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一個當年選擇離開這塊土地的人，幾乎都有不一樣的人生經歷乃至悲歡離合的淒涼故事，如同列夫·托爾斯泰所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十年前，我認識一對從台灣到美國定居的夫妻，當時只知道，夫妻倆都是當年從台大畢業後，來到美國讀研究生然後留在了美國，趕上美國經濟繁榮的周期，他們在美國安居置業養育子女，過上了舒適而又平靜的美式生活。原本這也是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所奢望的。

直到在一次偶然的交談中，我才知道這對夫妻並不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他們的父輩都是當年從大陸逃離出去的，女方父母的經歷更是令人感慨唏噓！她的父母原本都是在南方長大，成年後讀完師範在一所中學教書，祖父在南方國民政府中擔任警察要職，1949年時，她的父母已經有了4個孩子，最大的孩子剛好上小學，她的父母在那年八月到達香港，打算找好落腳的地方再回去接4個孩子出來。

沒想到落腳的地方還沒有找好，百萬大軍就挺進了南粵，她的父母再也不敢從香港返回內地，因為她的祖父解放只有二十多天就被鎮壓了，4個孩子只有上小學的大哥在好心人照看下得以存活。悲痛絕望的父母從香港輾轉到了台灣，幾年後，才生下了她這個女兒。直到她成年，她的父母都不知道4個孩子在內地是死是活，父母從小叮囑她，好好讀書，長大了一定要離開台灣到美國去。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歲月，對於一個人來說，選擇去留是多麼重要，有時候看似偶然或者是無奈的選擇，很可能就決定了你的命運或者說改變了你的命運。當年，有一個在廣州做生意的四川人，得到了二張去台灣的船票，但有人用N多根金條換走了那二張船票，這個生意人滿心歡喜帶着金條返回四川，在路經廣西時遭到截查，因說不清金條來歷最終丟了小命，或許直到死，這個生意人也不明白那二張去台灣的船票，對他來說意味着什麼？

國共內戰從大陸逃離到台灣的人多達200萬，《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書對此有過全景式的描述，該書向世人展現了1949年庶民渡海遷台的畫卷，裡面由無數個人和家庭組成，譜寫了一部罕見的近代“南渡”史。在書中，作者滿懷深情地描述了她的父母槐生和美君千辛萬苦，萬里漂泊到台灣的故事；也寫了一系列當年的小人物，在60年前背井離鄉、生離死別、逃難、跨海、落地生根於台灣的故事。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複雜，場面宏大：從1949年200萬大陸人渡海遷台，再到二戰時期的德、俄戰場和南太平洋戰場；從“白色恐怖”對“外省人”的殘酷迫害，到“本省人”對“祖國軍”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亞細亞孤兒”的悲情。全書有家有國，以個人和家族的變遷，來折射時代和國家的大勢走向對個人命運的影響。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觀，穿透被宏大話語總結、歸納的歷史，從中還原一條條鮮活的生命，尋求其中的意義和價值。

該書不僅是寫給台灣人看的，也是寫給大陸人和所有流落在海外的華人看的，全書反思了國民政府大失敗而引發的群體大遷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致敬”。書中描述了被意識形態宏大話語長期遮蔽的一個個歷史場景，討論了一系列重大的歷史事件和歷史問題，重點敘述那些在內戰中的犧牲者以及從大陸逃往台灣的人，他們曾經意氣風發，風華正茂，有的人被國家感動，被理想激勵，有的人被貧窮所迫，被境遇所壓，他們被帶往戰場，凍餒於荒野，暴屍於溝渠。時代的鐵輪，碾過他們的身驅。那烽火中倖存下來的，也是一生動盪萬里飄零。

選擇往往決定命運。在1949年，是選擇南渡還是北歸；如同現在選擇牆內還是牆外，不管是肉身，還是財產，不同的選擇註定了不同的命運。這種選擇的機會不是隨時都有，基本上30年一次，大多數人一輩子只有一次選擇的機會。國家的一個小拐彎，或許就是一個人的一生。歷史告訴我們：在任何時代，在一秒鐘內看到本質的人，和花半輩子看不清的人，命運自然是大不一樣。《阿甘正傳》裡的阿甘說，“你若遇上麻煩，不要逞強，你就跑，遠遠跑開。”

                                              二

英國在香港殖民百年，把一個荒涼的漁村變成繁華的國際化大都市，在過去漫長的一個時期，香港一直是大陸人的天堂，那個遮雨避雨的百年港灣，曾經接納庇護了成千上萬的大陸逃難者。僅以深圳為例，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記載的“逃港”人次就多達56.5萬。深圳歷史上有過四次大規模逃港潮，時間分別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

實際上，更遠至1949年前後，就有過此起彼伏大規模逃港潮，許多大陸人的命運因此而發生改變。據《香港年報》記載，上世紀50年代初，就有超過75萬內地人湧入香港。1952年，32歲的張愛玲，隻身在烈日下走過了寶安縣羅湖橋，來到香港。在她身後，上海公寓裡的流言與傳奇，被鋪天蓋地的標語和口號湮沒，她的身影則在他鄉漸行漸遠。

當年上海灘的風雲人物杜月笙去了香港，高層給他寫信並派章士釗去香港勸說，要他回上海共謀新社會發展大計，杜月笙最終婉拒了，因為他在港報上看到了一張黃金榮掃大街的照片。那一年，黃金榮已經83歲了。香港政商大佬們的父輩，大多出自杜月笙門下。董浩雲其子董建華出任香港首任特首；徐大統從上海追隨杜月笙到香港，其女范徐麗泰出任過香港立法會主席；杜月笙的最後一個門生吳紹麟，其子吳光正是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兼九龍倉集團主席。

這些從大陸逃到香港的難民，成為香港源源不斷的經濟增長動力。從產業工人到上市公司老闆，從報紙創辦人到工會領袖，他們締造了現代香港的繁榮和進步。不同的社會制度，讓人們的創造力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有人統計，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連著名作家倪匡、“樂壇教父”羅文、“金牌編劇”梁立人等文化精英，都是所謂的逃港者。

新政權建立後，能夠從大陸逃離出來的人，多是廣東人。從1951年到1980年，有多少大陸人以偷渡的形式從廣東進入香港，並沒有準確的統計，上個世紀60至70年代，偷渡逃港成了廣東人的唯一出路，從城市到鄉村，從孩童到老人，冒着生命危險，或爬火車，或乘小船，或隻身泅水，不顧一切，向着香港奔去。

曾有老人回憶，那個時代的廣州，群眾常常自發去珠江練習游泳，目的就是為了日後逃離時用得上。由於大量外逃，深圳許多村莊都“十室九空”。 1971年，寶安縣公安局給上級的《年終匯報提綱》裡寫道，大望前、馬料河、恩上、牛頸窩、鹿嘴、大水坑等許多村莊都變成了“無人村”，有個村子逃得只剩下一個瘸子。

香港皇家警察尉遲信目睹了這一景象：“在35公里的邊境線上，成千上萬的人由中國那邊走向邊界，活像一條條大蛇從‘中國高山’（梧桐山）蜿蜒而下。黃昏時分，已經有一大群人聚集，他們把自己組織成四五人並肩一列的隊伍，然後在本地民兵的護送下，推倒柵欄，走過來了。大多數是二三十歲的農民，也有老婦人和兒童。他們全都衣衫襤褸、垂頭喪氣、筋疲力盡，大多數人像是十分飢餓的。”

30多年前深圳市羅湖區一家港資大酒店開業，慶典開頭很正常，到了港資老闆致辭的時候，情況發生了變化。站在台上的港資老闆，在念了一半的歡迎詞後，捧着演講稿嚎啕大哭起來。台下一片寂靜，人們望着這個失態的港資老闆。港資老闆稍微冷靜了一下，突然用腳蹬了蹬鋪着嶄新紅地毯的地面，哽咽着說：“我的父親……20多年前，就在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背着我，已經快到河邊了，一顆子彈打來……”

當年對偷渡逃離者的打擊異常嚴厲，凡是沒有合法手續逃離大陸前往香港，都會被視為“叛國投敵”，一旦抓到就會有牢獄之災。而邊防部隊遇到不聽命令的偷渡逃離者可以隨時開槍，許多偷渡逃離者被打死在灘涂上和樹林裡。這種風險極大的逃港潮，還催生了一個悲催的職業——“拉屍行”。“拉屍行”鼎盛時期，在深圳活躍着200多個“拉屍佬”。上世紀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經規定，“拉屍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屍體，就可以憑證明到蛇口公社領取勞務費15元。媒體曾經採訪過一個當年的“拉屍佬”，這個老人說，最多的一天，他從公社領到了750元。

一個時代特別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每個人其實都面臨着艱難的抉擇，所走的路往往又決定了不同的人生命運和最終結局。在一個大變革的時代，真正能夠自主抉擇的人往往少之又少，芸芸眾生都是在隨波逐流，所謂的梟雄更是鳳毛麟角，絕大多數人都不過是大變革時代的追隨者或背判者。

                                           三

當今的中國，其實又處於一個大變革的前夜，許多人都在迷茫中不知道向何處去？儘管中國經濟看上去仍然繁花似錦，但背後的真相乃至未來的結局己經讓許多人產生警覺，在一片叫好聲中有一批人不聲不響的遠走異國，更有一批人正在申辦或考慮移民甚至把大量財產金錢轉移到境外。

媒體和網絡熱炒國人移民海外的新聞，不僅富人成群結隊的向海外移民，連許多打工一族也將辛辛苦苦積攢起來的錢送給移民機構，或者直接把子女送往國外留學並尋求海外居留權。用腳投票或許是國人在危難之際最明智的選擇，當暴風雨來臨，留一條安全的退路，不至於坐以待斃。

上世紀40年代末，包括一大批資本家和社會賢達以及知識分子在一片喧囂聲中選擇逃離，而還有一大批可以走的人被眼前的幻象所迷惑，堅持留了下來，結果受盡屈辱在驚恐中惶惶不可終日甚至不得善終，那些苟活下來的知識分子幾乎喪失了風骨和尊嚴。看一個人是不是明智，就看在決定自身生死的關頭，是否有足夠的洞察力和決斷力來保全自身的安危。

季羨林生前曾回憶說，胡適當年到南京後曾安排專機到北平，點名要接走幾位知名的學界泰斗，胡適還親自到南京機場恭候。飛機返航，艙門拉開，胡適滿懷希望要同老朋友會面，然而除了一兩位以外，胡適想接的學界泰斗大多都沒有走出機艙，胡適當時大哭一場。

胡適之哭，有人說乃千古一哭！如同傅斯年當年的一聲長嘆，也曾被稱之為千古一嘆！以後北平的種種變遷可謂物是人非，足以證明民國時期這兩位知識精英的一哭一嘆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在所謂的冥冥之中，學貫中西的胡適和傅斯年或許已經預測到，一個不同的時代，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命運，不同的歸宿。能夠感知未來的人或許才能避開一場又一場的浩劫和苦難。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很多財富精英和知識精英選擇移民，給這個社會敲響了警鐘，當所謂的財富精英和知識精英紛紛逃離，愚昧和迷信將持續籠罩着這片土地。如果不願隨波逐流，選擇獨善其身離開是明智之舉，散居海外的數千萬華裔僑胞就是這個民族苦難歷程的縮影。

《2019 年全球財富遷移報告》顯示2018年大國移民海外富豪人數再破紀錄：1.5萬富豪移民！比上一年的1萬人增長50%。比第二名的俄羅斯高出一倍。占到全球富豪移民人數的13.9%，排名第一。富豪對移民國的價值判斷統一：良好的生存環境以及健全的法律體系和安全的資產管理。大國富豪最青睞的移民國家依然還是美國和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出現這種逃離現象的確值得玩味，這個能夠揮灑金錢移民海外的龐大群體，本應該感謝這個社會並且繼續留下來建設這個社會，是這個社會給了他們在西方不會有的暴富捷徑和快速的財富積累。縱觀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比大國更容易賺錢。令人疑惑的是，這些人為什麼還要不惜一切代價選擇逃離，其背後隱含着什麼真實原因，這個社會是否對此有過反思？

富豪的去向對經濟乃至世界格局或將產生重大影響。有關大國頂級富豪的移民路徑和資金走向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中國經營報》曾報道，2018年，在香港上市的的內地企業將285億美元資產轉移到了國外。2018年11月20日至12月31日，僅僅一個多月，龍湖集團董事長吳亞軍、達利食品董事長許世輝以及周黑鴨實控人唐建芳就將超過170億美元（約合1148億人民幣）的財富轉入了離岸信託。

六年前，叢日雲教授在法大畢業典禮上的講話不脛而走，其中一句：“xx走了一段彎路，對你來說，就是毀了一生”。如今輪到企業家春江水暖，大佬們一地雞毛，有人終於悟到了：於歷史或許只是一個微小轉身，但於企業於個人，則是一代乃至幾代人的不歸。面對一些小人物被命運所裹挾的無奈處境，那個寫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作家感慨：“一滴水，怎麼會知道洪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