其中尤其令人心寒的是广州人，他们本与港人同系粤语子民、同文同种、亲上加亲，却对港人的抗争，整体冷漠得发指，甚至反过来讥讽抗争的港人是神经病，是在“搞文革”，“吃饱了撑的”，有吃有喝还上街“搞事”...
大陆民众的此种空前不堪的现实，是任何大陆反对派人士，不能不面对的客观现实（尽管这是一个悲哀的现实），即：经过“六四”（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之后中共三十年的精致化毒害，中国大陆民众已经整体地丧失了社会正义感，变成了一个举世罕有的“不问政治”的冷漠群体。
以徐水良为代表的人，否认这种差异，硬说中国大陆民众的反抗，远远超过香港人，远远超过前东欧国家的民众...这种虚妄的态度诚不可取，因为如果不能面对现实，你就没有修错能力，并将再次错失未来的机遇。
徐水良所举的（“六四”后）大陆民众的反抗运动，全部都是维权运动；“六四”屠杀后，特别是1992年之后，大陆基本上只有维权运动，没有民主运动，唯一的一次例外也许可以算徐文立、秦永敏为代表的中国国内民主党组党运动，但那次运动没有形成街头的游行示威。
而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是完全不同的：
民主运动具有体制性的诉求，如，中国的“八九”民运，提出了“人大真实选举，新闻出版自由”的体制性诉求，一旦实施，共产党的专制就会发生改变（即“变天”），因此，“六四”运动就是民主运动，而不仅仅是反腐运动；
又如，2003年的香港反“二十三条立法”大游行，诉求就是阻止中共胡锦涛当局企图剥夺港民言论自由的“二十三条”立法，具有体制的性质，因此它属于民主运动；
再如，今年的“反送中”运动，诉求是反对“送中”修例，这也具有体制性质，因为一旦“送中”修例出台，香港的司法自主权将基本沦丧，港民将落得和毗邻的深圳人相近的待遇，都沦为只有“生存权”的“特色”经济动物——港民自然誓死抗拒此种卑贱的“特色优越性”！阻止香港深圳化，自然是具有体制性质的民主运动——准确的说，它属于广义民主运动范畴内的人权运动...
而维权运动没有体制性的诉求，一般只是特定的群体为自己争取经济补偿或待遇改善（包括恢复名誉）；如要求中共媒体停止攻击法轮功的“4.25”包围中南海事件、讨要经济损失的强拆受害者上访等，都属于维权性质。
运动的维权性质，取决于其诉求，而与其规模无关，如：去年一度包围军委大楼的老兵运动，虽然有全国规模，但仍然是维权运动，因为游行示威的老兵，其诉求只是改善退伍老兵待遇，丝毫没有体制性的诉求。
因为诉求不触及体制，甚至要借助现有的体制，来获取个案的解决，所以维权民众、维权老兵在运动中高举毛泽东、高举胡锦涛、高举习近平...高举共产党（所谓“只反贪官，不反体制”）的现象十分普遍，这当然对专制构不成丝毫的挑战。
因为维权运动的诉求，不触及社会体制，且只局限于特定群体的经济利益和待遇，因此，它无法引发广泛的社会共鸣，不可能汇聚成挑战体制社会洪流。
拆迁上访户们前赴后继的北京上访运动，他们高举国旗和胡、温像，遭武警、便衣、截访拳打脚踢...仍无法激起北京民众的参与，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老兵运动为何不能激起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或声援？因为运动的诉求，只是改善退伍老兵的待遇，自然不能吸引非老兵群体的参与；
最近武汉市阳逻区数千居民游行示威，抗议在阳逻区建设垃圾焚烧厂，连香港青年在盾牌前盘腿静坐的方式都COPY过来了，与香港“反送中”几乎同步，但事件在国内没有任何反响，甚至在武汉都激不起一丝微澜，连阳逻周围的人都冷漠以对，这是为什么？显然主要不是因为中共封锁消息，而是因为阳逻区居民抵制上马垃圾焚烧厂的维权 诉求，与其他地区的人的利益根本不相干，所以引发不了共鸣。
维权运动，因其诉求只关乎局部利益（甚至局部的特定群体利益），不关乎整个社会的利益，所以是不可能吸引社会各群体的广泛参与的。试想：如果百多年前，武昌举事的新军熊秉坤、吴兆麟一伙的诉求是改善鄂军伙食和营房等维权诉求，可能引发各省新军跟进倒戈吗？？
熊秉坤、吴兆麟一伙之举事，之所以引发了排山倒海的效应，是因为其“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排满政治诉求！
香港人的“反二十三条”、“占中”、“反送中”之所以能激励其五十万、两百万港民前赴后继、死战不退，是因为言论自由、司法自主...关乎每一个香港人自身的尊严、后代的教育，香港人选择做一个与国际接轨的人，誓死不愿做只有“生存权”的深圳式经济动物，更不愿自己的子孙被共产党洗成脑残！
既然自由民主的诉求与维权不同，它关乎社会的每一个人，那么为什么现在的大陆人整体地不追求自由民主，甚至反过来普遍视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是神经病呢？
这就是社会道德沦丧的必然结果。从1992年开始，有专制特色的中共权贵资本主义的精致化腐蚀，外加上红色资本家以“心灵鸡汤”为代表的新式洗脑，已经彻底而全面地摧毁了历经“文革”都没有泯灭的社会公义精神，把十多亿中国人都塑造成了对“政治”（实为社会公义）极端冷漠，精于个体利益最大化算计的小我“经济动物”，他们一丝一毫地不会为了与己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自由、民主”等公义而付出，尽管他们为了个体的利益，敢于上街，甚至可以拼命。
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民众只知维权，而绝不为自由民主而抗争，其根本原因即在此。
大陆民众的这种小我“经济动物”个体利益最大化算计，正是中共故意塑造、且梦寐以求的。由于大陆民众的新特点，大陆再也形不成民主运动，而维权运动引不起社会共鸣、各自为战的特点，使得中共能够对全国各地的维权运动从容地各个击破，因为中共有调集军警异地镇压的“大国优势”。
徐水良说中共国一年的群体事件多达十几万起，但象武汉阳逻事件、老兵事件这样的维权运动就算一年上百万起，又有何用？能够对中共专制有一丝一毫的触动吗？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共专制反而变本加厉，就是证明！
因为维权运动对体制没有挑战，也引不起社会共鸣，所以中共现在对维权运动的镇压，愈来愈肆无忌惮，中共一贯欺软怕硬，维稳方面，中共经验丰富、功底深厚、出招狠毒，此次武汉阳逻事件，丝毫没有触及体制的阳逻人被特警打得头破血流，中共的装甲车居然开上街头...简直比香港镇压“反送中”凶狠十倍不止！
现在比起为民主而上街，现在大陆一盘散沙的维权运动，成功的希望更加渺茫，且风险也不见得低，中共照样恶狠狠地镇压，悍然把维权者当作敌人、“暴徒”，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绝对不为自由民主上街——“政治”极端冷漠的大陆民众的此种小我“经济动物”个体利益最大化算计，反落得“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局。
什么时候大陆民众认识到“政治冷漠”是大愚若智，而维权运动是死胡同（因为现今大陆各种暴政和侵权，都是体制的必然），转而重新开始为自由民主而上街的时候，中国的历史，才有望翻开新的篇章。
曾节明 2019.7.9炎夏下午于纽约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