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ye on competition with same rules to solidify economic fundamentals of the backbone of mutual coexistence framework       

着眼于采用相同规则进行竞争，以巩固相互共存框架骨干的经济基础

  进入岁末，美欧的主要媒体“纽约时报”和BBC（英国广播公司）再次议论起“新一轮冷战”。无独有偶，隔着太平洋的北京官媒“环球时报”也同时聚焦这一话题。当然，各自作者的立论点互有偏重。一说当下美、中在贸易和科技的争锋类似当年的冷战，似乎要找到一个外部敌人以消除内部的极化纷争而配置资源应对；一是论证目下的情况异于往日同前苏联的军事角力和对关联国家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担忧，非武力的竞争局限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因此尚未进入冷战，而且中国的近期目标仅为地区主宰而非全球霸权，它本身仍然是美国主宰秩序下的受益者。大洋彼岸的口气是避开指向握权者竭力要维护的中国的执政党及其推行的国家制度的“新冷战”、“脱钩”、“文明冲突”等的辞锋，因此着眼美、中两国的互动模式，以周旋策略既维护自我核心利益，又让彼方对着干的冷战图谋落空，使中方“笑到最后”。

   角力和旁察的各方不管是否认可又一轮冷战来临，观察的切入和展开却不约而同地循求惯常的思路，即看地缘政治的势分和全球实力的基面，也就是从武力对比和在既存全球秩序和规则大局中的占位消长、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对立作出评估判断。各方也看到了目前的激争集中表现在经济和科技层面的现象，许多评论将之不无形象地描述为守成的第一经济体大国与实力日益接近的新兴第二经济体大国的“老大”与“老二”之争。

   从实力正在接近、争斗激烈的表层现象看，似乎当下的美中两国在演绎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大国盛衰兴替的新一幕。但是如果放在一个不同于当年美苏割裂的东西两大阵营、日趋融为一体的全球经济体系的背景下审视，伴随数十年经济快速成长、实力倍增的中国并未置身这同一体系之外，而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方式带入其中，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最终决定和支撑军事和政治影响力的国与国之间长期经济力消长的基本面、具有了可以动摇这个竞争市场体系基础的不能忽视的能力。

   这份已经累积到足以动摇所有市场国家栖身其中的体系的能力和扶植它产生壮大的一整套方式，才是市场体系及其规则的参与和维护国群体的核心关切和焦虑。美国是这个群体维持既存秩序的领头羊，也只有它还具备阻止中国这份摇撼能力和纠正它这些另类规则做法的实力。美国目前的出手，是维护切身利益的自利行为，同时带着维系市场体系开放和确保在同规则下公平竞争的他利溢出效应。各方人士不乏被时代潮流触动的感觉，却难以一眼窥见这个时代现象的实质，于是只能沿袭陈观将其称为“冷战”和“文明冲突”云云。

变同规则下逐利竞争为挪利扭曲市场改换规则

  当代中国如何培育集聚起这样一份足以摇撼国际既存体系及其规则的能力？简而言之，它从自外于市场经济到功利化接纳利用这个体系，并在接受及参与的过程中，变开放市场的同规则下竞争逐利的“利”和“同规”普行双原则、为挪利扭曲市场改换规则行不公平竞争的“惟利”和“非同规”的替代双原则。

   通过以国家之力集配资源（投资）和财力（补贴），造成价格和资源配置在市场中被扭曲，人工构造短期近利或不计成本的“优势”进而改变和占取市场份额；在这个过程中依然讲“利”，但将“同规则”下竞争悄悄换为采行另类规则的不公平竞争。如此集腋成裘，供给的产业链被吸引，产出的市场份额被移占，代表竞争力的新技术产业有可能被先声夺人。长此以往，经济力的基本面将被重塑，它所支撑的各国既存共处框架和秩序以及军力等不得不因应改变，确保全球长期繁荣所依赖的市场体系的效率（来自充分竞争创新）、竞争（基于平权参与和公正一律）和公平（规则同一）被潜移默化削弱乃至消失。这是这份潜能和将之蓄积壮大的“特色”竞争方式描绘的可能图景，目前不过初露端倪。

   这样颠覆性的场景何以有实际达成的可能性？答案在三条。一是选择另途的坚决意志，一是体量，一是改规则采非对抗的偷换。

   所有以得到被治者同意之外的各种方法而成为执政者的固有焦虑是一样的，即竭尽所能维持这份以非常手段得来的既得利益。中国的当下执权者除了这份既得利益，还有他们取得并维护政权的暴力途径的恐惧负担和中国作为中央集权大国沿袭历史路径依赖的包袱。利益和手段权衡之下，他们当然选定与合法性规则不同的“特色”道路即集权和以自我意志挟持民众的方式执权。这种选择出于他们的利益所在，但同时这些执权者实事求是，并不采取脱离实际、实行与历史主流冲突的自毁式方式统治和与他国交往。这是他们能够在既存国际秩序中立足的原因，不过也同时带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无视同类价值律守（或者说采行另类价值律守）的特点。他人对此不得不加深认识并认真应对。

   必须区别全体中国民众和中国的当下执权集团。但是由于上述所说执政集团取得政权的途径和中国作为一统国家的历史延续，中国的巨大人口、广袤领土、丰富资源是在这个执政集团的现实控制之下。作个不确切的比喻，这是一个超级大国量度的独一国有公司，任何跨国公司甚至几乎所有国家在它的体量面前都相形见拙。经济和市场讲究量度。以这样的尺度，确实具备摇撼既存的国际共处框架秩序和规则的实际能力。

   既择另途，又具备颠覆既存秩序的实际潜在能力，但避免冲突、采用暗渡陈仓的手法偷换规则，是中国执权者的一个妙招。壮大实力、改换基本面的举措都借靠或至少利用市场体系，贸易、交往、竞争种种行为似乎都寻常无异，但行事中功利性地只言利而我行我素循另规，或巧妙地利用规则漏洞，或干脆以体量大谁奈我何的态度拖延磨蹭，终致既存体系出现被摇撼的裂痕。另外，在他们所挟持控制的巨大人口和市场蕴含的无限商机面前，以利交换另行规则是永远的诱惑。

垄断性竞争的大国升级版

   谈论市场，自然熟悉竞争；说到竞争，当然不会不知道垄断性竞争。十九世纪的美国就有石油行业企业以利益交换和回扣竞价及贿赂等策略影响价格、最终以规模压价或利诱消除对手的一系列扭曲市场的垄断手法赢得竞争的洛克菲勒案例。那是局限于少数企业、最多在一个具体行业门类改变开放市场惯例的触目惊心的历史事实，现在中国执权者引为独具优势的自创道路模式，性质与当年的托拉斯作为如出一辙，不过在规模和范围的层面将它一步扩张至几无匹敌的大国乃至超级大国升级版。这种震撼，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

   梳理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事实：

   为追赶而盲目投资造成的多行业过剩产能，比如在钢铁、水泥等部门；

   为倾销过剩产能同时另塑世界市场的“一带一路”战略，以投资和债务为利饵换取布局先机；

   以行政壁垒保护国内市场比如金融、通讯、互联网等行业；

   通过介乎正当和非正当模糊界缘的借鉴、暗窃手法或以市场换技术的附加限制条件获得前沿新科技，弥补国家控制下的先天创新不足；同时通过大范围的复制和推广获得规模效应，抵消垄断国企的固有低效；

   以国家补贴抢占新兴科技产业高地，比如新能源、芯片研制、航空航天、超级计算机等；

   借助国家财力隐身工商实体背后不惜代价并购海外企业获得急需的高科技；

   国有资本用融资便利和低价资本的优惠，支持关键领域的企业竞占市场份额以获得优势，比如华为在海外电讯行业的扩张；

   利用劳动者缺乏保障的不充分权利态势和社会欠缺对环境保护的立法监督和公众监督，维持低成本取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借WTO（世贸组织）规则打擦边球，享受优惠但不兑现入世承诺。

   这里可以观察到许多一一对应的扬长避短举措：借、窃弥补创新不足；规模复制推广医治低效痼疾；壁垒保护国企竞争劣势；以不断的集配资源覆盖先前的错配即过剩产能损失；用不计成本的补贴或国家资本和财力提供的优惠与他人竞争而不论公平与否；民众权利和应享福祉的欠缺以及法制和公民社会的不完善，不被列为改进的优先选项，反而成为民众吞下酸楚的低成本优势。诸类举措不可谓不实事求是求“逐利”竞胜，但市场竞争之不可分割双要求的另一半“同规则”，似乎从来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历史昭示我们，一个企业或一个行业的局部垄断竞争曾带来怎样的扭曲市场的恶果，那么如此无以复加的大国升级版的垄断性竞争能造成什么样的结局，已经不言而喻。

迥异的行为准则和信念是症结所在

   日本和东亚国家在二十世纪中叶有过国家主导参与的现代化赶超战略，或者十九世纪末的德国也曾有某些类似的举措。德、日国力迅速攀升的时候，国际间同样出现过对实力对垒洗牌的忧虑和议论，但都着眼在具体的国力排序的位置变化上，并没有因国力变化引致基本面摇撼带来的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疑惧感和无从信任的不安。或许这是缘于中国经济近年已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左右并在继续上升？但日本经济在最盛期占美国经济总量的约百分之七十，高过这个比例。看来体量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量度，但对竞争基于不一样的行为准则和奉行截然不同的信念的晚到的认知，才能诠释为什么会有目前这场并非冷战的经济力竞争的挑战和应战，及其背后的疑惧和不安。

   采取另类规则加上不成比例的体量，如此竞争带来现实的可能使市场经济体系长期经济力的基本面潜移默化乃至被颠覆，从而导致维系这种经济基本面的共处框架和秩序规则不得不跟着改变。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现代国际间各国共处的框架，肇始于作为十七世纪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果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它以各国具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的主权包括各择宗教为出发点，由此遵循国与国并存的行为准则。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会议体系在扩大与会国范围和建立均势方面沿着并存的准则加强改善了这个框架的设置。主权、宗教自由、政治实体并存等准则并非在近四百年前突然冒出，而是由日耳曼族权利传统及其衍生的中世纪基于权利和义务缔约的封建实体一路演变，同时成功嫁接外来基督教众生平等和所有人在上帝之下的共识认同、规模共处的罗马政制楷模、以及通过罗马传承的希腊观念凝聚铸造。这里不展开追述，只是点明这个既存秩序建立和延续所立基的准则是：并存。直白地说，是“我活也让你活”。

   身处西方的人通过对前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得出的经验，一般也将之移植于对中国当前执权者的认识。在将少数人意志强加于他人并使用暴力挟持控制整个社会这一点上，两者的执权方式是相似的，但是在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面对时代核心关切、尝试利于统治者最大利益有效方案的反复历练，执权者孕育出别一种行事准则。这里说的那个核心关切就是反复出现的社会混乱失序。 万邦共主旧习，先后有商代夏、周代商，周公旦改成宗亲（同姓）分封，希图以亲情永固江山之序。但诸侯坐大，礼崩乐坏复乱。列国纷争，王侯启用依附的智识者变法各图强，秦扫六合成一统。以后的汉至明清各朝屡屡验证，以（武）力决胜成为建立和维护政权的铁律。除了执权上层，成王败寇观念也得到下层民间的体认，以“宁有种乎”参与王位的争夺以及被动接受任何胜出者的统治。这里不去探讨获得权力者通过取消所有人包括诸侯贵族的权利铲除任何挑战可能（废封建郡县一统）、握权者自代天威在一切人之上（君权天授）、聘代理人而不允各握权利者分治的规模管理（科举选拔）的组合实现免乱息争，从而维护长久掌权的自我最大利益、同时也给社会提供相对安定和平溢出效应的实效及其曾经的历史进步意义，也不细究这种自上而下、事无巨细的控制与市场体系持续繁荣（需求和供给）必不可少的平权参与（基于权利的人人自择并通过契约关联）、同规则下的公平竞争（带来创新和效率）和在一切人之上的法制（公义下的共处）等基本要求相悖带来的不合时宜，暂且只聚焦沿这一历史路径汰选形成的立序准则：力胜。同样直白地说，是“你死我活”。

   我活也让你活，暗含上下之限：自守对无人能例外的在上公律的不可违和戒惧对他人不可为底线的逾越。相比之下，你死我活，则明示存己灭他是惟一依归，为此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原来，并存和死活之争以及在它们背后各为支撑的信念可以如此不同。

   中国当下执权集团昔年以武力而非合法方式推翻前任政府、夺取并严控政权，如今在国际事务包括经济竞争中坚持不与通行规则为伍，是对这种截然不同信念的真实诠释。 

同规并存互容的应对之策

   这是一方以论存亡、求取代而行不择手段的相争。综观操行者对这种行事准则和信念的执着坚持和他们掌控的巨大经济体量，确实存在潜移默化变换全盘规则的现实可能。若改换规则得逞，价格和资源配置扭曲，开放的公平竞争不再，创新和效率渐失，增生持续繁荣的市场基本面将被侵蚀，以经济力作为支撑的实力格局包括军力等会随之变化重组。

   这不是可以放在桌面上让大多数人赞同接受的公平规则。因此这样的改换规则之路不通，也不能让其行得通，因为它的得益，必以多数他人的折损为代价。

   公平而让各方都能接受的在竞争下共处，必然要采取同一规则（明确同样的可为和不可为，摒弃不择手段），并存互容。

   如何做其实简单可行。

   一是公平对等。正向的利惠互报和负面的遏阻戒惩缺一不可，以现实世界中的每一利益互动告诉对方什么是通行的共循规则，什么是不可接受的损人益己做法。

   针对举国体制行为，例如巨额补贴、规模推广获取的他人新技术以弥补创新缺乏和低效、或偏置资源扭曲市场夺占份额，必须明申在市场中同规透明，曝露所作所为赢得公断，落实可行机制来查核、执行以防止违规，同时具备对违规的限制、惩罚措施。

   针对内外有别，对国内市场以行政壁垒或不均等的关税加以保护，必须径求公平，共同向零关税、零壁垒靠近。若借故拖延、回避或不从，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迫其知痛而改。

   针对实行汇率和资本管控，必须要求共同明确趋向市场决定的目标，促使建立可查核、能执行的不可逆减少管制的机制程序。

   针对以开放市场换取转让技术的做法，必须要求明令禁止此类不符合通行规则的“规则”。对不合法的“借”、“窃”他人创新技术的行径，必须依法保护知识产权，显著增加和加强督核的机制和手段，迫使违规者守法。若依凭所控国内市场的体量作为筹码吸引投资，那么促使产业链转移他处，削弱它的讨价还价能力。

   二是以同理对己对人。并存的准则和信念源自人人拥有不可侵犯的自主选择和与生俱来的当然权利、并且认可他人的同等权利即不允许任何对他人的强制和意志强加。自主选择的所有人遵守相同规则，亦即同一法在一切人之上。法人团体或共处体（国家）随循同理。

   国家间主权互不干涉，无疑是既存国际共处体系的基石之一，但主权的得来，依凭具主权的共处体（国家）内所有权利人的授权才构成合法性基础。这个合法与否的实际裁决，只能由一国内部的民众判定，不过通行的道理可以分享同识，他人可以帮助信息不畅通的人们知晓。

   针对一面享受他国一视同仁的市场开放得利、一面以国家力量控制国内市场换取投资和技术等的做法，有必要促使产业链以及外来资本从其国内市场向他处的转移，让如此行为者尝到非对等不公平做法的后果。

   针对因劳动者缺乏权利保障和议价权造成的低成本优势，坚持信息透明，让信息受限制的人们知道同样的事实，作为对他们作出自我决定、争取同等权利的帮助。

   针对执权者以自我意志统领和支配所控资源和人力，必须将个人与具体作为挂钩。对侵犯人权或与国家安全关涉者在他们与外部世界交往时加以审查和限制，使他们顾及己利，在行事时有所顾忌，从而削弱执权者自上而下贯彻控制的成效。

   公平对等和同理对己对人，旨在维护开放市场的规则和公平的竞争，以保证全球经济体系的持久繁荣和与这个体系合拍的各国共处框架的存续演进。笃信并存，以同样的上不违、下不为信念律己待人，并不排除任何参与者，只是要求在同一体系内的所有成员在竞争时遵行同样的规则。作为隐然挑战一方的（在执权者控制下的）中国依然置身于全球经济体系之内而不是公然对抗，这仍然具有更多的正面意义。问题在它一味坚持与众不同的行事方式和信念。到底是不同的规则最终造成体系改变性质使繁荣落空或南辕北辙各奔东西，还是维系全球体系，回归同一规则下的公平竞争，就是这个历史回合在经济层面的挑战和应对的意义所在。已有的和将有的政治和军事层面的种种折冲博弈，不管被人称作“新冷战”、“文明冲突”还是“脱钩”，应该都是发散的涟漪效应。人们尽可以命名并作各种棋盘推演和分析，但根由要在最终决定和支撑军事和政治影响力的国家间长期经济力角逐的基本面寻找。