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类药物泛滥与美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深层次危机 （上篇）

    导言：  美国社会惊呼鸦片药泛滥与致死已是美国的公共健康灾难

I．              美国鸦片类药物泛滥与形成严重危机的历史过程

II．            美国鸦片类药物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解析

鸦片类药物泛滥与美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深层次危机 （下篇）

III.           从种族歧视到承认公共健康灾难—美国联邦政府应对危机政策的缓 慢转变

IV．         鸦片药物的泛滥危机与美国奇葩式的文化传统

    结语：  药瘾的康复治疗不能替代社会痼疾的康复治疗

英语参考文献

注：下篇将独立发表

谢谢关注，并期盼批评、指正。

导言：美国社会惊呼鸦片药泛滥与致死已是美国的公共健康灾难

近几年来，美国因鸦片类药物泛滥和过量服用而致死人数的剧升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健康危机。这场危机在很长时间内占据了美国新闻的头条，其酿成的灾难性后果令人触目惊心：美国是世界上因药物/毒品致死占比最高的国家。美国疾病防控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缩写为CDC）的数据显示，占全球人口4.3%的美国人，吃掉了全球83%的鸦片类处方止痛药；自上世纪90年代危机爆发以来，与滥用（过量服用）处方鸦片药有关的死亡人数猛增了三倍，至今已导致总共75万美国人丧命，另外还有1100多万人服用鸦片药成瘾，是当今50岁以下美国人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

人们不禁要问，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的鸦片药危机是如何逐步发展到当今如此严重程度的？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在这场跨度达几十年的危机中采取了哪些应对政策，这些政策究竟是缓和了还是加剧了美国的鸦片药危机？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美国政府是否从历史经验中汲取了某种教训从而使其政策有所演变？再者，这场空前严重的公共健康危机除了是一次医学意义上的真正灾难外，是否还反映了灾难背后的一些更深层次的社会顽症？本文即准备通过探讨以上几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来对这场危机作一尽可能完整的剖析和阐述。

I．              美国鸦片类药物泛滥与形成严重危机的历史过程

1.       鸦片类药物的来源、类型、功效及滥用

鸦片类药物是鸦片药物/毒品的总称，它们是从鸦片罂粟花中提炼出来的药品，其原料鸦片罂粟植物在亚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广泛种植，花朵绚烂华美，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观赏植物，但因有可以制成毒品的特性而在各国政府的管制下种植。鸦片类药物可以被分为两大类，即合法生产的药剂和非法生产的毒品：合法生产的药剂，包括羟考酮（羟qiǎng，oxycodone）、氢可酮（hydrocodone）和吗啡（morphine），通常被作为处方药物用以镇痛。国际麻醉药管制委员会报告说，2015年，美国人服用了全世界羟考酮用量的99.7%。而非法生产的毒品之大宗则为几十年来一直被频繁使用的海洛因。最近几年来，美国人越来越多地转向使用合成鸦片药芬太尼，此药既可由医生作为镇痛剂而处方，同时又被很多人非法地使用，其药品价格便宜而又效力极强，因而尤其危险和致命。

鸦片类药的机理是药物与脑中的接收器和脊髓结合，阻断疼痛的信号；药物还通过释放一种称为多巴胺的神经传导物质而激发脑中的奖赏区域 （Reward Area）而使人产生亢奋的感觉。上述所有的合法与非法药品/毒品均有成瘾性。鸦片类药物使用失常（opioid use disorder）是指鸦片药的上瘾或滥用。那些对鸦片药上瘾的人在停药后会发生戒断症状，例如精神烦躁不安、失眠、肌肉震颤、呕吐、腹痛、腹泻和散瞳等。依赖鸦片药者经常伴随耐药性，也即鸦片药的使用者需要服用不断增加的剂量来获得同样的效果。

2.  鸦片类药物危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1）吗啡的发现及其在美国内战中的运用

美国鸦片类药物危机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1805年德国药学家弗里德里希··塞尔特纳 (Friedrich Serturner) 在做关于鸦片的罂粟花植物的试验时发现了一种有催眠和镇静作用的物质，并以希腊神话中的梦神摩耳甫斯（Morpheus）的名字命名为吗啡 （morphine）。同时，塞尔特纳担心多用吗啡可以成瘾，所以强调在作为镇痛时必须少量地使用。1860年代在美国内战中，医生们已经为战场上受伤的战士开出吗啡处方。战争结束后，不仅很多战士已经对吗啡上瘾，这个新药还被引进到美国人的生活之中。开始时主要是处方给美国的白种妇女，治疗从咳嗽到痛经的一系列疾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的医生们认为妇女比较经受不起疼痛。

当病患出现因过量服用而死亡时，医生们开始认识到吗啡是如此容易成瘾和危险，他们转而处方当时认为比较不会成瘾的替代药品—海洛因。1898年，当时制造海洛因的德国拜耳制药公司开始大力为该产品做广告，声称海洛因是治疗呼吸道疾病的安全医疗药品，甚至还行销到孩童中间。一张在世纪之交的西班牙语广告显示一个母亲正在用汤匙喂其女儿海洛因。

1924年，拥有或制造海洛因被认定是犯罪行为，这使出售海洛因转到了地下。这个政策演变反过来又使得城市中的居民，尤其是黑人和黄种人，对此毒品吸食成瘾。这个时期可以看到美国在对待鸦片类药物成瘾的政策上发生了根本转折，即从原先医学上的治疗转变为法律上的犯罪。

2）1990年代以来美国鸦片药危机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1991年。在此之前，慢性病痛基本上是通过认知行为疗法，这基本上是一种谈话性治疗，它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认识到行为是如何影响思想和感觉，属于心理治疗方法，主要针对一些诸如焦虑症等的心理疾病，医生甚至还用催眠的方法来治疗病痛，但此后因为许多相关专家宣称美国医院对病痛的治疗严重不足而引起医学界的震惊。一项医学研究会的报告将这个时期慢性病痛程度的上升归结于几个因素：病人对解除病痛有更大的期望；老年人口中肌肉与骨骼的失调；日益增多的受伤率和癌症后的存活率；外科手术频率的增加及其复杂性。1995 年，美国疼痛学会主席詹姆斯·坎贝尔（James Campbell） 提出将疼痛列为“第五大生命体征”。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教授特德·西克罗 （Ted Cicro）说，“当时有一股强大的推进性言论，说我们面临着对病痛治疗不足的大问题。鸦片类药物的处方于是从90年代早期到大约2010年之间急剧上升。” 这促使形成了美国规范性的医疗观念和实践的转变。

由于医疗保险公司限制行为性的疼痛疗法，美国生物制药公司觉察到了一个好机遇。最初时，制药上的创新包括持续释放的配方、透皮制剂、喷鼻剂和口服溶解条；医学设备制造公司还开发出一系列新式的调节疼痛的身体植入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亿万富翁萨克勒（Sackler）家族拥有的普渡制药公司（Purdue Pharma）声称其所制造的镇痛药奥斯康定（OxyContin）可以抑制上瘾，在1995年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上市，上市后其销量大幅增加。据纽约客报道，奥斯康定自该年以来产生了大约350亿美元的营收，而萨克勒家族的资产通过该镇痛药的生产已经达到130亿美元，2016年位列福布斯富豪榜上的第19位。

奥斯康定当时能在美国大行其道的主要因素有：第一，制药公司对处方医生再三重申，服用奥斯康定成瘾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几率低于1%，同时也在那些非癌症导致病痛的病患中开始推广使用该药，即使那时还根本缺乏有关上瘾风险和药物益处的实验数据。事实上，奥斯康定唯一有效的成分是羟考酮，这是一种与海洛因相似的成分，因而非常容易上瘾。回顾历史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奥斯康定是造成如今席卷全美国的鸦片类药物滥用危机的始作俑者和罪魁祸首， 因为它既是药物也是毒品；第二，到2000年，慢性病痛的治疗已经发展为一个大产业。此前广泛使用的非鸦片类镇痛剂因其对心血管的危险而从市场上撤退后，由奥斯康定逐渐占领了镇痛药市场；第三，医疗保险公司要求向病患提供能容易得到的、廉价的鸦片药而限制那些较少能成瘾的、更加昂贵的镇痛药物和治疗；第四，奥斯康定因提供了“有效”治疗那些经过手术和罹患癌症的病人的疼痛而受到医生们的欢迎，他们开始频繁地处方并扩展了此药的可得性。有些医疗人员曾报告说，因为一些病人强烈要求得到鸦片药，他们屈服于压力而不是选择替代性的医疗，此外其他的治疗方法通常更加昂贵或不容易取得。还有一小部分内科医生不顾职业道德，在没有充分医疗需求的情况下甚至为一些慢性病如腰痛、关节痛也开出处方。据统计，由医生签发的鸦片药处方从1992年的一亿一千两百万份稳定地增加到2012年的两亿八千两百万份。

上述这些因素被广泛地认为是引起过去三十年中鸦片类药物的消费稳步上升的原因，过量服用、成瘾或死亡的几率也同时上升。一个对生命的威胁是，奥斯康定必须整片吞服，不得掰开、咀嚼或研磨，否则会导致羟考酮的快速释放与潜在致死量的吸收，可以对滥用者造成很大危险。到2004年，奥斯康定成为在美国被滥用的第一位镇痛药物。具有较好医疗保险的、以及去看愿意开出处方的医生门诊的白人，成为此药的主要服用者和滥用者。那些容易得到奥斯康定的、以及大量过剩的鸦片药被倒卖、偷窃或转移用途（将自己的处方赠与他人）的社区是公共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的第一批地方。事实上，从朋友、家庭成员那里得到镇痛药是造成滥用的最普遍的通道。如今在美国，尤其在东部地区，有些抢匪专门抢劫药房的奥斯康定，而不是抢劫现金，已经成为执法单位最头痛的问题之一。

第二阶段始于2010年前后。第一阶段鸦片药处方的急剧上升以及由此导致的滥用与生命的丧失使得各级政府加强了对鸦片类药物的管控，致使处方量从2010后开始下降，较前几年难以取得。不过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因过量服用处方鸦片药而致死的数量在处方量下降以后不跌反升，例如，从2012年至15年，医生为门诊病人开出的鸦片药处方在全国范围内减少了13% （有些地区减少得更多），但是全国范围内过量服用致死的人数在同时期却上升了38%。原因是，很多人此时早已产生了对处方鸦片药的依赖并导致耐药性的上升。既然鸦片药处方不容易取得，他们就转向黑市去寻找新的替代品，那就是海洛因。海洛因是一种更便宜的、更容易得到的并且更强有力的非法鸦片药。使用海洛因在男女两性里、在主要的年龄段里和在所有社会经济群体里都有增加。此后几年，美国海洛因的供应量大大增加，可以用相当于90年代早期三分之一的价格购得这种毒品。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处方鸦片类镇痛药与海洛因交缠在一起。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估计大约有一半注射海洛因的年轻人在滥用处方镇痛药以后转向黑市毒品，同时75%新的海洛因使用者当初也是使用处方镇痛药的。数十年来，海洛因一直是被最经常使用的非法鸦片药。使用者通常是将海洛因直接注射至体内，致使他们容易接触到与注射有关的诸如HIV/AIDS、B型和C型肝炎、皮肤、血流和心脏感染等疾病。2016年，美国有近95万人报告自己在使用海洛因，当然实际使用人数要大大超过这个数目。过量服用海洛因致死的从2002年的2089人增加到2016年的13219人，增辐为533%

第三阶段始于2013年延宕至今。不断扩展且高效的全球供应链、以及各国政府禁止生产非法毒品政策的急剧强化，创造了虽然数量较小但更有药力的产品出现的条件。最近几年来，合成鸦片药中的“新秀”芬太尼 成为危机第三阶段中死亡剧升的主因。芬太尼类药又称“策划药”或 “实验室毒品”，是继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后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此药最初是作为一种强劲的手术麻醉药，同时也被管制着用于减轻像癌症晚期等病症的疼痛。芬太尼价钱便宜，但比海洛因的效力强50倍，比吗啡的效力强100倍，只要服用2毫克就是过量了。但黑市上大部分的芬太尼都是非法销售的，剂量通常都超过2毫克，极其危险和致命，因而有些执法官员将芬太尼标识为“制造型的死亡”。虽然芬太尼可以由医生作为一种镇痛药而开出处方，有关的死亡基本上都是因非法使用而引起的。另外，芬太尼和海洛因最经常地被与其他药物如可卡因或酒精合并使用，大大增加了过量服用的危险。2016年，美国与芬太尼有关的死亡激增，达到因过量服用鸦片药而致死的全部人数的三分之一，超过2万人。

在有药瘾的人和滥用鸦片药的人群中，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觅药”。觅药者常见的做法包括拨打急救电话或在临近医生下班的时间去就医，拒绝正常的检查、检测或转诊，经常“丢失”和篡改处方，不愿提供之前的医疗纪录或与其他治疗医师的联系方式；一言以蔽之，这些人“四处就医”以获得更多的处方。

3）鸦片药泛滥导致的大量死亡震惊美国全社会

2016年，美国疾病防控中心等国家卫生机构公布了滥用鸦片药的严重性：这一年，全美国医疗服务提供者开出了两亿一千四百万份镇痛鸦片药处方，也即每100个有病痛的病患得到了66.5份处方；每五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从基础医疗医生 (Primary Care Doctor) 那里得到了非癌症病痛的长期鸦片药处方；每天有超过1000人因滥用处方鸦片药而接受急诊部的治疗。

2017年是有全面统计数据的最近一年。看看这些令人震惊的真实数字：这一年全美国过量服用药物而致死的人数达70237人，比上一年增加了9.6%，其中因过量服用鸦片药（包括处方鸦片药、海洛因和芬太尼）致死的人数达 47600人，占全部过量服用药物而死亡的67.78%，远远超过了因枪支（39773 人，包括吞枪自杀者）或意外车祸（41000人）导致的死亡，平均每天有超过130人丧命；这个数目也相当于自 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军在伊拉克战争 （4550 死）和阿富汗战争 (2401 死) 中死亡 (共6951 死) 的六倍还多；大量的过早丧生导致了美国人均寿命连续三年的下降；美国政府估计，在未来的十年中，如若任凭这种态势继续，鸦片药在美国的泛滥可以再夺去50万人的生命；

美国疾病防控中心（CDC）估计，美国单单因为处方鸦片药的滥用而造成的全部经济负担即达到每年785亿美元，其中包括高昂的医疗费用、丧失劳动力的经济价值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生产总量的下降、药物成瘾的治疗和犯罪司法等等的开支；鸦片类药物危机也严重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大部分进入美国的海洛因来自于墨西哥罂粟农场，其中八个毒品联盟控制了海洛因的生产和在美国主要城市的运作与发散中心，毒品往往通过美国南部边界走私进入；海洛因还在南美一些国家生产，通过海路和空路偷运入境；此外，大部分进入美国的芬太尼在中国生产，经由墨西哥转运，上述种种都成为美国某些地区持续的社会动乱和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的根本原因。

II．            美国鸦片类药物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解析

1.       鸦片类药物泛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世界性的危机

近年来，鸦片类药物的滥用及其导致的死亡在很多其他国家都有增多的趋势，已经演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大问题。比如在人均服用鸦片药方面仅次于美国的加拿大西部，2015年有13.1%的成年人服用镇痛鸦片药，2016年每天有超过13个病患因过量服用而住院治疗， 该年加拿大宣布有2816例与鸦片药有关的死亡；在欧洲，因滥用鸦片药中毒而住院治疗的人数从2006年的4891例上升到2016年的11660 例；三分之一与鸦片药有关的死亡发生在英国，英国从而获得了“欧洲过量服用鸦片药之首都”的称号；在丹麦、挪威和瑞典这些北欧国家，制药业一直在政府的严格管控之下，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增高，随之而来的是这些国家具有世界上最高比例的非癌症长期病痛，因之对处方鸦片药的需求也显著增加。有关调查和研究发现，在所有三个国家内，奥斯康定的处方都增加了，其中在瑞典，非癌症的门诊病人取得奥斯康定处方的数量自2006年以来增加了三倍多；挪威由于放松了对非癌症病痛的鸦片药处方的限制，在2017年，每八个妇女、每十一个男子中就有一人取得鸦片药的门诊处方，这也直接导致过量服用死亡的增加。与此同时，根据中国政府新近发表的数字，国内吸食和服用鸦片药/毒品的人数为240万，虽然这个数字在有14亿人口的大国内只占总人口的1.7%，政府还是下了大力气打击毒品走私犯罪以及试图扭转鸦片类药物侵蚀越来越多人口的趋势。

2.       美国鸦片类药物危机的族裔、地域、经济和社会的独特性质

美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在鸦片药使用的上升及其产生的社会后果方面有共同之处，但美国是世界上宣布鸦片药泛滥造成了公共健康危机的唯一国家；其处方鸦片药、海洛因和芬太尼发散和流行之广、危机延续时间之长、使用失常人口之大、导致死亡人数之多均是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这也就是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些罕见现象做一全面分析的原因。

从族裔上看，绝大部分过量服用鸦片药的是非西裔（非拉丁裔）的白种美国人。每年这类人占到全部过量服用人数的几乎80%， 非洲裔黑人和西裔美国人各占11%和8%的比例。危机首先爆发在中产阶级白人群体，尤其是介于45-55岁之间的没有大学学位的中年白种男女性群体之间，其中许多人以自艾滋病流行以来还没有看到过的比率死去。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 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 指这种致命地过量服用药物、酗酒以及自杀之间相互联系的倾向为 “绝望的死亡” 。1999年以来，这些因素结合所造成的特定年龄的死亡有非常显著的增长，他/她们平均来说比自己的父母死得还早，这在没有战争的时期是反常的。此外，退伍军人因服军役而饱受慢性病痛的折磨，比一般人有高出一倍的可能性过量服用鸦片药，在与此有关的死亡中占有不成比例的数目。

从地域上看，滥用药物致死的现象最初集中在中西部、阿巴拉契亚山区和新英格兰地区，这里海洛因、芬太尼以及两者参和及泛滥的情形最为严重。到2015年，逐步扩展到全国。在美国疾控中心的网站上，鸦片药处方滥用的现象最为突出地方通常有如下一个或数个特征：小型城市，白人居多的社区，人均牙医和全科医生比例高的社区，以及失业率高和没有医疗保险率高的地方。但滥用鸦片药失常所影响的地区在迅速地变化着，因为像芬太尼这种药物已经在全美国加速扩散。

从源头和原因上看，造成这些地区严重的鸦片药滥用和大面积致死的首推经济原因。鸦片药导致的死亡本质上由社会的动荡所加强，随着所在地区的经济萧条和恶化而上升，是美国几十年来在去工业化、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安全网不断削弱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恶果。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传统工业区受制造业急剧衰退的影响，引发失业率上升、工资水平停滞不前，导致这些地方的持久贫困，人们中间弥漫着普遍的绝望和前途的迷失；这些地区的教育又普遍滞后，低下的教育水平使这里大部分人缺乏适应新工作的技能，从而在社会能动性上几无选择；此外，贫穷地区的制造业对身体的危害性甚高，工作造成的损伤导致长期/慢性的病痛，反过来又潜在地加剧了向下螺旋型的残疾和经济困苦。社会和家庭基因因素的相互作用使人们过早地使用毒品，因此就不难理解这些人力资本处于低水平的县份存在着最高程度的滥用鸦片药的比例。比如在宾夕法尼亚州钢铁工厂大幅削减生产的那些地区，海洛因的使用急剧增加，人们提及经济困苦、社会孤立和求助无门作为吸毒的理由。

专家指出，经济和社会的劣势往往会转化为身体的痛苦。比如911事件后处于焦虑状态的妇女酗酒量大增；2005年卡崔娜飓风后受害民众暴饮暴食显著增加；2012年日本东京大地震后许多人患上低度腰痛。同样，滥用或过量服用鸦片药的人们把药物当作一种短暂地逃避身体和心理的创伤、忘却个人和社区处境的劣势、寻求摆脱孤独、无助和忧郁的避风港和安慰剂的念头密切相关。过度依赖鸦片药是面临复杂的情势而刻意追逐快速和简单化的解决方案的现实反映。凡此种种都是许多缺乏良好教育的美国白人滥用鸦片药和毒品的主要因素。

鸦片药在美国泛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社会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剧升的死亡率导致了在工作年龄的白人劳动力的损失，而那些仍然存活的人要保持正常就业也非常困难。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Alan B. Krueger）发现，那些在最适合工作的年龄内、但不在劳动力队伍中的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每天要服用处方镇痛药来治疗；他估计从1999年到2015年鸦片药的危机使劳动力的参与下降了大约20%；2017年美联署主席珍妮特·耶倫 (Janet Yellen) 在参议院作证时，也把鸦片药的泛滥与壮年时期劳工参与率的下降联系在一起。劳动力参与的下降在那些鸦片药处方增加的县份更为显著，这种情形与苏联崩溃前后几十年中大量工作年龄的白人死亡非常相似，这些苏联人因当时经济安全性的丧失而陷入无节制的酗酒后丧失了性命。

3.        西维吉尼亚州的鸦片药泛滥是这场独具美国特色危机的典型

1）阿巴拉契亚山区/西维吉尼亚州的地域孤立和经济落后状况概述

西维吉尼亚州（West Virginia，以下简称西维州）坐落在美国东部的阿巴拉契亚山区（Appalachian Mountains，以下简称阿巴区）内。该山区系一巨大山系，自纽约州开始，至密西西比州结束，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千万。地域上涵盖了从美国东北的宾夕法尼亚州到西南的阿拉巴马州等十三个州共四百余县，但其他州仅部分位于山区内，只有西维州是完全处在该山区的包围之中。

阿巴区在19世纪因煤炭业、盐业和生铁业的兴盛而能与美国东北部经济并驾齐驱。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区沦为美国联邦政府的扶贫对象。个中原因错综复杂，主要是阿巴区没有经历过美国产业的第二次革命，经济结构调整缓慢；生存农业向商品农业转变滞后；加之居民思想观念保守，文化素质偏低，妨碍了阿巴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最近几十年美国经济的增长是由城市主导的，但因为山系的隔离，这个区域孤立于美国的整体发展之外。这里没有高科技和商业中心城市，最大的城市仅有两个，一个是宾州的匹兹堡（30万人），另一个是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20万人），这两个城市完全无法与诸如工业齐全并是贸易大城的芝加哥、休斯顿以及高科技中心旧金山湾或哥伦比亚特区相提并论。这些特征和致命伤在西维州表现得特别明显。

西维州的总体经济落伍于美国其他地方，尤其是经历了煤矿业的长期衰落后，经济上的各项指标均靠近全美国底部。2017年家庭收入中位数为43469美元，比该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60336美元少16867美元 （少27.96%），在全国50个州中排名倒数第一。过去三十年间全美国的收入上升了37%， 而西维州的收入仅增长了13%；同期全美国最贫穷的1%人口的收入上升了19%， 而西维州相应人口的收入却下降了3%。

西维州一贯被称为“煤矿地带”，采煤、伐木、农业和制造业在西维州的经济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历史上这些行业提供了充足的低技能工作，所以一个家庭的几代人很少有理由去接受长时间的教育。对大多数人而言，有高中文凭甚至更低的教育水平就可以把这些工作干得很好，所以该州仅17%的居民拥有学士学位，这个比例在美国也是最低的。西维州不但不能吸引有高技能知识的工作者，而且那些具有必要技能和训练的人通常搬迁到其他地方去寻找适合自己的高薪工作。

采煤、伐木和制造业的工作都需要强体力，使得工人们很容易受伤。一位叫卡尔·“罗利”沙利文（Carl “Rolly” Sullvan）的医生说，“我们有许多蓝领工人，他们过去在农场、伐木和煤矿里工作，这些工作是容易受伤的”。

采矿的工作证明是滥用鸦片药的爆发点。西维吉尼亚大学教授、美国的痛苦一书的作者约翰·坦普尔 （John Temple）在2015年向查尔斯顿新闻报 （Charleston Gazette）描述了采矿营地的场景：“在采矿营地中，没有许多医生。那里的医生倾向于给矿工们迅速的治疗。他们给工人们鸦片药以镇住他们的病痛以便使他们回到矿井中去，而不是给他们休息或治疗或做那些在事实上可以治愈疼痛的事情”。前述的沙利文医生强调了采矿营地中滥用鸦片药的普遍：“西维州在滥用药物方面很成熟”。当这里的工人受伤以后，他们比其他地区远为经常地得到鸦片药。90年代，沙利文的戒瘾病人中90%属于酗酒类型，而到2016年，他的病人中的绝大多数变成了患鸦片/海洛因药瘾类型的病人了。

过去几十年中，西维州的体力工作不是被淘汰就是在数量上减少了许多。工厂、矿山不断地在消失，就业情况变得非常糟糕，这对那些以前一直非常依赖这些工作的城镇和社区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一份报告，2014到2015年之间西维州是美国就业人员下降最显著的州，丢失了一万九千份工作。采矿业产值原本占该州全部GDP的18%，但美国矿山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统计，这个行业的工作已从1983年的四万一千份下降到了2016年的一万八千份， 与此同时，该州的其他工业也受到同样的或更严重的打击。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该州的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工作自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以来已经分别下降了23%和16%。2016年3月，西维州的失业率位居美国各州的第二位，达6.5%，仅次于阿拉斯加。

在西维州的许多地方，传统工作没有了，同时也没有新的工作取而代之，而且即使有，这里的劳动力也不具有必要的技能去从事新工作。许多人开始在恐惧中生活，不少社区充斥着隔离、孤独、无助和绝望的情绪。西维州一个从事基础医疗的医生马特·卡普 （Matt Cupp）指出，这个州滥用药物的情形随着失业的增加变得更为普遍：“我在这个地区成长。当这里有工作的时候，西维人会竭尽全力。他们会很快地建造一幢房子。但是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许多西维人会转而酗酒、抽烟、吸食非法毒品……，直至下一份工作来临。”2009年一份由阿巴拉契亚地区委员会 (Appalachian Regional Commission) 提出的报告更是直言不讳地承认了这种情况， “低下的教育水平、高企的失业率、和工作有关的受伤与酗酒、使用非法毒品和处方药物密切相关” 。

全国范围内，尤其是西维州内，鸦片药处方急剧上升的一个骇人听闻的后果是，这些镇痛药竟然成了首选的消遣性药物，这是因为鸦片类药物不仅能止痛，还能让使用者产生一种特殊的快感。中国人讲究 “是药三分毒”，能不吃药尽量不吃；美国人却崇尚以药养生、以药健身，经常服用消除疲劳、恢复精力类的药物，并在娱乐消遣中达到高度兴奋，从而丧失了对药品的警惕性，最终发展到成瘾滥用。尤其是老牌镇痛药奥斯康定，该药已被广泛地视为“土海洛因”，在阿巴区和西维州泛滥，使得这一带成为美国最主要的犯罪地区，据估计，80%的犯罪都与人们的药瘾有关。另外，西维州的科米特地方有一个被称为“药丸作坊”的药品商店，在2006年共发放了320万份剂量的氢可酮/扑热息痛（Hydrocodone，一种麻醉类止痛药）给任何懂得向医生诉说病痛的人，从而营业量大增。虽然此后该药店受到政府的打击，导致很多医生和药剂师被捕，但毒品贩子继续从其他州向西维州运送并使黑市上充斥了鸦片药。西维吉尼亚大学疼痛管理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那些受到鸦片药危机打击最重的地区就是南部刚刚垮掉的那些煤矿地区，然后扩散到全州任何一个经济不景气的地区。

知晓了西维吉尼亚州为何成为美国鸦片药危机最严重地区的各种背景之后，具体看一下该州危机的严重状况：

1. 查尔斯顿新闻报引用联邦记录显示，从2007年至2012年，药品批发商向西维州运送了78亿粒氢可酮和羟考酮，而这个时期该州有1728人死于过量服用镇痛药；2016年在西维州每10个小时就有一人死于过量服用药物；根据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的报告， 2017年，西维州的医疗人员为每100个西维州人开出81.3个鸦片药处方，而美国平均处方数为每百人58.7个；

2.  2018年，西维州的全州人口为一百八十万六千人，在全国各州人口中占第38位，但该州却有每年增加的、并且是美国最高的与鸦片药有关的过量致死的比例。2017年该州发生了833起过量服用鸦片药而导致的死亡，这相当于每十万人中发生49.6人死亡，比其2010年的死亡率高出一倍，比全国最低死亡率的夏威夷州（3.4/10万）高出14倍多，还大大高出死亡率占第二位的俄亥俄州 （39/10万），这个数据也是全国平均每十万人服药致死14. 6人比例的三倍以上；

3. 合成鸦片药芬太尼与死亡人数的剧增密切相关。2014年芬太尼造成西维州122人死亡，2017年猛增至618人；与海洛因有关的死亡也在同期内显著上升，从163例增至244例。

4. 西维州是美国各州中因鸦片药危机而遭受到最高人均经济损失的一个州。2018年3月美国企业研究所将西维州与鸦片药有关的经济代价列为人均4378美元，位居美国各州第一位，该州在应对由鸦片药引起的各种问题上消耗了该州GDP的12.03%；此外，西维州经济最萧条、鸦片药危机最严重的西南部县份的平均寿命要比这个国家最长寿的县份少了足足20年。（上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